清明上河图传奇神品的身世谜团

　　At 3：45 am，12th October 2015，the final visitor left 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in Beijing’s Palace Museum. The Precious Collection of the Stone Moat： The Collection closed and the staff finally had a good sleep. Since the opening of this special exhibition， each member of staff at the Hall of Martial Valor had been working till midnight everyday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every visitor， most of whom came for one artwork only -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展览让古稀老人不辞辛苦，凌晨即来排队；而少年睡眼惺忪，待看完最后一眼，依依不舍而去。笔者也不能免俗，在深秋的晨曦中排队观展。寒露已过，冷风彻骨，从东方既白排到正午阳光，逾四个小时，方一睹为快。

　　这个展览展出了一个多月，观众甚多，因此坊间流行出三大关于故宫的热词“故宫跑”“故宫排”“排队三要素”。制订参观攻略，从午门，绕过熙和门，直达武英殿，衍生出了“故宫跑”；观众排队时间由两个小时逐渐延长至九个小时，产生了“故宫排”；随着排队时间长度的增加，派生出排队三要素“马扎、饼干、水”。

　　展览最后一天，2015年10月12日凌晨3点45分，故宫博物院武英殿送走了最后一位观众。工作人员长出了一口气。故宫石渠宝笈特展一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此展开展以来，武英殿展厅的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加班至深夜，以便让最后一名观众如愿。而在诸多国宝级展品之中，大多数观众都是为了看一幅作品而来，即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脱颖而出的名作

　　无论是大众怀着“到此一游”的盲从心态，还是艺术研究人员或爱好者的专业需要，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故宫武英殿展厅的《清明上河图》。此画具有非常高的历史文献价值、艺术价值，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心目中的神品。

　　北宋宣和年间，画家主要分为职业画家、宫廷画家与士大夫，绘画的题材内容得到前所未有地扩展，画家们的目光所及，从皇戚贵胄、神佛释道人物，扩展至市井民俗、百姓日常。比如，北宋初期，画家高元亨善画京师车马、夜市，燕文贵曾经画《七夕夜市图》《舶船渡海图》，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京都汴梁的市井风物及汴河两岸的繁荣城市风光；亦有画家冯清，以画骆驼见长，蔡润善画船只，支选善画舟车及酒楼等。画家们关心世俗风情，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化使得审美趣味倾向于市民的需求，风俗画蔚然成风。

　　在众多的风俗画中，《清明上河图》脱颖而出，成为藏家趋之若鹜的名品，与它的形制、规模和艺术价值密不可分。《清明上河图》宽25.2厘米，长528.7厘米，在长达5米多的绢本上，据杨仁恺《中国书画》记载“全卷总计人物五百余，牲畜五十余，船只、车轿各二十余，安排得有条不紊，各得其所，繁而有序”。关于数量，作家冶文彪认为“绘制824个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73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九艘”。两者描述上面的人物相差三百余，令人咋舌！此画人物浩繁，微小如豆，五官表情仍能分辨，笔触细腻如丝，力道深厚。至于屋舍酒肆之内所掩之人，或一眼一手，数量的误差在所难免，但差距如此之大，尚不足信；更有人认为，“画中1180人”，则不足为凭。窃以为以500余人为准。

　　画作内容由初春城郊进入，视觉缓缓移入汴河两岸风光，行至虹桥，进入高潮。桥上官家相遇，互不相让，剑拔弩张；桥下两船即将相撞，情况危急，人人惊慌失措，呼叫之声涌出画面，人声鼎沸，纤夫、舵手、行船之人、路人，神态迥异，共同出谋划策，同舟共济，共渡险关；之后转入市井街道，商铺林立，经商贸易，勾栏瓦舍，热闹非凡，凸显出都市的繁荣景象，是《京东梦华录》《汴都赋》的一一对照绘画呈现，真实地记录了12世纪中国北宋都城汴梁的一派繁华，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文献价值。

