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并购潮涌
- 来源:股市动态分析 smarty:if $article.tag?>
- 关键字:股市,市场 smarty:/if?>
- 发布时间:2010-11-17 10:25
一次北伐:深宝安举牌延中实业
1990-1992 年的三年间,沪深股票市场走势虽然大起大落、波澜壮阔,但整体看成交量不高,也没有出现过股东“举牌”的并购行为。直到1993 年秋天,沪深证券市场才第一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并购之举,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宝延风波”的深宝安举牌延中实业。
1993年9 月14 日,延中实业先抑后扬,以2.23%的涨幅结束了近一个月的调整。此后,延中实业连续收出11根阳线,至9 月28 日收盘,已上涨至12.24 元,11 天累计涨幅36.3%。其中引人注目的是,9 月24 日、9 月27 日、9月28 日三天换手率分别高达18.53%、15.06%和13.10%,远远超出此前的换手率水平。
隐隐约约间,已然透出一股杀气。
9 月29 日,延中实业终于中止了11 连阳,收出一根小阴线,同时成交量也有所萎缩。就在市场认为延中实业将重新归于平静的时候,9 月30 日,延中实业突然拔地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突破13 元、14 元、15 元整数关口。上午11 点15 分,证交所电脑屏幕上打出宝安公司持有延中实业5%以上股票的公告,延中实业被停牌。
这一日,延中实业最高涨至19.99 元,收盘至15.68元,全天上涨30.12%,全天换手率35.40%。消息传到上海昌平路的延中实业公司总部,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大家六神无主,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无论对延中实业的管理层还是员工而言,收购事出突然,谁也没料到“我们的企业”一夜之间会落入他人之手。宝安的收购有一个瑕疵。按照规定,持有上市公司股权超过5%的比例就叫“举牌”,需要公告,但宝安直到持有15%的延中股权才进行公告。这也成为后来延中反击中唯一的筹码。
当时,还没有国庆长假,交易所仅仅在10 月1 日至10 月3 日休假三天,也就是说,留给延中实业思考和应对的时间,只有三天。
国庆节的3天假期,延中实业总经理秦国梁可谓是度日多年。
当时秦国梁的第一反应是“都是共产党的企业,搞这种东西干什么!”
秦国梁默默地对着办公桌,懊悔不已地慨叹,为什么自己在学习《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时,竟会把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就给“跳过去”了呢。经过突击性“补课”之后,秦国梁决定全力保住延中实业不被易帜。
当时董事会想了很多办法,甚至包括西方反收购中采用的“毒丸计划”。但秦国梁不忍心,更不敢。在他看来,搞“毒丸”,先要人为损害延中的资产价值,虽然我们是集体企业,可也是国家的,谁有这个胆量搞“毒丸”啊。延中实业一度找到施罗德集团香港宝源投资公司作顾问,希望实行反收购。
深圳宝安总经理陈政立也赶到上海开发布会,对外宣布宝安收购延中是善意的,目的是要做延中的第一大股东,进入董事会,参与延中的经营管理。宝安与延中剑拔弩张,火药味很浓。
10 月4 日、5 日,复牌后的延中实业走势平稳。但10 月5 日,深宝安放出话来,“我们想做延中的第一大股东。”
10 月6 日,延中实业在上海延安饭店召开发布会,指出深宝安举牌后非法继续购入股票,要求证监会调查,并宣布聘请施罗德集团和香港生源公司做反收购顾问。这一天,宝安和延中高层首次接触,延中董事长称合作的前提是要弄清楚宝安的股东身份是否合法。
10 月6 日、7 日,深宝安及旗下公司再度增持延中实业,短短两日上涨111.68%,股价最高涨至42.2 元。截至10 月22 日,宝安已经持有延中19.8%的股票。对于宝安的步步紧逼,延中实业的反击显得软弱无力了。原先设想的反收购之路走得非常艰难,收购资金就是一大问题,几家兄弟公司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于是,延中实业抓住深宝安在收购过程中信息披露不及时的小辫子,将宝安的违规操作紧急上报国务院证券委,希望能得到支持。
10 月10 日出版的《股市动态分析》则连续刊发了四篇关于宝安举牌延中的评论文章———署名南厦的《惊心动魄话延中》、署名曾氏的《延中风波的另一面———论公股的控股地位》以及应健中的《成也延中、败也延中———宝安公司收购延中的思考》、杨赤忠的《收购问题探讨》等,对“宝延风波”展开深入分析。
10 月中旬,延中实业向上海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宝安违规持有延中股票。与此同时,证监会介入调查和协调。最后,在证监会的协调下,宝延风波才得以平息。
