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 现在的年轻人太软了

　　Q=《女报时尚》 A=孟京辉

　　年轻人未必是对的，但年轻人肯定是新的

　　A：“做的最多的梦是，我在后台背台词一直走，就开始演了。开始演的时候慢慢的词就脱口而出，也可能不是我背的那个词，但是我感觉到这个戏演出也在我基本控制之下，晕乎乎的继续做这个梦，然后就醒来了。”

　　Q：醒来之后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A：觉得梦比起现实生活更有意思。因为梦里面更能清晰地找到我对我的创作、我和别人关系的处理，我面对一个艺术作品的看法之类的蛛丝马迹。

　　Q：在梦中，这些「蛛丝马迹」算不算一种“本我”的释放，而这些更深层次的关于自我、关于作品的认知是否会影响您对剧本的创作或筛选？

　　A：老实说，我一直认为，剧本里的故事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根本没有任何故事了，因为你和我说的任何故事我都相信。我要看到的是故事背后的幻想，那些模糊、疯狂、诗意的幻想。第二个我希望有深度，有当代性，有跨界以及自己完整的特点，并不仅仅是对传统的模仿。比如李宁的那个戏它是和舞蹈，和声音装置联系在一起，在具象中找到抽象的。她在剧里面要说的，是人的舞蹈和人的灵魂，还有人的幸福之间的关系。

　　Q：1994年您做《我爱XXX》时说，“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怀疑，一种对自我的探寻，对社会生活的一种不信任感，犹豫和矛盾”，您想用一种新的方式表达戏剧和自己。现在22年过去了，您认为时代的主题变了吗？观众想看的东西变了吗？

　　A：变没变都一样。还是矛盾。自己跟自己的矛盾，自己跟社会的矛盾，自我的要求跟自我能力的矛盾，能量和衰退的矛盾。矛盾构成我们当代的主题。

　　Q：您的戏中加入了很多跨界和抽象的东西，譬如雕塑、绘画、装置艺术、投影多媒体，爵士、摇滚、古典、电子、民谣等各种音乐形式，极端化的戏剧动作还有各种排比反复的句式讽刺或抒情，但在剧场，观众第一时间可能感到的是看不懂或困惑，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A：你听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不一样，你看凡·高和鲁本斯毕加索高更的画不一样。当你同各种各样的大师进行更多接触的时候，会发现每个大师的表达方式都不一样。但你在达利的画作中感到现实虽然扭曲变化了，依然那么美。又比如你昨天看了《你好忧愁》这个戏，你可能看不出它是一个故事作品，只看到了一些舞台上的装置。但你看到了树的声音和她的声音所赋予的美感。所以，你的人在这个灰色空间里，你不懂的是它的意义，你懂得它的美感。

　　你肯定有些东西看不懂，如果你都看懂了，你就自己变得狂妄自大了，慢慢来。肯定你的教育背景和自己吸收的能量，可能不足以跟活生生的作品进行对话，有些东西看不懂真的没有问题，让时间慢慢给你注入能量，让世界上有生命力和鲜活的东西伴随着你成长，让你自己最隐秘的内心和你看到的世界产生不断的能量笼罩着你，你就感觉这种美好的状态，和矛盾交错的心情当中成长了，多美丽啊，你不用现在就懂。

　　又比如我们做的这个当代戏剧双年展，舞台剧演出只是整个世界当代元素里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希望通过这里令你对艺术，对穿透我们的平庸日常真正感兴趣。这样你就能发现你的幻想世界异常丰富，你的不懂只是暂时不懂，在某一天，可能忽然就懂了。

　　Q：老有人提说觉得当代戏剧的氛围不如过去这茬又怎么办？

　　Ａ：我说这是放屁（笑）。现在的戏剧的确是由年轻导演掌握观众度，但每个时代的每个人的观点都应该得到表达，中国戏剧的历史不长，戏曲艺术却源远流长。话剧是舶来品，传统积淀不多。尊重历史给我们所带来的财富，有时候也不知道是财富还是负担。这需要我们的年轻人和从业者进行分辨。年轻人未必是对的，但年轻人肯定是新的。

　　我永远在变化中，我还是个年轻人

　　A：“我觉得戏剧对我来说是特别治疗的。我原来只是个大学生，后来我写作，和别人拍摄，我从戏剧里得到了更多东西，我得到了我自己的某些幻想。原来我的幻想可以被放到舞台上，可以被别人看到，这也对我自己的性格和人生产生了改变。”

　　Q：您在中戏读研时所执导的荒诞派作品《等待戈多》听说当时特别轰动。

　　A：对，那个时候我们本来预想是在操场上的煤堆演《等待戈多》，但学校反对。没办法，我们就转移到了小礼堂里边。我们真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咣……一下子全来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和胡军还有郭涛（两名主演）他们几个，连着夜把小礼堂刷了个惨白，就只为了刷出“医院版恐怖”的那种感觉。

