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二孩时代”的国与家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的正式实施，家庭与国家的人口结构正走向合理化，如若彻底释放改革的红利，仍需要国家从高处着眼、实处着手，把各项配套政策完善起来

　　自2015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后，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2015年10月29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我国生育率已有20多年低于实现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至少两个孩子），多年处于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说，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减少，年轻劳动力出现急剧萎缩，同时养老负担加大。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有所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1687万人，比2013年增加47万人，人口出生率比上年提高0.29个千分点。在我国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出生人口与前几年相比上升幅度比较明显。但是显然，这样的数据并不足以遏止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重塑家庭结构

　　中国人口学会副秘书长陆杰华认为，生育政策调整，是基于我们国家的实际国情，毕竟我国人口比较多，之所以到现在放开，也是因为需要一步步来。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

　　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近一年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称，政府原本预计新政策推行后，每年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但截至2014年8月，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只有70万对提出申请，而当时获批的仅62万对，远远低于官方预期。

　　陆杰华表示，“‘单独二孩’达不到一定要求，这就需要走出全面放开这一步。”

　　2016年年底，“全面二孩”正式实施已近一年，《小康》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调查显示，对于“您是否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个问题，超过一半（54.4%）的受访者表示“看情况而定”，其显示出的理性耐人寻味；但也有34.8%的人表示“肯定会要第二个孩子”。

　　“我觉得这和‘单独二孩’的人群不一样，毕竟是全部放开，我估计数量大概在一亿人左右的家庭。”在谈到全面放开会不会导致人口爆炸性增长时，陆杰华的态度是，政策实施后，2017年和2018年的生育规模可能会有明显增长，至于增长有多高，还需要看未来的数据。“肯定比不放开要高一些，有堆积也是正常的，没堆积才是有问题。现在百姓在生育上更加理性，毕竟受到的主客观影响也比较多。”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当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影响是劳动力供给的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压力骤增，同时也造成很多“中国制造”产品的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正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经历过的一样，伴随劳动力人口下降而来的是经济增长的减速。劳动人口减少虽说可以防止失业率上升，但同时也将推高劳动力成本，进而削弱制造业和出口竞争力。

　　源自于日语的少子化一词，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少子化代表着未来人口可能逐渐变少，和人口老龄化一样，它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也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远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会造成人口不足。所以，少子化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因此，全面放开二孩生育，从宏观角度来说，首先，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其次，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和经济平稳增长，焕发社会活力和增强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从微观角度来说，则有助于每个家庭人口结构的合理化，尤其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失独家庭之痛。

　　近些年，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不合理的负面效应集中凸显，主要表现在养老、子女教育、独生子女的个性发展等方面。从社会保障角度来讲，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据统计，目前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失独父母老无所依，这种痛本是可以通过调整生育政策避免的。因此，全面放开二胎，对于优化家庭结构有正面、有效的作用。

　　哪些因素会让中国人决定生育第二个孩子？《小康》杂志社的调查显示，排在首位的原因是“有利于孩子成长”，其次是“有利于家庭结构稳定”，再次是“希望儿女双全”，而这三个因素的出发点无疑都与“家庭结构”相关。

　　相关产业“抢滩布局”

　　“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对于母婴经济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近年来，月嫂、育婴师的身价高居不下，一些金牌月嫂月薪已涨到了8000元左右。由于二孩父母的年龄一般都偏大，所以对于月嫂、育婴师、催乳师等家政人员的需求也会更大。”一位家政公司负责人分析认为，月嫂、育婴师的工资还会继续上涨，预计家政人员的缺口也会更大，因此很多家政公司都加大了月嫂的招聘和培训力度。

　　据一位职业培训学校的校长介绍，和以往单一母婴护理不同，现代女性更重视包括月子催乳、产后恢复等专业化的母婴服务，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催乳师、产后调理师、月嫂等服务队伍，2015年报名参加培训的人数比往年翻了一番。可以预见，随着更多“70后”、“80后”妈妈生育二胎，这一市场需求将会进一步加大。