1993 年10 月23 日,证监会在北京宣布:肯定宝安购入延中股票是市场行为,持股有效;但对宝安信息披露不及时处以100 万元罚款。至此,宝安得以顺利进入延中。
1993年的“宝延风波”,深圳宝安集团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延中股票达19.8%,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此开辟了中国证券市场收购与兼并的先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例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达到成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的案例。
宝安收购完成后,秦国梁继续担任延中实业的总经理。而宝延风波在此后几年内使延中在证券市场上大量获利,支撑了公司几年来大部分的盈利,而且直接触发了延中三年后控制爱使股份的行动。可以说,这也是宝安入主延中后,延中所做成的一笔获利最丰的买卖,而这一次的秦国梁变成了收购方的主角。宝延风波让秦国梁从一个对并购缺乏认识的老企业家成为日后的并购专家,也算是因祸得福。
据秦国梁回忆,宝安后来在延中上挣了好几个亿,1998 年宝安因为在其他方面资金链出现了问题,被迫卖掉延中股票救急,此后,“宝延”才正式分手。
二次北伐:深万科举牌申华实业
宝延风波平定不过寥寥数日,证券市场再起波澜。1993 年11 月10 日中午,深万科对外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及附属的上海万科房产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购入申华控股135 万股,占其在外发行的2700 万股普通股的5%。下午开盘后,申华股价一路飙升,最高冲至70.99元,但至收盘,已经回落到45.8元。全天换手率81.17%。万科北伐申华,并购风潮,狼烟再起。
对于万科突如其来的进入,市场顿时感到有些意外。难道是看到了宝安成功入主延中实业后,万科便匆忙出手并购申华么?
其实,引发万科举牌申华实业的确是宝延风波,但主角却是申华实业掌门人瞿建国。
1990 年12 月19 日,申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这是上海的又一只“三无概念股”,没有国家股,法人股,外资股,全部股份都是流通股,更特殊的是,申华没有绝对控股股东。
三年后,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让瞿建国感到了不安。尤其是当延中实业被宝安成功收购后的那一刻,他的不安已经变成焦虑。
为了避免被恶意收购,瞿建国找到了深万科,希望万科能够入住申华实业。于是,申华实业的第一个收购者亮相了。
11 月14 日,申华、万科高层会面后召开新闻发布会。王石和瞿建国共同出席。瞿建国表示欢迎万科加入,并透露邀请万科两名高层加入申华董事会。与宝延风波不同,“申万”的联姻显得那样平静。
当时的万科掌门人王石还不像如今那样风光。在深圳证券市场中,1993 年的万科影响力远不如深发展、深宝安,甚至和原野、金田相比,优势也不算很大。王石说:“万科的目的是参股经营,对于已经持有的申华股票,不会考虑卖出。”王石表示万科不会改组申华董事会,其本人也愿意作为瞿建国的助手,为发展申华作贡献。
如此,万科成为了继宝安之后第二家来上海参股上市公司的深圳企业。万科此举也带动了上海三无概念股的全线上涨,成为1993 年末上海证券市场的一道奇特景观。正如瞿建国所预料的那样,由于申华的“三无概念”以及其在上海优异的地理位置,时刻吸引着资本贪婪的目光。继万科参股后,申华继续上演并购之争。
1994年3 月31 日,《中国证券报》在第四版上刊登万科4 家A 股股东授权万科B 股股东之一君安证券所作《改革倡议———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其中对万科参股申华大加指责。王石虽对此并不认同,但其实在1993 年末万科就已经开始减持申华的股票,持股比例已经降为2.92%。在后来的两年中,万科继续减持,直至1995 年从申华前十大股东名单中退出。
三次北伐:深天极举牌飞乐音响
1993年的并购风潮中,宝延风波与申万联姻无疑是当时的热点。除此之外,深圳天极收购上海飞乐音响股权,则显得平静很多。
12 月22 日,深圳天极光电技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已拥有5.2%的上海飞乐音响的股份。当日,飞乐音响最高上涨至46 元,收盘于38.99 元,全天上涨3.70%,全天换手率为35.38%。从这样一组数据来看,深圳天极举牌飞乐音响引发的跟风效应,已经大不如前。
深圳天极表示,参股飞乐音响,是对公司资源配置的补充,希望由此打开上海及华东市场。飞乐音响总经理则表示,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投资者的选择,很正常。飞乐股份作为飞乐音响的大股东,则表示不会放弃大股东地位。
