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成 做北漂的港青

　　PART 1 “我的城市有个熟悉的名字，那里的人你却感到陌生”

　　提起香港，你会先想起什么？

　　如果面前有一部关于香港的年鉴，也许大多数人会先翻到最熟悉的1997年吧。但在徐天成的这本微年鉴里，你看到的1997年是另一番模样。

　　香港在他的笔下，多了些人情味和个人色彩。历史性的1997年7月1日，对于他的记忆，是全家到海外度假，和我们一样也是在电视上看的。这种感觉，如同趁国庆阅兵和奥运会出门旅游的北京朋友一样。而相比宏大意义，那时对他和一般香港民众印象更深刻的，是前港督彭定康三个漂亮女儿哭别香江这样带有八卦意味的经典场景。

　　徐天成不是历史学家，也并没有立志要做名作家，他的正职是是一名律师。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仔，到北京生活了近十年，在朝九晚六的日子里，他抽出了3年中所有的周末、年休假、公众假期，写了这本向内地人介绍香港的书，让大家了解香港民众真实的想法和需求。

　　当一个人在这世上生活的每一年，以编年体的形式和城市的历史铺陈在一起，个人生活与严谨史料的交织，使得这个普通的香港人也变得不普通起来。

　　在这本书占据各个书店的主推位置时，徐天成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香港人的一个代表。

　　PART 2 “北漂对我来说没有背井离乡的感觉”

　　而徐天成也的确满足了人们的想象：香港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拿到英国法律学位，拥有香港和内地双重律师资格，俨然是香港中产阶级的精英形象。

　　我本以为会见到一个一丝不苟地穿西装、戴眼镜，像从港剧里走出来的精英律师。结果出现在眼前和我握手的人，却穿着短袖Ｔ恤，背着双肩包，看上去过份年轻，连摄影师都忍不住说了句：保养得真好。

　　徐天成身上，确实有种属于年轻人的活力四射。事实上1977年生人的他，与写了《我们台湾这些年》的廖信忠同岁。而有意思的是，他们一个台湾人，一个香港人，最终都选择定居在内地。

　　2016年是徐天成在北京呆的第十年。

　　作为北漂中的一员，他没有像住地下室那样的辛酸故事，“没有背井离乡的感觉”。彼时他已“漂”去过美国硅谷工作，“漂”到英国攻读完法律，当他最终“漂”到北京时，因这座城市的高速变化而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

　　当徐天成刚到北京时，北京地铁只有三条线，但他敏锐地感到，“时间对了，地点也对了。中国的以往，中国的未来，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快。”包括他呆过的美国和英国，都不会像北京这样，在上班的路上，一不注意就有栋新楼立起来了。

　　对这种快速变化的向往，徐天成总结为，“也许是上学时太单调沉闷了，造成日后极其向往工作和环境上的改变。”大学之前，他一直在香港一所男校就读，从小学一直升到高中，就算考上亚洲排名第一的香港大学，一成不变的环境也让他的内心渴望改变。后来的选择则是“一次把以前的闷骚一下都发出来了”。

　　这个土生土长的第四代香港人眼里，对充满挑战的内地有着向往，并愿意持有善意。

　　PART 3 “人遇到复杂难懂的问题，会倾向找于最简单的理由来解释”

　　徐天成北漂的困难来自其他方面。

　　比如香港的律师资格，在内地不能上庭；比如北京人对外地人的态度，同样也作用在香港人身上。他在那时学会一个词：“港怂”，“怂”在北京话里形容一个人胆小、没种、怕事。相对于北方大老爷们的形象，港男实在不善于用武力解决问题，只懂讲道理。在北方人看来，难免就觉得有点“怂”。

　　但对于从小到大的学霸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通过考试来解决的。如果有，就考两次。对内地法律系毕业生都难如登天的司法考试，徐天成准备一次就考过了。而他的身份则成为他工作的助益——刚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外企，亟需他这样既理解英美法系，又懂得内地法律的人进行协调和沟通。

　　有意或无意的，他担任了让两种文化互相理解的角色。

　　如果和徐天成多聊上一会，你便能感受到他身上的律师特质。就像有人给他这本书的评价：事事俱圆，两方面都不得罪，不给别人留下一点口实。

　　他的这种处理并不是无趣。相反，他常涉及许多大胆的命题。最后两方都不得罪的结果，在徐天成看来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我问他，香港人如何看待他所描绘的香港，会不会质疑为什么你能代表香港人。他赶紧说，“我没有代表他们，我写的只是我的角度。”然后他机灵地一笑，“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自己去写一本喽。”

　　有读者很为他的这种谨慎领情：“感谢这位年轻人在书中谨小慎微、尽心尽力的解释，让我们能更了解彼此。”

　　香港人的务实和律师职业的严谨，使得徐天成在目标的设定和执行上很是精确。

　　比如三年前他动笔写第一个字时，他就准备好要出书，这是许多热爱写作的人都没有的清晰计划。但他并没有就此打算做一个触类旁通的作家，“我知道我自己的局限，我就写些熟悉的东西。”如果之后再写，他希望有个专栏，每个礼拜写一点从香港人的角度看内地的东西，“我觉得我只能负担到这里”。

