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头与额头相贴

　　小时候家中有一支精致的体温表，它装在一支粗糙的黑色钢笔套里，我看过一部反特小说，说情报就是藏在没有笔尖的钢笔里，那个钢笔套就显得有几分神秘。

　　妈妈把体温表收藏在我家最小的抽屉——缝纫机的抽屉里。妈妈平日上班极忙，很少有工夫动针线，那里就是家中最稳妥的所在。

　　七八岁的我，对天地万物都好奇得恨不能吞到嘴里尝一尝。我跳皮筋回来，经过镜子，偶然看到自己脸红得像炉膛里烧的炭煤。我想我一定发烧了，甚至觉得自己的脸可以把一盆冷水烧开。我决定给自己测量一下体温。

　　我拧开黑色笔套，体温表像定时炸弹一样安静。我很利索地把它夹在腋下，冰冷如蛇的凉意，从腋下直抵肋骨。我耐心地等待了5分钟，这是妈妈惯常守候的时间。

　　到时间后，我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像妈妈一样眯起双眼把它对着太阳晃动。我什么也没看到，体温表如一条宁静的小溪，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百般不解。突然想起来，妈妈每次给我夹表前，都要把表狠狠甩几下。一定是我忘了这一关键操作，体温表才表示缄默。

　　我拿起体温表，全力甩去。我听见背后发出犹如檐下冰凌折断般的清脆响声。回头一看，体温表裂成无数亮白珠子，在地面滚动……

　　妈妈非常珍爱这支温度表，不是因为贵重，而是因为稀少。那时候，水银似乎是军用品，极少见于寻常百姓家。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借用这支表，每个人拿走它时都说，请放心，绝不会打碎。

　　现在，它碎了。我知道任何修复它的可能都是痴心妄想。我祈祷自己发烧，我知道妈妈对得病的孩子格外怜爱，我宁愿用自身的痛苦赎回罪孽。

　　妈妈回来了。我默不作声。我把那只空钢笔套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希望妈妈主动发现它，我认为被别人察觉错误比自首要少些恐怖。

　　妈妈忙着做饭，根本没注意到钢笔套。我的心越发沉重，实在等待不下去了，我飞快地走到妈妈跟前，大声说：“我把体温表给打碎了。”妈妈狠狠地把我揍了一顿。

　　不久，我病了，就像被人塞到冰箱里，从骨缝里往外散发寒气。“妈妈，我冷。”我说。“你可能发烧了。”妈妈说，伸手去拉缝纫机的小抽屉，但手臂随即僵在半空。她用手抚摸我的头。她的手很凉，指甲旁有几根小毛刺，把我的额头刮得很痛。

　　“我刚回来，手太凉，不知你究竟烧得怎样，要不要赶快去医院……”妈妈拼命搓着手。她俯下身，用她的唇来吻我的额头，以试探我的温度。

　　妈妈是严厉的人，在我有记忆以来，从未吻过我们。这一次，因为我的过失，她吻了我。那一刻，我心中充满感动。妈妈的口唇有一种菊花的味道，那时她患很重的贫血，一直在吃中药。

　　可是妈妈还是无法断定我的热度。她扶住我的头，轻轻地把她的额头与我的额头相贴。她的额头像碾子似的滚过，用每一寸肌肤感受我的温度，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烫，可别抽风……

　　我终于知道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弟弟妹妹也有过类似的情形。我默然不语，妈妈也不再提起。但体温表像树一样栽在我心中。

　　后来，我看到了许多许多支体温表。我当了卫生兵，每天需要给病人查体温。体温表插在盛满消毒液的盘子里，好像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多想拿走一支还给妈妈呀！可医院的体温表虽多，管理也很严格。纵是打碎了，原价赔偿，也得将那破损的“尸骸”附上，方予补发。我每天对着成堆的体温表处心积虑摩拳擦掌，就是无法搞到一支。

　　后来，我做了化验员，离温度表更遥远了。一天，部队军马所来求援，说军马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症，他们的化验员恰好不在，希望人医们伸出友谊之手。老化验员对我说：“你去吧。都是高原上的性命，不容易，人兽同理。”

　　我至今不知道那些马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我的化验结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兽医们很感激，说要送我两瓶水果罐头作为酬劳。在维生素匮乏的高原，这不啻一粒金瓜子。我再三推辞，他们再四坚持。想起人兽同理，我说：“那就送我一支体温表吧。”

　　他们慨然允诺。春草绿的塑料外壳，粗大若小手电。玻璃棒如同一根透明铅笔，所有刻码都是洋红色的，极为清晰。

　　我珍爱地用手绢包起。本来想钉个小木匣，立时寄给妈妈，又恐关山重重雪路迢迢，在路上震断，毁了我的苦心。于是耐着性子等到了第一次休假。

　　那一刻，我还了一个愿。

　　妈妈仔细端详着体温表说，有了它总比没有好。只是现在不很需要了，因为你们都已长大……

　　（一叶知秋摘自《柔和的力量》湖南文艺出版社）

　　●毕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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