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信息产业

　　——北京大学教授、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谈经济转型与发展

　　信息产业是不是需要重新定义？重新定义信息产业以后，是不是要明确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战略？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基础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是不是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重新定义产业

　　信息产业需要重新定义。确切地说，信息产业迄今为止还没有严格的关于其内涵的定义，以往通常是由其外延来定义的。不管用产品和服务的形态来定义，还是用技术的内涵来定义，都不能准确地描述信息产业的全部内涵。今天，这个现象更加突出。因为我们面临两个主要的变化：融合和自动化。

　　“融合”说到底，就是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融合在一起，不仅生产环节结合在一起，而且从底部开始就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产品、新的工艺，甚至是东西方模式相结合的新模式。技术的融合带来了产业业态的融合。

　　“自动化”是指融合之下的自动化。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是智能化。智能化最典型的产品是机器人。机器人是技术融合、产品融合和服务融合的产物。机器人究竟属于哪个产业？工业、农业、服务业，还是信息产业？

　　谁敢说机器人属于工业？我可以举出很多它属于服务业、农业的例子。在技术融合的背景下，单纯地看产品、工艺和服务已经不合时宜。在融合和自动化的背景下，我们的产业必须重新定义。过去一产、二产、三产的划分已经不合时宜。

　　一个月前，我参加农业部的一个会议，有人这样形容农业：“黄牛退休，铁牛耕地，农民进城，专家种地。”今天的农业属于什么产业？属于一产、二产还是三产？

　　举另外一个服装公司的例子。这家服装公司的业务模式是这样的：某日早上9点上班前，一位在纽约的客户将自己的西服尺寸数据上传到指定的数据平台上，一个星期后，服装公司按照用户提供的尺寸设计和生产的西服寄到客户手中。这样一套定制的西服的加工费为1000元左右。

　　这个例子说明的不仅是企业的商业模式改变了，而且它颠覆了传统的二产、三产的理念。这样一个设计、生产和交付的过程跨越了二产和三产，也跨越了国界、空间。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产业的形态，否则就会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遇到更多困难。

　　从技术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信息产业，如果依然把焦点集中在数据的处理和传输上，就不能适应融合和智能化的要求。从技术未来的发展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融合技术将成为改变产业和生活的主要技术。这种改变今天已经发生。

　　确定新的方向和战略

　　在重新定义产业之后，原有的经济理论还适用吗？我们必须提出新的经济理论，而且这个新的理论还不能是在原来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修修补补，必须是一种全新的，与新的经济运行模式、经济活动相一致的经济理论。

　　制定新的经济理论应主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零边际成本。大家都认为，零边际成本改变了原来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我发现，零边际成本改变的不是边际理论，而是改变了经济学理论中其他方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视为零边际成本的产品与其数量没有关系。一般竞争理论的前提不存在了，零边际成本不仅说明均衡理论出了问题，就连边际理论也是有问题的，只不过还没有到达被全面颠覆的地步，是在局部上给边际成本的理念带来了冲击。零边际成本实际上也影响了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

　　第二，“互联网+”。现在，很多人都说“羊毛出在猪身上”。而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一个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羊毛出在猪身上”。比如，腾讯是最典型的“羊毛出在猪身上”的例子，它的主打产品微信改变了整个社会沟通和交流的方式。7亿多人在使用微信这个工具，而这个工具居然是免费的。另外，腾讯并不能靠微信的附加产品来盈利，但实际上腾讯公司本身是盈利的。腾讯只能通过“羊毛出在猪身上”盈利。

　　这样一种盈利方式以前为什么没有，而今天却变成了现实？这是因为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改变了。我们有了免费的连接。腾讯微信是建立在免费的连接之上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连接的平台，腾讯的微信能这样受欢迎吗？这个连接平台是社会基础设施，谁都可以用。我们人人都在使用互联网。

　　“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前提是，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基础设施的条件大大改善，所以才产生了这种变革。这种变化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理论来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分享经济。打车软件出现后，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和新兴的租车行业之间出现了利益之争。这一变化带来的更深刻的思考是，人们为什么还要自己购买汽车？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轿车，能实现最佳的社会成本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个人不应该拥有轿车。

　　今天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雾霾？因为我们要支撑庞大的产能。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产能？因为社会有需求。如果在分享经济的模式下，降低30%的汽车制造量就能满足全社会所有人的出行需求，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生产那么多制造轿车所需的钢铁。如果我们还要制造那么多物质的产品，就只能按照传统的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但是，当我们采用分享经济的理论，就会实现改变，比如改变一产、二产、三产的划分，也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带来更多的改变。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思考，我可以十分大胆地说一句：“原来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是1660年。1776年，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工业经济几乎连影子还没有。但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到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经济学家的理念有点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1929—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回答了如何应对经济发展新局面的问题。但是从2008年到现在，经济学界还没有一本书能指导我们在经济“新常态”下正确处理经济问题。

　　我们必须改变。如果不改变，经济的稳定增长就没有理论来指导，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5中国信息产业经济年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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