与前两次深圳公司的“北伐”不同,深圳天极并非上市公司。因此,这也成为中国内地首例非上市公司充当收购方的一例举牌事件。
不过,此后深圳天极并没有后续的动作,飞乐音响的控制权也牢牢掌握在飞乐股份的手上,没有发生变化,深圳企业的第三次“北伐”最终在默默无闻中收场了……
回归理性:“苏三山”闹剧收场
在1993 年,伴随着深圳企业三次“北伐”的同时,还曾出现过一段小插曲。
1993年11 月6 日,海南《特区证券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北海正大置业有限公司给本报编辑部的信”,称“截至11 月5 日下午3 时30 分,北海正大置业公司已经持有250.33 万股的苏三山股票,占该公司流通股的5.006%。”
消息一出,引起苏三山股价的巨幅上涨和震荡,11 月8 日星期一涨幅为39.88%。当日收市,深交所即发表了苏三山被收购是谣言的公告。
次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所谓“广西北海正大置业有限公司”收购江苏昆山三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5%股票一事,经初步查证无此事,有关情况正作进一步调查,《特区证券报》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深交所声明,“收购苏三山”不排除属于欺诈行为的可能性。随即,苏三山大幅下跌17.54%。
11 月10 日,广西北海市工商局经查询后获悉,当地并无“北海正大置业”。显然,这是一场骗局。
11月14 日出版的《股市动态分析》上,以特稿的形式发表了署名高原的《“苏三山”逐浪纪实》一文,指出“目前我国证券监管法规严重滞后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及其需要。尽管目前已有不少法规,但尚缺乏统一、可操作性强的证券法规。统一、可操作性强的证券法规的出台,已经是众望所期、刻不容缓。”
“苏三山”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中第一个证券欺诈案例,其产生正与当时的并购热潮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由于当时证券媒体不甚发达,市场中仅有《股市动态分析》、《上海证券报》、《证券市场周刊》以及当年创刊的《证券时报》等少数专业类的证券报刊,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极其匮乏,也助涨了欺诈行为的发生。即便是当时的媒体,也未能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苏三山事件后,《特区证券报》也受到相应处罚。自此,资本市场中的种种并购,也开始从喧嚣中回归理性。■
……
1990-1992 年的三年间,沪深股票市场走势虽然大起大落、波澜壮阔,但整体看成交量不高,也没有出现过股东“举牌”的并购行为。直到1993 年秋天,沪深证券市场才第一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并购之举,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宝延风波”的深宝安举牌延中实业。
1993年9 月14 日,延中实业先抑后扬,以2.23%的涨幅结束了近一个月的调整。此后,延中实业连续收出11根阳线,至9 月28 日收盘,已上涨至12.24 元,11 天累计涨幅36.3%。其中引人注目的是,9 月24 日、9 月27 日、9月28 日三天换手率分别高达18.53%、15.06%和13.10%,远远超出此前的换手率水平。
隐隐约约间,已然透出一股杀气。
9 月29 日,延中实业终于中止了11 连阳,收出一根小阴线,同时成交量也有所萎缩。就在市场认为延中实业将重新归于平静的时候,9 月30 日,延中实业突然拔地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突破13 元、14 元、15 元整数关口。上午11 点15 分,证交所电脑屏幕上打出宝安公司持有延中实业5%以上股票的公告,延中实业被停牌。
这一日,延中实业最高涨至19.99 元,收盘至15.68元,全天上涨30.12%,全天换手率35.40%。消息传到上海昌平路的延中实业公司总部,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大家六神无主,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无论对延中实业的管理层还是员工而言,收购事出突然,谁也没料到“我们的企业”一夜之间会落入他人之手。宝安的收购有一个瑕疵。按照规定,持有上市公司股权超过5%的比例就叫“举牌”,需要公告,但宝安直到持有15%的延中股权才进行公告。这也成为后来延中反击中唯一的筹码。
当时,还没有国庆长假,交易所仅仅在10 月1 日至10 月3 日休假三天,也就是说,留给延中实业思考和应对的时间,只有三天。
国庆节的3天假期,延中实业总经理秦国梁可谓是度日多年。
当时秦国梁的第一反应是“都是共产党的企业,搞这种东西干什么!”