　　张择端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构图，全知全能的视角，有选择、有创造地截取了主宰城市经济命脉的汴河两岸的典型风光。移步换景，画面气氛由平淡至高潮，再转至热闹、静并绵延开去，笔墨未尽，意境绵长，宛如一首都市叙事诗，起承转合，曲折有致地展示了汴梁城郊及都市生活的风貌。作品淡墨设色，典雅细腻，笔力虬劲，老辣干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人物形貌各异，舟车市桥比例准确。即使二十几匹牲畜，也随着画面情节的展开，各具神情，纤毫毕现，笔底功力相当深厚，不同于普通的界画（中国画技法名，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故名界画）。金张著题跋曾记载他“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相比于当时并不受到重视的界画题材而言，《清明上河图》独出机纾，自成一家。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中所评，《清明上河图》与张择端的另一幅作品《西湖争标图》被选入神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未解的谜团

　　《清明上河图》并未落款，作者是谁？从画后第一幅题跋金人张著的记载得知：“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作者张择端曾供职于北宋翰林画院，山东诸城人。自幼读书，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但并未参加科举（或科举之途不顺利），后来在京师汴梁游学和学画。由于精于界画，名声渐起，被宋徽宗招到翰林画院成为御用画家。关于创作时间，据美术史论家陈传席的考证（《清明上河图》创作缘起、时间及《宣和画谱》没有著录的原因），《清明上河图》创作的最迟年限大致在宋徽宗一朝崇宁末至大观年间（1101～1107），也就是张择端40岁左右的作品。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后，张择端并没有选择南渡，而是走向了社会，以卖画为生。

　　画中的题名释义至今学界也说法不一。《清明上河图》，“清明”二字，有3种看法，其一是画中季节为清明节。张著题跋的时间为“大定丙午（1186）清明后一日”，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和杨伯达等人均主张“清明时节”说，历史学家周宝珠甚至对画中170棵树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现河边柳树发出嫩芽，部分杂树仍是光秃秃的，正是初春的清明景象。其二则主张清明之意寓意“政治清明”，《清明上河图》卷后有张公药诗：“当日翰林呈画本，生平风物正堪传。”明朝宰相李东阳在正德乙亥年三月二十七日题跋：“此图当作于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正是徽宗时代的“生平风物”“丰亨豫大”的颂歌。其三是孔易宪认为画中有第一坊“清明坊”的地标，故而画作名为“清明上河图”。而“上河”一词同样有不同意见，董其昌认为意为“上坟”；周宝珠等人认为“上河市”，包柏成则认为是对“汴河”的尊称，不一而足。

　　画意丰富多面，含义见仁见智。此次展出了《清明上河图》的全部，包括卷后的全部题跋，金、元、明三朝13家的14段题跋，曝出各朝代不同身份观者的观画感想，除了品评该画的高度艺术性之外，对于其中深层的画中含义也有不同的解读。金人距离宋最近，张公药、郦权、王磵和张世积都是金代汉人，看到的是画中“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京都繁华，只是昔日的追忆；元明时期，画作多次流进国家重臣名宦手中，观画不仅有繁盛之貌，更隐藏着多处险情：船桥欲撞，惊马闯市，串车失控，皇家马车横冲直撞，等等。一幅画暗含着国家社稷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繁荣之下暗流涌动、险象环生的危险局势，发人警醒。元人李祁认为该图“犹有忧勤惕厉之意”。明代著名藏书家邵宝题跋认为张择端苦心积虑，曲折隐晦地通过画作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怀。

　　传奇的流传经历

　　《清明上河图》画完之后，张择端作为御用画家，将自己的作品呈献给皇上，存入内府，宋徽宗以瘦金体书写“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加印双龙小印（已佚），赐赠向太后，未入《宣和画谱》。根据题跋，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在金、元、明、清的不同朝代更替中颠沛流离的流转，其间逢战乱、大火，流落民间，经手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五次出宫、四次进宫”而得以幸存，除了卷首出现过正常的约一平方尺的破损，明朝时被减去之外，仍是一幅完整的画卷。值得庆幸的是，它没有遭遇乾隆帝的“咸猪手”，画面仍完整清晰，今人尚能欣赏到原作真迹，实是大幸。

