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靳东 两个“老干部”的理想

　　李健最近没有忙着唱歌，而是办了一个“健谈会”，去四大高校与当代年轻人聊了聊。最后一站他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与前三场不同的是，他请了靳东作为对谈嘉宾，网友称这是两位“老干部”的会面。而在此之前，两人其实没什么交集，可真聊起青春、理想和人生的选择，竟一拍即合。

　　自从被发现其实是个“段子手”以后，李健在说笑话的路上就一去不复返了。他说自己也只比台下的人早见到靳东一个小时，而他们是“通过别人介绍才认识的”，就是这样被介绍的两个人，一个被称作“秋裤男神”，一个被叫做“国民大哥”，但极有共同点：都遇到过成长的迷茫，都经历过事业的起伏，都还保有对这个世界的善意的理解。

　　我们的大学生活

　　因为选择的是高校，面对的是大学生，所以李健和靳东的话题也开始于大学生活。清华大学毕业的李健在上学的时候离中国人民大学比较近，“我刚才来的时候发现还有很多似曾相识的地方，当代商城依然还在，办假证的还在，好像还是那几个人，还挺好的，很亲切”。

　　当然，他不忘顺便调侃一下被称为“中戏年纪最大的学生”的靳东：“你入学的时候跟其他同学相处的怎么样？”“不太融洽，因为我上大一的时候已经23岁了，我曾经的报考简历，被无情地从戏剧学院的小窗口里扔出来，就告诉我俩字，超龄，下一个。”

　　但靳东说，真正进入到中央戏剧学院那四年，便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观、价值观。“那四年当中，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就是在不停地实践。戏剧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就是它会让你找到一个释放口，找到一个点，找到一个倾诉口，会把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所想表达的东西全部把它放在一个作品里。”相对来说，李健的大学生活可能更多了一些“挫败感”，“其他同学在三、四年级的时候考托福，我好像毕业之后没有什么去处，学习最好的人都去美国了，或者读研究生”。

　　其实这也是李健最想跟现在的大学生交流的观点：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些迷茫，说是十字路口，岂止是十字路口？靳东补刀：“十岔路口。”他的十字路口，正是在读大学之前：“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收拾找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写的一篇日记，写的是我每天就像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不是不敢去走，而是真的不知道该往哪走。”

　　我们的理想主义

　　他们大学毕业后的事情很多人早就知道，学表演的靳东如愿成为了演员，而学无线电专业的李健现在却是一名歌手。但这并不是他年轻时义无反顾要走的路，“音乐其实从来就没成为我的理想”，李健的思维多少还带着理工男的冷静：“因为我喜欢的是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怎么能成为一个职业，那是一道无解之题。这不符合一个普通家庭对孩子的预想，更不符合一个所谓家人的似有似无的清华毕业生的工作，也不太可能。”他怀着这种忐忑的心理状态，在国家广电总局坐了三年办公室，再之后才开始做出命运的第二次选择。

　　李健想表达的，仍然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但是他和靳东，都还是如今也怀揣着理想主义的人。“我们不拒绝理想主义这四个字，相反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似乎别人觉得有些不合事宜的四个字，我们愿意提及，也愿意把自己归为有些理想主义色彩，我觉得我们认可。”李健这样说。他觉得，现在人们欣赏口味的多样性，已经唤起对理想主义的渴望，“因为坚持、喜欢向上的东西、有所排斥、有所拒绝，这样的一拨人今天不但没有被淘汰，反而受到更多人认可，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理想主义”。

　　至于靳东，他更愿意把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和坚持全部放在作品里。“我每拍一部戏，或者选择一部戏的时候，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剧本、这个戏本身究竟应该讲什么，呈现什么，想表达什么？”他至今也没有搞明白在一个绿布前吊着威亚飞来飞去的意义，就像曾经宁愿去演话剧或是60多天只能赚3万块钱的电影，只是为了选择自己心里认为对的事情。

　　初次见面，李健和靳东的相似性还是显而易见，这大概就是所谓“三观一致”的正确解读方式。当然，他们其实在一开始就找到了表面的共性：都是远离网络时代的人类。就像他们的开场白，靳东说：“我昨天问李健，咱俩加一个微信，这样交流更方便。”结果李健说：“我没有微信，但是常常上网看一下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东西，开玩笑，我上网经常会汲取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靳东很少上网？” “我几乎不怎么上网，对我来讲电脑就是接发邮件。”

　　事实上，除了李健，靳东也在迷茫期有过一段尝试唱歌的日子，“那个时候一天晚上唱四首歌只给8块钱”。于是，聊着聊着，他们决定合作一首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李健伴奏，靳东演唱。前者说他们应该好好准备一下，期待演唱会上见，后者说他唱的时候真的“汗都下来了”。然而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台下的尖叫、掌声和快门声早就抑制不住的此起彼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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