　　这种态度也可以解释他目前顺利的人生：“可能因为我的目标不是很高，都是可达成的，如果没有做到，只会是因为用功不够。”这和他眼中的香港年轻人很像，和内地的年轻人比起来，他觉得前者没有什么宏大理想。但反过来说，没有宏大理想的人也不会想要一步登天或走捷径，香港人比较能把一件事老老实实地去执行。

　　PART 4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奋斗的例子”

　　如果选一样东西来代表香港人的工作态度，徐天成会想到香港地铁：干净，高效。

　　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强迫症——就算看个电视剧，也一定要逼自己顺便学个外语。他很难完全不为一个目的、放松地做一件事。“光是闲着不做事的话，我会很不安。”

　　但徐天成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奋斗的例子，因为在年轻时没有专注于做一件事。

　　“以前有想过做经济学家，去联合国工作，在英国做银行家，在美国读法学……这些都是付诸行动过，但没有成功的。失败了当然也失望，但很快就过去了。”当我问起他其中辛苦，他笑着搪塞，“这个我要再想想，再了解一下自己有多苦。”

　　那段“不专注”的日子，却是他现在想起来最美好的回忆。

　　徐天成最喜欢的城市，不是香港，也不是北京，而是旧金山。那时他23岁，刚刚大学毕业，就到硅谷去赚美金。他形容自己那时，“黄毛小子，意气风发”，大学炒股赚了些钱，买了一辆车，一到周末就开车去旧金山，在互联网经济泡沫还未戳破的1999年，那时的生活到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怀念的记忆。

　　他甚至有想象，如果自己退休，第一件事就是在旧金山买房。在那工作时，他有想过自己要不要呆在这座城市生活，因为“勉强能找到一份归属感”。不像后来求学的英国，就算在那里拼一辈子，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它的一份子。

　　归属感这个词，对于香港人来说也许是个复杂的命题。

　　徐天成觉得，香港人的敬业，大家都很用心工作，也是一种不安全感的表现。对于自己的未来不确定，买安全感的东西就是钱。跟台湾相比，台湾在乡下有土地，而香港最缺的就是土地。当你的归属感是一家四口50平的房子还卖到800万时，归属感很难建立。在这个历史悠久的移民城市，人们想的就是赚到钱之后赶快离开。

　　当我听到这个描述时，一时恍惚，觉得这后半段的描述好像也在讲在北京，上海，抑或是深圳拼博的年轻人。也许这是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共同的症结。

　　而到一个新城市，如何融入和生存，是无论港漂或北漂都要面对的问题。徐天成提到汤唯演的《月满轩尼诗》，在电影中，作为香港新移民的汤唯，没有刻意融入主流社会，也没有因新移民身份仇恨香港社会，他觉得这是个值得欣赏的态度。

　　至于他自己，他觉得比汤唯的角色要幸运，因为北京这座城市对他很不错。

　　在北京生活了十年后，徐天成找女朋友的标准，是哪里人都行。“有共同话题，能雅能痞，能过日子，能互相扶持就行了。”他理想的爱情是，前脚能和他一起看莫奈的画展，转头就能一起去吃街边的大排档。

　　也许这样的期许，已经无关在哪座城市。

　　他眼里你也许不知道的香港

　　英文名

　　通过一个香港人的英文名，大概也能猜出来他是在哪个年代出生。现在香港最流行什么英文名呢？答案是那些老外不会取的名，百花齐放，连老外听到也会惊讶的那种。举些真实例子吧：Thirteen（十三）Square（正方形）Dior（迪奥，法国品牌）Greenie（小绿人？）Money（钱）。但这些港版英文名通通都还不够雷人，香港人在英文名上登峰造极之作，当然是Angelababay！

　　港男港女

　　港女总说港男的“大唔透”（长不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挺对的。《春娇与志明》里有这样一幕：志明把干冰放在马桶里，制造腾云驾雾的感觉，给杨幂饰演的尚优优看。尚优优不明所以，关心的都是很实际的问题：“马桶脏不脏？干冰会不会会堵住马桶？”而在上一集，志明也曾经对春娇演示过干冰把戏，春娇雀跃不已，觉得志明的“大唔透”很有意思。

　　肥彭金句

　　传媒呢称这位爱美食的港督（彭定康）作“肥彭”。肥彭在香港电台有个栏目，叫《给香港的信》，听这个广播节目也是一些香港人学英语的方法之一。更有人把他的金句编成语录小说。从这些金句中，可以看出肥彭的语言造诣之深。讲到英国交还香港时他说：The contract is we’ll pray that Hong Kong willfly to the heavens，and you’ll occasionally say aprayer for us.(我们的约定是，我们会祈祷香港一飞冲天，而你们也会偶尔祝福我们)

　　编辑/采写|简洁 摄影|吴迪 设计|萧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