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那么悲伤的葬礼

　　生活讲究的老太太

　　先生的外婆去世了。说实话，我和这个外婆并不熟。先生是荷兰人。嫁给先生时，外婆已被诊断为阿兹海默症，几乎足不出户，和她最爱的小儿子住在一起。她的记忆逐渐模糊，可她从未像某些阿兹海默症患者一样邋遢、焦躁，她永远是美丽而清爽的，衣带翩然，姿态曼妙。

　　在她还认得人时，我和她聊过一次天。那是个初夏的午后，外婆和我在她家花园晒太阳、喝咖啡，欣赏着满园的花草。外婆娴雅地直起身子，端起咖啡轻啜一口，眉头一皱，转头问我：“你觉得咖啡还好吗？”我喝得正起劲，觉得没问题，可她觉得咖啡冲得不好，再没喝第二口。

　　她的爸爸是广东客家生意人，妈妈是荷兰奴隶主的女儿。她在南美洲出生长大，家里有大片的庄园，还经营着贸易。在那里，她嫁给了一个意大利裔犹太人的儿子。她当时的思维还挺清晰，对往事如数家珍。在某种程度上，外婆挺像贾母的，她也亲历了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过程。

　　之后，再见到外婆，她便不太认识人了。她变成了一个脾气极和善的老太太，不再挑剔食品、饮料。

　　斑斓的一生

　　葬礼那天，遗体告别间里，满室的百合、白玫瑰、非洲菊，雅致有序地放在外婆的棺材四周。棺木还没盖棺，亲人可以瞻仰遗容。殡葬司仪叫来外婆的6个子女，每人钉上一颗棺材盖的钉子，完成了盖棺仪式。瞬时，压抑的哭声四起，我们是真的再也见不到外婆了。

　　在6个子女的护送下，外婆的棺材被推到祭奠礼堂。荷兰不兴中国那种特定的丧礼哀乐，而是由家人自选决定祭奠仪式的音乐，有些荷兰人甚至会选欢快的流行乐来送别亲人。我们选的是一段意大利歌剧的悼亡曲，凄美哀婉。

　　大家坐定后，大舅开始主持祭奠告别式。外婆的子女、教子们开始进行每人两三分钟的致辞。致辞的内容全是亲人对外婆的回忆，褒贬不一。在这些致辞里，我隐约窥见了外婆斑斓的一生。

　　我听到了外婆如何与逃避二战战乱到南美的外公相识相爱。那时外公家的生意停滞，受了惊吓的犹太家族，囤着一大堆金银珠宝不敢轻举妄动，外公老老实实地当着医科大学的实习医生。外婆看上外公后，就到外公的医院当护士，只想和外公多亲近。

　　外婆会带女儿们去巴黎米兰的时装周购物看秀，也会拖儿带女满世界追他们的演唱会；外婆的厨艺了得，是个派对策划和交际高手；她会教孩子们弹钢琴、骑马，与孩子们一起写生画画。

　　外婆也会“纵容”儿女们做些坏事，比如，任他们偷邻居家的鸡。她把鸡烤得香喷喷的和大家一起吃，说：“有时，做坏事的感觉真的很好，但要对后果负责就不太愉快了。”之后，她会带着孩子去给邻居道歉，再赔些钱……

　　就这样，在这些故事里，我们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唏嘘，一会儿流泪，如同再次陪着外婆走过其一生。

　　她恣意洒脱，从没诉过苦

　　祭奠礼毕就是下葬了，外婆会和20年前去世的外公合葬。荷兰下葬前的风俗是灵车和送行的车队要去逝者的家门前绕一圈再去墓园，让亡灵与家园做最后的告别。

　　在进入墓园前的一公里，殡葬司仪下了车，步行引导整个车队到墓园入口，此时车速更加缓慢，为的是不惊扰其他安眠于此的亡灵。下葬时，牧师带着大家祷告，然后每人撒把土在棺材上，再由专人砌土完成下葬，逝者就算正式入土为安了。

　　在景色如画的墓园里，空气里夹杂着花草的甜香，我心里没有特别的悲伤，反而有一丝快乐和坦然。这种快乐源自于我在了解了外婆有声有色的一生之后而感到的希望，那种生命本质中最实在的、带着韧性和力量的希望。

　　想想我们中国老一辈的葬礼，逝者的致辞一般都是：“我们的母亲受尽磨难，省吃俭用，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是我们真的那么苦，还是我们只能看到苦？

　　其实，外婆的一生也充满悲欢跌宕。她早年在南美洲，因为是荷中混血儿而被白人歧视过，二战后颠沛流离的家园重建，与兄弟姊妹的分离，大家族的错综复杂，养育6个子女，资助3个教子，平衡丈夫和众多家人的关系，打理家里的经济，承担骂名。从大风大浪中闯过来，外婆依然恣意洒脱地活着，从没诉过苦。

　　婆婆守着外婆度过她辞世前的最后一晚，据说她当时很清醒很开心。婆婆问：“妈妈，把你那套Dior黑色纱礼服借我穿穿吧。”外婆笑着回答：“是1963年我们去巴黎买的那套吗？我不借。我要穿着去参加派对。”这是外婆的最后一句话。

　　谁说不是呢，外婆的一生就是一场声色华丽的派对。

　　（清荷夕梦摘自《家人》2017年1期）

　　●Wei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