秦国梁默默地对着办公桌,懊悔不已地慨叹,为什么自己在学习《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时,竟会把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就给“跳过去”了呢。经过突击性“补课”之后,秦国梁决定全力保住延中实业不被易帜。
当时董事会想了很多办法,甚至包括西方反收购中采用的“毒丸计划”。但秦国梁不忍心,更不敢。在他看来,搞“毒丸”,先要人为损害延中的资产价值,虽然我们是集体企业,可也是国家的,谁有这个胆量搞“毒丸”啊。延中实业一度找到施罗德集团香港宝源投资公司作顾问,希望实行反收购。
深圳宝安总经理陈政立也赶到上海开发布会,对外宣布宝安收购延中是善意的,目的是要做延中的第一大股东,进入董事会,参与延中的经营管理。宝安与延中剑拔弩张,火药味很浓。
10 月4 日、5 日,复牌后的延中实业走势平稳。但10 月5 日,深宝安放出话来,“我们想做延中的第一大股东。”
10 月6 日,延中实业在上海延安饭店召开发布会,指出深宝安举牌后非法继续购入股票,要求证监会调查,并宣布聘请施罗德集团和香港生源公司做反收购顾问。这一天,宝安和延中高层首次接触,延中董事长称合作的前提是要弄清楚宝安的股东身份是否合法。
10 月6 日、7 日,深宝安及旗下公司再度增持延中实业,短短两日上涨111.68%,股价最高涨至42.2 元。截至10 月22 日,宝安已经持有延中19.8%的股票。对于宝安的步步紧逼,延中实业的反击显得软弱无力了。原先设想的反收购之路走得非常艰难,收购资金就是一大问题,几家兄弟公司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于是,延中实业抓住深宝安在收购过程中信息披露不及时的小辫子,将宝安的违规操作紧急上报国务院证券委,希望能得到支持。
10 月10 日出版的《股市动态分析》则连续刊发了四篇关于宝安举牌延中的评论文章———署名南厦的《惊心动魄话延中》、署名曾氏的《延中风波的另一面———论公股的控股地位》以及应健中的《成也延中、败也延中———宝安公司收购延中的思考》、杨赤忠的《收购问题探讨》等,对“宝延风波”展开深入分析。
10 月中旬,延中实业向上海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宝安违规持有延中股票。与此同时,证监会介入调查和协调。最后,在证监会的协调下,宝延风波才得以平息。
1993 年10 月23 日,证监会在北京宣布:肯定宝安购入延中股票是市场行为,持股有效;但对宝安信息披露不及时处以100 万元罚款。至此,宝安得以顺利进入延中。
1993年的“宝延风波”,深圳宝安集团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延中股票达19.8%,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此开辟了中国证券市场收购与兼并的先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例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达到成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的案例。
宝安收购完成后,秦国梁继续担任延中实业的总经理。而宝延风波在此后几年内使延中在证券市场上大量获利,支撑了公司几年来大部分的盈利,而且直接触发了延中三年后控制爱使股份的行动。可以说,这也是宝安入主延中后,延中所做成的一笔获利最丰的买卖,而这一次的秦国梁变成了收购方的主角。宝延风波让秦国梁从一个对并购缺乏认识的老企业家成为日后的并购专家,也算是因祸得福。
据秦国梁回忆,宝安后来在延中上挣了好几个亿,1998 年宝安因为在其他方面资金链出现了问题,被迫卖掉延中股票救急,此后,“宝延”才正式分手。
二次北伐:深万科举牌申华实业
宝延风波平定不过寥寥数日,证券市场再起波澜。1993 年11 月10 日中午,深万科对外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及附属的上海万科房产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购入申华控股135 万股,占其在外发行的2700 万股普通股的5%。下午开盘后,申华股价一路飙升,最高冲至70.99元,但至收盘,已经回落到45.8元。全天换手率81.17%。万科北伐申华,并购风潮,狼烟再起。
对于万科突如其来的进入,市场顿时感到有些意外。难道是看到了宝安成功入主延中实业后,万科便匆忙出手并购申华么?
