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忆旧

　　1988年，我第一次进西什库教堂。那时候去教堂过圣诞节是一件时髦的事情，大学生尤爱这个时髦。我和女同学一起挤在人群中，教士在人群中游走，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杆，木杆上挂着一个布袋子，要捐献的人就把钱放在袋子里。狭窄的座席上坐满信徒，过道上又站着我们这些旁观者，教士挥舞长杆，捐献者要把手举过头顶。隔了这么多年，我只记得这个有点儿滑稽的场景。那个遥远的圣诞和街边的糖炒栗子、啤酒、冰糖葫芦杂糅在一起，说起来，那时候城里连一棵圣诞树都少见。过了好多年，我在太平洋百货的门口看到了圣诞树，树下还有一个装置，是耶稣降生的马厩，还有三博士的塑像，那是我唯一一次在商业场所看到圣诞节的宗教痕迹。

　　此后的平安夜圣诞节不外是聚餐喝酒互赠礼物。有几个英国留学回来的家伙，每到圣诞节总要看一遍《真爱至上》，一个英国贺岁片，有灰姑娘爱情，还有一段是在希思罗机场拍摄的接机场面，朋友或家人热烈拥抱，那大概就是英国的“春运”场景。这些人看《真爱至上》，借此怀念作为他们精神故乡的英国。

　　而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文艺消费品是卡波特的《圣诞忆旧》，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收录三个小说，红色封面，出版之初就是颇受欢迎的圣诞礼品。那里面的感伤故事让我明白，圣诞是一个注重家庭和亲情的节日，是“洋春节”。我们这里的新式家庭会更看重这个节日。未来会有大批孩子，更期待圣诞老人的礼物而不是春节的鞭炮和压岁钱。

　　隔了20来年，2011年，我第二次进西什库教堂，是去采访。北京西什库教堂曾经有一座大管风琴，“文革”时，教堂划归北京第三十九中学，用作音乐教室和体育馆，中学要一台钢琴，中央音乐学院就用一台钢琴交换教堂里的管风琴，他们把管风琴的每一个部件都编上号，小心翼翼地拆走，想找个地方重新组装起来，但这东西体积庞大，结构复杂，管风琴部件在音乐学院的仓库里积满了灰尘，最终丢失。那次采访，见到德国管风琴中心的宋泰克先生，他长得有点儿像施拉普纳。沿着生铁铸成的旋转楼梯，我们爬上唱经楼，宋泰克手里拿着一张A4打印纸，上面是模模糊糊的老照片，只能看到老琴的影子，照片下注明了老琴的规格。宋泰克再三追问：“有没有更清楚的照片？我要看到细节，如果有细节，我就能重现老琴的样子。”宋泰克代表的是一家德国琴厂，据说拥有1000年制琴历史，价格也贵，一套管风琴要1000万以上。而捷克工厂生产的管风琴便宜。为了写这个管风琴的报道，我去了一趟河北大名府，在镇子上找到一间老教堂，那里有一套破烂的琴。我还去了一次天津，天津西开堂筹措800万元，安装了捷克R-K公司的管风琴。去天津那一天，大雪纷飞，唱诗班唱着巴赫，我听到深沉而广阔的琴声，体会到庄严。

　　那次采访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位青年，他小时候在长沙学拉丁文学唱赞美诗，一心想在西什库复原管风琴；认识了一位中年人，校车司机，他不是教徒，只是喜欢唱歌，每个周末都去西什库唱诗班排练，排练结束后就在边上的饭馆要四两饺子喝一杯；认识了国家大剧院一位管风琴专家，对全国各地的管风琴如数家珍；还有一位上了岁数的演奏者，年幼时跟着法国教士学会弹奏管风琴。然而，最终，我没有写那篇稿子。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在我心中发生，别误会，我没有去上慕道班，更没有受洗，但我觉得，我们的世俗生活的确需要神灵的眷顾，需要一个仁慈而宽恕的上主。

　　4年过去了。西什库教堂已经安装了一台新的管风琴，不是德国的也不是捷克的，是加拿大一家琴厂的。现在的圣诞节有种种时髦，去教堂也算不得什么风雅了。现在的年轻人，很容易就去到巴黎圣母院或伦敦圣保罗。他们应该比我更早地意识到，在这个苍凉人世，维系我们爱与亲情的纽带，时刻需要蒙受上苍垂怜。

　　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