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富豪养成记

　　王大骐和父亲王志纲闹崩了。两个多月里，他只在高尔夫球赛上见过父亲一面。王志纲见到儿子，当没看见，径直走了。过了好几天，王大骐想起这段，仍然觉得很受伤：“形同陌路，至于吗？”

　　这场“冷战”，始于父子间的谈话。王大骐开了一家公司，从去年开始做了几场活动。对此，王志纲听不懂，也不支持。尤其是2016年10月，王大骐在五星级酒店组织了一场名为“啪啪2.0”的社交活动，更是被这个著名的中国商人定性为聚众淫乱，“你可别把公安招来”。

　　“你走吧。”王志纲突然说。王大骐沉默半晌，“好，那我走了。”之后，父子俩再没沟通过，甚至朋友圈一度互不点赞。说起这场“冷战”，王大骐脸上看不到沮丧。在过去20多年中，来自父亲的批判和质疑是他生活的常态。

　　父子

　　王志纲，“智纲智库”咨询公司创始人，曾在中国社科院和新华社工作。1994年“下海”，为碧桂园、万达等地产公司提供过战略咨询，与王健林等人熟识。20多年间，经其点金的亿万富豪不计其数，有媒体称他为“首富制造者”。他隐身富豪背后，自己也赚得无数桶金。

　　“在他的世界里，他就是狮子王。”王大骐说，自己和双胞胎弟弟早在儿时，就随父亲东奔西走做项目。每到一处，都有人前呼后拥喊“王老师”，有些地方甚至派出警车开道。据说王健林最初给他打电话，都要攀老乡的关系。王大骐记得，饭桌上，总是父亲一个人高谈阔论。回到房间，父亲摊开地图，给两个儿子讲大历史观，讲风土人情。

　　“这是我们家独有的教育方式。”王志纲说，他想让孩子在行走过程中感悟和学习，“也许当时体会不到，甚至还会反感，但当他们长大之后再回想，会发现从中受益很多。”

　　现在已经长大的王大骐对这种方式却仍然感到压抑。“觉得他就是在吹牛，走到哪儿都想控场。”王大骐说，他还是很难理解父亲的苦心，有摆脱不掉的阴影。工作后，自己在酒桌上也总是沉默，因为习惯了听父亲一个人说话。

　　和很多企业家一样，王志纲选择让儿子早早就出国读书。出国时，同行的家长都在机场和孩子抱头痛哭，王志纲只说了句“走吧”，然后扭头就走。

　　“我们家的感情交流不太顺畅。”王大骐说，他和父亲的日常交流更像是辩论赛。某一年春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模仿私董会的形式，每人发言两分钟，选出一个焦点人物，大家觉得谁最需要被支持，就集体支持这个人。

　　在国外读书，王大骐很羡慕那些西方家庭——每周末是亲子时间，父亲都带孩子出去打猎、烤牛排。相比之下，他和父亲的关系简单而冰冷——后者给他提供足够的钱，因为不缺，王大骐至今对钱没有什么概念；为数不多的交流，更像是下级对上级汇报工作。

　　成年后，王大骐试图对父亲表达过感情。一次，他拨通电话：“爸，我爱你。”电话那头，父亲沉默了几秒钟，“你喝高了吧”，然后把电话递给了母亲。有几次，他想要拥抱父亲，对方却“很恐惧”地躲开了。

　　拥抱、鼓励或表达爱意，对这个残酷年代成长、在商海里摸爬滚打多年的人来说，像是在示弱，是袒露自己内心柔软的部分，是“危险行为”。

　　接班

　　第一代企业家终将老去，接班成为了横亘在每个富豪面前的难题。王大骐和其他“富二代”一样，从出生开始，就被赋予了“接班”的使命。

　　目前的企业家有几类，一是冯仑、李东升等没有接班人的，李东升的女儿去当公务员了，冯仑的女儿在美国，不打算回国，他们在传承这件事上很苦恼；二是孩子可以接班的，但即便如此，在接班过程中，也必定有一番挣扎和摩擦。

　　王大骐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施展“拖”字诀，能不接班就不接班，至于拖到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

　　王志纲经常宽慰他周围的富豪朋友，不要总想着家产没人继承这事，得超越这一层。“只要孩子是正能量的，能给社会做些贡献就挺好。”王志纲说，他对儿子王大骐已经看开了，在他看来，比较适合王大骐的职业是作家、观察者，或者当个主持人也不错。

　　但很多富豪对这一问题普遍难以释怀，王志纲透露，“对他们来说，比挣钱更重要的就是传承了。曾经有老板跟我说，如果能帮忙说服孩子接班，给我下跪都行。”

　　“我相信这是很多企业家最后的心结。”王大骐说，他与富二代接触，听到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位老板再娶之后受到儿子的挑战，要父亲必须离婚，否则他拒绝接班，最后其父无奈之下付了13亿元离婚费。

　　在写完《财富的孩子》一书后，王大骐打算进一步深入“富二代”这个群体，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和影响他们。“我爸爸影响的是一代企业家，我希望可以去影响二代，这才是真正的传承。”王大骐打算用这种方式，实现与父亲的和解。

　　退休

　　“除了唱歌外，他有什么兴趣爱好？没有。工作就是他最大的爱好，他就喜欢4点起床，喜欢看着一栋栋楼盖起来，怎么把迪士尼干掉，怎么让老外服气。”

　　王大骐说的这个人是王健林。这个中国大陆地区首富，早年间就与王大骐的父亲王志纲相熟。

　　王健林也面临接班问题。早在2013年，他就说，位子不一定传给儿子王思聪，“他自己现在在做投资公司，如果出色，当然是最好的人选，如果不能担得起来，也不一定传给他，可以交给职业经理人。”

　　对于怎样才算“担得起来”，王健林的解释是看王思聪能不能服众：“这帮老臣是跟了我的，如果传给他，这帮老臣能不能接受、拥护？你服众就传给你，不服众就不传你。”

　　对这个问题，王大骐深有感触。18岁时，王大骐在父亲的上海分公司实习了一个礼拜。那之后，他就断了接班的念想。父亲公司里，有很多元老级别的人，“大家都是当年不远千里追随他打天下的，他有很强的感召力。我介入之后，很难建立自己的系统和威信。”

　　“我爸是公司的精神偶像，这是我们的心理阴影。”王大骐发现，个性越强的企业家，下一代越难接班。因为整个企业建立在其人格魅力上，有很深的个人烙印。

　　娃哈哈集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宗庆后女儿宗馥莉有次评价父亲和企业的关系时说了一句：“娃哈哈减去宗庆后等于零。”

　　不过，即便王健林想传给儿子，王思聪是否想接也是个问题。他问过王思聪，王思聪对此兴致不大。像王大骐说的，这位大陆首富的公子，战场在网络上，他的风格和盖房子、做实业的万达相差太大。

　　虽然王健林一再谈及退休话题，但在王大骐看来，这几乎不可想象。“你让他从一个将军似的老头变成一个普通老头，再没有呼风唤雨的感觉，这很难过渡。”王大骐说，他们这一代富豪，有太多顾虑，在这些问题解决前，他们只能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停不下来”。

　　（摘自《看天下》2017年3期）

　　●王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