　　一幅名画的命运，见证了时代的更迭，带给藏家欢欣或者灾难。“难得之物令人行妨”，《清明上河图》所经藏家数十人，其间的收藏几成传奇。

　　《清明上河图》出现百年后，到了元末藏家杨准手中，他倾其所有购得此画，并将此画的百年收藏过程记录在画尾。“我元至正之辛卯，准寓蓟日久，稍访求古今名笔，以新耳目。会有以兹图见喻者，且云：‘图初留秘府，后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去，而售于贵官某氏，某后守真定，主藏者复私之，以鬻于武林陈某。”由此可知，《清明上河图》在重新装裱的过程中，被人临摹，称为“似本”，第一次出现了摹本。尔后，此图进入明朝各位权臣手中，后入宫、出宫，最后到了清嘉庆的内府，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安安静静地在宫里待了100多年后，历史的车轮重新唤醒了《清明上河图》。

　　1911年，最后一位持有者末代皇帝溥仪为了筹备出国留学的费用，将大批珍宝书画通过其弟溥杰转移出宫。约一年左右，他前往天津张园，积存了七八十箱书画顶级珍品，其中就包括《清明上河图》。随着形势的转变，日本人欲在中国建立一个傀儡政府，而逊帝溥仪成为他们的首要人选。1932年，溥仪应邀前往日本，欲依赖日本人光复帝业，并将此画存放于伪皇宫的图书楼，即著名的“小白楼”，《清明上河图》在此静静地躺了13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战败，溥仪仓皇逃亡，携带了57箱珍宝逃向日本人指定的通化，后因通化不安全，接着逃亡大栗子沟，以当地矿长的家作为临时行宫。后携画转至沈阳机场，欲从此地逃往日本，被前苏联红军拦下，混乱当中，随身携带的装有《清明上河图》的皮箱丢失。1950年，当溥仪被遣送回国时，《清明上河图》已不知去向。1951年，因东北博物馆要清点解放战争时留下的文物，就请专家来清点鉴定。这时，当时的博物馆馆员、37岁的杨仁恺发现了《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马上派人将此画运至北京，请众多专家核实鉴定，确定其就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遂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至于1945～1950年期间，《清明上河图》去了哪里，说法不下10种，无一证实，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清皇帝的书画家底

　　《清明上河图》被《石渠宝笈》所记载。那么《石渠宝笈》是什么？它是清宫书画账本，里面记录着皇室收藏的所有书画珍品，包括书画来源、编撰人员、编撰体例、贮藏地点、版本及收藏玺印等细节。石渠宝笈编撰始于乾隆八年，终于嘉庆二十一年，耗时74年，前后分为3次，分别为：“初编”、“续编”和“三编”，收录了上至魏晋、下至清初的万余件书画精品。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其中出现了伪品和次品，良莠不齐，但并不妨碍它在书画收录方面的权威性和整体性。

　　此次展出的《石渠宝笈》特展，除了《清明上河图》，还有其他的国宝。

　　武英殿醒目的位置上，赫然摆放着晋王珣的《伯远帖》，它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共为乾隆帝所心仪。为此，乾隆特辟6平方米大小的幽静之处名为“三希堂”，将三件书法作品奉为至宝。前两帖均为摹本，唯有《伯远帖》为晋代王珣真迹。王珣（350—401年），字元琳，小名法护，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雅好典籍。此帖为纸本，长25.1厘米，宽17.2厘米，行书，5行共47字，内容如下：“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意为：珣拜上再拜上，伯远兄弟在事业正盛之时辞世，距今已经一周年了，他生前深受众兄弟们的尊重，因为体弱多病，一直想优游自在地生活，当初事业刚刚有起色，这样的事就发生了，没能达成愿望。和他的分别好像就在昨天，而他却永久地做了古人，远远地隔着山道，再也不来看我。）王家书风影响至千余年，至今不衰，可见其不朽魅力。