　　与此同时，产后月子服务市场也更加多样，包括产后月子照护服务、专业订制月子餐、调理师、催奶师上门服务、月嫂等等，都需要提前安排预订。很多月子中心、母婴用品店、产后恢复中心等都开展了以产妇及婴儿为主的新型月子延伸服务项目。产后瘦身、上门绑腹带、指导产后运动、妊娠纹修复、乳房保养、子宫保养、气血调理、私密护理等与产后恢复相关的服务项目，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产后身体恢复需要的美体产品和按摩手法都不一样，价格也不尽相同。”一家美容院工作人员表示，“尽管价格昂贵，但很受妈妈们的欢迎。”

　　二孩的到来，也为一个个二孩家庭带来了一笔实实在在的“经济账”。“我家现在住的是110平米的房子，两室一厅。有了要二孩的打算后，我们正在考虑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马德斌的儿子今年已经3岁了，“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他和妻子商量决定再要一个孩子。而目前这个三口之家所住的房子显然难以满足未来四口之家的需求。

　　“不仅要考虑父母帮忙带孩子需要一起住的问题，甚至还要考虑保姆间的问题。因此肯定要换150平米以上的房子。”马德斌对于自己的需求非常明确。但是在换房之前，他首先要换的还是汽车。马德斌夫妇各有一辆汽车，他自己开一辆商务四座车，妻子开的则是紧凑型四座车。他已经看好了一款七座MPV（多用途车，即可以坐7-8人的小客车），“平时上班要用，周末旅游也要用，会带着老人和孩子。因此七座车是必然的选择了。”

　　数据显示，在当下中国，和马德斌的妻子一样，已育一孩的已婚育龄妇女约有1.4亿。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约9000万人，其中“80后”的年龄在28岁至37岁之间，将是生育二孩的主力军。

　　作为伴随中国互联网成长的一代，“80后”对IT新产品接受度高，具备极强的数据消费能力，尤其是通过手机、互联网购物，已成为他们的消费习惯。而敏锐嗅到了风向的电商们已经在为抢夺“二孩”市场摩拳擦掌了。新兴的母婴电商，未来不仅要做垂直母婴电商，还将延展到上游的医疗孕产、下游的教育领域，打通零售与服务通道，为即将到来的“二孩时代”抢滩布局。

　　近九成人盼望“全面二孩”配套政策出台

　　新生儿的到来，固然能使家庭结构合理，为家庭注入活力，增强家庭幸福感，但是随之而来的经济负担，也足以让一部分人选择“不生”。因此对于其是否能够拉动母婴、房产、汽车等领域的发展还不能盲目乐观。

　　《小康》杂志社的调查显示，除了有34.8%的受访者肯定会要第二个孩子，54.4%的受访者会视情况而定是否生育第二个孩子外，还有8.2%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只会要一个孩子，2.6%的受访者甚至没有生育孩子的打算。表示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受访者们在填写调查问卷时，将“经济压力”列为了只生育一个孩子的首要因素，其次是“无人帮忙带孩子”。

　　这的确是大部分父母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对于养育二孩带来的经济压力，全国人大代表、台盟上海市委秘书长李碧影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如何把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和二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给予‘二孩家庭’个税优惠，减轻二孩家庭的经济负担。初步设想是，没有生育的夫妇两人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3500元；如果是一孩，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起；生育二孩，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再提高到7000元起。”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也建议道：“政府应为生育二孩后的母亲提供三年的补贴，金额应为当地平均工资的七到八成，让母亲们安心在家带孩子。”

　　对于“您觉得是否应给予二孩家庭足够的政策和社会支持”这个问题，在参与《小康》杂志社的调查时，近九成人（87.3%）表示希望相关政策能够尽快出台。

　　2016年年初，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曾表示，目前孕妇建档率增加，一些大城市出现产床“一床难求”的情况，说明一些家庭已积极行动起来了，还有一些家庭仍有顾虑，主要在影响妇女就业、孩子照料、入托和入学、养育孩子成本等方面，党和国家是高度重视的，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正认真研究，要着力解决。

　　要全面落实好“全面二孩”这项政策，彻底释放改革的红利，无疑还需要国家从高处着眼、实处着手，把各项配套政策完善起来。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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