其实,引发万科举牌申华实业的确是宝延风波,但主角却是申华实业掌门人瞿建国。
1990 年12 月19 日,申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这是上海的又一只“三无概念股”,没有国家股,法人股,外资股,全部股份都是流通股,更特殊的是,申华没有绝对控股股东。
三年后,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让瞿建国感到了不安。尤其是当延中实业被宝安成功收购后的那一刻,他的不安已经变成焦虑。
为了避免被恶意收购,瞿建国找到了深万科,希望万科能够入住申华实业。于是,申华实业的第一个收购者亮相了。
11 月14 日,申华、万科高层会面后召开新闻发布会。王石和瞿建国共同出席。瞿建国表示欢迎万科加入,并透露邀请万科两名高层加入申华董事会。与宝延风波不同,“申万”的联姻显得那样平静。
当时的万科掌门人王石还不像如今那样风光。在深圳证券市场中,1993 年的万科影响力远不如深发展、深宝安,甚至和原野、金田相比,优势也不算很大。王石说:“万科的目的是参股经营,对于已经持有的申华股票,不会考虑卖出。”王石表示万科不会改组申华董事会,其本人也愿意作为瞿建国的助手,为发展申华作贡献。
如此,万科成为了继宝安之后第二家来上海参股上市公司的深圳企业。万科此举也带动了上海三无概念股的全线上涨,成为1993 年末上海证券市场的一道奇特景观。正如瞿建国所预料的那样,由于申华的“三无概念”以及其在上海优异的地理位置,时刻吸引着资本贪婪的目光。继万科参股后,申华继续上演并购之争。
1994年3 月31 日,《中国证券报》在第四版上刊登万科4 家A 股股东授权万科B 股股东之一君安证券所作《改革倡议———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其中对万科参股申华大加指责。王石虽对此并不认同,但其实在1993 年末万科就已经开始减持申华的股票,持股比例已经降为2.92%。在后来的两年中,万科继续减持,直至1995 年从申华前十大股东名单中退出。
三次北伐:深天极举牌飞乐音响
1993年的并购风潮中,宝延风波与申万联姻无疑是当时的热点。除此之外,深圳天极收购上海飞乐音响股权,则显得平静很多。
12 月22 日,深圳天极光电技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已拥有5.2%的上海飞乐音响的股份。当日,飞乐音响最高上涨至46 元,收盘于38.99 元,全天上涨3.70%,全天换手率为35.38%。从这样一组数据来看,深圳天极举牌飞乐音响引发的跟风效应,已经大不如前。
深圳天极表示,参股飞乐音响,是对公司资源配置的补充,希望由此打开上海及华东市场。飞乐音响总经理则表示,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投资者的选择,很正常。飞乐股份作为飞乐音响的大股东,则表示不会放弃大股东地位。
与前两次深圳公司的“北伐”不同,深圳天极并非上市公司。因此,这也成为中国内地首例非上市公司充当收购方的一例举牌事件。
不过,此后深圳天极并没有后续的动作,飞乐音响的控制权也牢牢掌握在飞乐股份的手上,没有发生变化,深圳企业的第三次“北伐”最终在默默无闻中收场了……
回归理性:“苏三山”闹剧收场
在1993 年,伴随着深圳企业三次“北伐”的同时,还曾出现过一段小插曲。
1993年11 月6 日,海南《特区证券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北海正大置业有限公司给本报编辑部的信”,称“截至11 月5 日下午3 时30 分,北海正大置业公司已经持有250.33 万股的苏三山股票,占该公司流通股的5.006%。”
消息一出,引起苏三山股价的巨幅上涨和震荡,11 月8 日星期一涨幅为39.88%。当日收市,深交所即发表了苏三山被收购是谣言的公告。
次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所谓“广西北海正大置业有限公司”收购江苏昆山三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5%股票一事,经初步查证无此事,有关情况正作进一步调查,《特区证券报》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深交所声明,“收购苏三山”不排除属于欺诈行为的可能性。随即,苏三山大幅下跌17.54%。
11 月10 日,广西北海市工商局经查询后获悉,当地并无“北海正大置业”。显然,这是一场骗局。
11月14 日出版的《股市动态分析》上,以特稿的形式发表了署名高原的《“苏三山”逐浪纪实》一文,指出“目前我国证券监管法规严重滞后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及其需要。尽管目前已有不少法规,但尚缺乏统一、可操作性强的证券法规。统一、可操作性强的证券法规的出台,已经是众望所期、刻不容缓。”
“苏三山”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中第一个证券欺诈案例,其产生正与当时的并购热潮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由于当时证券媒体不甚发达,市场中仅有《股市动态分析》、《上海证券报》、《证券市场周刊》以及当年创刊的《证券时报》等少数专业类的证券报刊,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极其匮乏,也助涨了欺诈行为的发生。即便是当时的媒体,也未能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苏三山事件后,《特区证券报》也受到相应处罚。自此,资本市场中的种种并购,也开始从喧嚣中回归理性。■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