　　在畜兽画中不可错过的是唐韩滉的《五牛图》，此画是传世作品中最早的纸本作品。画中五头不同姿态的牛，淡墨勾勒，略施晕染，结构准确，神态真实，令人一窥唐代韩滉的造型能力及笔墨技巧。在流传过程中，《五牛图》破损严重。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介绍说，在古画修复中，有一个重要的过程是“全画”，主要运用的是“补笔”和“接笔”的技术。中国古代绘画的修补自宋代就开始了，历史已有千年，技术非常完备，出现过很多古画修复名家。故宫博物院自建国后集中了不少名家去修复古画。其中这幅《五牛图》，品相很差，但经过接补，已经看不出任何破损的痕迹。

　　工笔花鸟中宋代赵昌的《写生蛱蝶图》虽非赵昌亲笔，然亦为其传派精品，不可多得，反映了宋代花鸟的写生写实创作方式。图中的笔触细腻，将初秋的蝈蝈、彩蝶、花卉一一写照，800余年后，仍栩栩如生，似要从皇家宫苑翻飞出墙，穿越至此。其设色工丽典雅，而有宫廷气息，是典型的宣和风格。宋人花鸟之达极致，今人尚不能逾越。《石渠宝笈》特展的国宝级展品较多，在此不一一赘述。

　　艺术瑰宝如何传承

　　民间有句谚语：“纸寿千年，绢八百。”张蔚星介绍说，目前我国最早考古出土的绘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至今约有2500年，品相保存完好，存放于湖南博物馆。800多岁的《清明上图画》，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年龄尚属于中年，再过800年，不会有太大问题。由于是经典之作，往往每个时代都有摹本，仅《清明上河图》的历代摹本就达到30余件。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这些精美绝伦的古代瑰宝原作真迹将有一日会在纸本和绢本上消失无踪，但我们的后代仍可以通过摹本欣赏到古代艺术之精华。那么，故宫在这一点上是怎么做到的呢？

　　故宫博物院自建国以来，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复制和临摹专家，他们负责故宫经典作品的勾临。其中著名画家冯忠莲生前花费十余年临摹了《清明上河图》，她在湖州定制的传统的圆丝绢上，笔笔到位，分毫不差地进行了临摹。《簪花仕女图》也用同样的方法临出一份。两件摹本都是极为重要的国宝。在长期展中，会使用临摹本代用。临摹的过程非常复杂，简单讲相当于在复印机上复印了一份，摄影师宗同昌将冯忠莲勾摹过程用录像和图片记录下来，作为档案备存。

　　书法的临摹始于唐代，在《石渠宝笈》展览二期中出现的唐冯承素的《摹兰亭序帖卷》就是对王羲之作品的临摹本。中国书画复制和拷贝的技术在唐代已经非常完备，特别是书法，王羲之、王献之没有真迹流传下来，我们目前看到的都是临摹本。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介绍说，至于写意画的临摹，故宫也会利用现在的高清扫描技术，对古代绘画和书法作品进行复制，如果细节更清晰的话，能节省大量时间。但是这比不了人工临摹，因为人工临摹更能接近原画的气息、笔墨的味道。这对临摹的画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深入了解作者的生活时代、作品的统一风格，还要了解如何用笔用墨，包括题款、印章，对作品的理解是否到位，等等。临摹古代经典之作，并非易事。临摹人不仅要具有极深厚的绘画功底，更需要精到的眼力、笔力和耐力，状态不好的时候，不落笔，比自身的创作更加严谨苛刻。在他们心中，国家瑰宝传承的力量，系在轻巧的笔端，在他们的一笔笔勾画中传达出的正是古代艺术瑰宝的精魂。

　　周文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