　　Q：大家说，当时的您是带着反对者的姿态出现的，反对文本，反对情节，反对叙事，反对一切传统。

　　A：我没办法。因为我觉得我的语境和我所受的教育不是一个语境。我在大学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我研究生又学的是欧美喜剧实验剧导演。按理说我应该有这么一个传统体系在，但是我越来越脱离了给我教育的那套东西。我当时就觉得，我们一定要跟现在这个时代做一个简单的对话。不是叫你跟上时代，你永远跟不上时代，你只能超越时代。但是你要特别巧妙地和这个已经完成的美学基础有个呼应。

　　Q：网络上提到您的一个标签是「愤青」，2011年您和郝蕾聊《柔软》的时候也说自己是愤怒青年，并且过几年还是愤怒青年，您说，“我永远都是愤怒青年，我死的时候会在墓碑上写上‘愤怒青年到此一游！’。

　　A：对，愤青。最早是我自个开始说的。从英国那个戏《愤怒的一代》里愤怒青年那里过来的。我觉得愤青挺好的，我们就是得愤青。为什么？我们抑制一种思想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感到恐慌。为什么恐慌？是因为我们对原有的那种观念有撼动。只要你没有，就需要各种愤青。

　　还有的时候我们宁愿见到孩子。我的小孩，当时在三岁的时候，我给她一块糖吃，她简直太幸福了，脸像花一样绽放。但是她现在十一岁了，给她什么都不稀奇了。怎么像一个孩子那样热爱生活，面对世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现在对太多东西都已经麻木和厌烦了。

　　Q：有人说，现在国内很多小剧场形态不乐观，连在北京这样文化氛围比较活跃的城市都面临着生存困境，是因为戏剧市场不景气，您怎么看？

　　A：剧场的倒闭，生存的困境，其实有很多原因，不是因为戏剧市场不好。也不是没人去看戏，我觉得是各种追求不一样吧。他们应该更开阔一点，应该到国外学习一下操作经验和艺术创作经验，别想着做自己，别着急，百老汇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哪那么容易。有时候说这说那的，现在中国又有几个流浪艺术家。归结到底很多问题，还是现在年轻人太软了，对自己不够狠，不够疯狂，不够残酷，豁不出去。

　　Q：说到狠，说到豁得出去，当时你们做话剧的时候有碰上什么特别大的困难吗？

　　A：有，多了去了。当初1999年做《恋爱的犀牛》的时候，我们连被子都买不起，真买不起，一个军大衣就合着一晚上睡了。我当时每天背一个包坐地铁上，从北京城的东边跑到西边，西边跑到东边。包里面是21万块，《恋爱的犀牛》的全部制作费用，我从好几个同学那拿来的。这戏现在上演1000多场吧，当年差点因为没有制作经费被放弃了。我后来就想我当时在地铁上的那个场景：我摸着那个包，觉得只要这硬硬的东西还在，就有希望。

　　Q：您剧中的主角通常是各式各样的年轻人，比如《恋爱的犀牛》说的是青年马路爱情里的迷失，《你好，忧愁》说的是少女塞茜尔青春里的反叛，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反叛中也许受挫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A：年轻人遭打击很正常。我们虽然过来了，但终究没办法知道怎么样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

　　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也是个年轻人。我还没长大，我真的没长大。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不知道。我是跟着戏剧在成长的，年轻人在成长，我也在成长。我们是创造者，我们又是执行者。上帝多好，除了给我们水、面包和空气之外，还给了我们友谊、爱情和剧场。

　　那天我看了一个关于最近十四年变化的东西，说的是最近十四年的变化已经赶上了上世纪一百年的变化。现在的速度多快，从现在开始在未来的一百年之类我们要经历之前人类一千年的科技与情感。太牛逼，太快了，仔细想想现在每一个人的经历难道不比皇帝的事多？今天你认为你比不上这个，明天你认为你赶不上那个，怎么办？不变。只能不变，因为变不过。

　　孟京辉

　　1964年出生于北京。亚洲剧坛著名实验戏剧导演。现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执导《思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百年孤独》、《恋爱的犀牛》、《琥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话剧作品，近年，发起并担任2016深圳当代戏剧文化双年展、中国青年戏剧节、杭州国际戏剧节和乌镇戏剧节等多个戏剧盛会艺术总监。

　　心情和天气同时闷热的下午，最适合去小剧场里舒舒服服消暑。

　　外面轻风细雨小心翼翼，剧场里却可以炽热疯狂暴风骤雨。台上的演员时而野蛮或温柔，蒙德里安式的灯光时而耀目时而微暗。采访的那天下午，孟京辉戴着鸭舌帽从后台走出来，端起水杯，撒开腔和我们畅聊起了戏剧作品对他的人生吸收与自我影响。

　　最近

　　做什么菜

　　“我做的菜很前卫，最好吃的一道，是把苹果切成小块放到一个精美盘子里，浇上酱豆腐汁，加豆皮、酱油搅拌均匀。每个人不一定都喜欢，但小朋友一定请不要模仿（笑）。”

　　“另一道是「西班牙可乐」先把可乐和杯子一块冰镇，再准备一层现磨的胡椒，拿可乐倒进去后再撒一层，记住，一定要是冰的。”

　　采写/摄影|沈浪 后期|刘真 设计|萧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