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会成为中国“硅谷”吗？——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

　　陈剑，也担任多年的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他近年来提出若干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观点，诸如“北京与首都或许已经分开”，一度引发了业界和舆论的讨论。他较早提出在保定打造中国的政治副中心，并认为完全具有可行性。

　　三联生活周刊：河北经济一直被视为京津冀发展中的“木桶短板”，雄安新区设立后，你认为会怎样撬动这种格局？

　　陈剑：京津冀的短板主要在河北。河北当前的局面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环境治理的攻坚期，两期叠加。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三年前就提出了，虽然有很多动作，但是京津冀这三年来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定位不仅没有上升，从一些数据来看，还有所下降。2015年，京津冀三地经济总量占全国10.2%，2016年降到了10.02%。这个比例今年可能首次低于两位数。如何改变河北的弱势地位短期看不出迹象，因为看不出它的增长点。

　　京津冀虽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增长极，但和珠三角、长三角比，成绩相对没有那么辉煌。改革开放近40年，深圳特区开启了一个大浪潮，深圳市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方。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1993年浦东新区正式成立，中国经济连续五年实现两位数的增长。浦东以及长三角的崛起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引擎。浦东新区成立24年，它和长三角已然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长三角现在的两翼浙江和江苏也非常突出。江苏自己去年经济总量已经逼近广东。珠三角现在相对长三角弱一点。

　　河北这几年在中国经济的排名持续下降。2014年是第六名，之后先后被四川、湖北超过，今年很有可能被湖南超过。主要原因就是产业结构落后，河北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41.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这种产业结构说明河北还处在工业化中期。北京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天津是制造业中心，进入工业化后期。还有一个问题是环京津贫困带的问题，保定还有四个国家级贫困县。

　　什么叫环境治理的攻坚期呢？2015年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这样说的，京津冀地区已经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的地区。环保部每半年会公布中国十大污染城市，河北常常占6～7个。

　　设立雄安新区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为京津冀、为北方经济、为中国经济寻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北京的定位是科技创新中心，雄安新区要打造成创新高地，我们希望它是创新驱动型的城市。创新高地和创新中心并不矛盾，两个可以齐头并进，也就是世界级城市群的设想。雄安新区的设立，使京津冀地区从两核，成为三核，京津雄成为三角，构筑世界级城市群的基本框架。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希望雄安新区是创新驱动的城市，但跟河北目前的产业结构水平之间还有巨大的落差。把北京的科研机构搬过去就可以平衡这一落差吗？

　　陈剑：河北产业结构落后，钢铁企业、低端产业要逐步淘汰。这很快会有一个变革，但需要外力推动。河北的产业结构调整当前需要做三件事，首先是传统产业更新改造。比方说，传统的钢铁产业需要提升其科技含量。第二个是发展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河北这两年在这方面发展还是很快的。第三个路径是要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河北是文化大省，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北京就得益于两个五年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占北京GDP的比重超过1/7。

　　对雄安新区来说，第一要注意市场的力量和政府力量如何平衡。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发挥民营资本的活力。第二点是政府的投资效率如何得到提升。国家现在有一定实力在一个地方，调动各方资源，用央企、用国家队衬托起一个地区的繁荣，但形成后产出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个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平衡问题。白洋淀水资源是很有限的，河北的地下水也一直紧缺。第四，创新高地建设与创新要素汇集如何取得平衡，雄安新区建设，要打造一个创新的高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意义重大。问题是，如何才能形成创新高地。

　　中国近40年的发展，主要做法就是复制模仿，拿来主义，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赶超。但这一发展模式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发展、引领性发展，意义深远。要打造创新高地，需要吸引国际国内一流人才，如何形成能够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土壤和环境，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巨大挑战的问题。没有思想的解放，吸引一流的人才是很困难的。首先要创造土壤让思想解放。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专家提出要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中国的“硅谷”、全球创新中心。你怎么看？

　　陈剑：我还要观察。

　　我认为习总书记提出的七点任务是解读雄安新区建设的一把钥匙。根据习总书记的部署，雄安新区承担了七方面重点任务：建设绿色智慧新城；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生态城市；发展高端高新产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前五点是说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雄安新区，后两点则是建设的途径和原则，能不能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能不能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这是驱动新区长期的、自生的发展最核心的元素。近40年的改革经验就是开放和放开，七点任务的后两条说的还是放开和开放。

　　要建设一个创新中心、创新高地需要很多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说的七方面重点任务的第六和第七，体制机制的创新还有扩大开放。

　　实现创新驱动对北京来说也是个挑战。改革开放近40年，主要靠后发优势、复制模仿、拿来主义。但现在面临很大的发展瓶颈，经济增速也持续放缓。这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一个是中国改革已有的改革红利基本上用尽了；很多体制和机制束缚了活力的释放。另一个束缚是创新的缺失，核心的创新动力不足。第三个因素是人口，我们廉价劳动力也用完了，“人口红利”时代结束。

　　北京的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能不能成为科技创新中心，对北京是一个挑战。北京最大的优势是聚集了中国一流的院校和专利技术，具有科技创新的潜力。但这些年中国创新的版图上第一把交椅是深圳。深圳的民营资本不但活跃，而且高度的市场导向，创新动力强，这是市场力量形成的；而北京的人才储备、机构优势等等，过去主要是靠中央政府定的。北京要承担的创新，应该是整个制度和体制的变革，需要思想市场的解放、法制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北京想成为创新中心，但它功能太多了，权力都集中在这里。要疏解它的功能，才能聚焦核心功能。

　　三联生活周刊：正如你提到的三个因素导致发展瓶颈，有人认为让深圳、浦东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条件已经没有了。

　　陈剑：全球化在一定时期回潮反弹是正常的。但对中国而言，关键是中国的改革现在处在僵持期。

　　政府可以建高铁、建新城，让央企大规模进入，但能否吸引人才是另一个问题。滨海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可持续性。雄安或许会对滨海新区产生挤压。雄安新区可能会影响对滨海新区的关注度。

　　现在已经不需要担心北京不要的给雄安。因为这次规定的央企、高校、医疗机构都属于北京好的资源，中央要求如果不是首都功能都要搬过去。甚至一些核心功能我认为都是可以疏解的。我认为，其实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就行了，甚至“两会”的会址都可以搬迁。我一直建议，“两会”可以放到保定。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雄安相对于滨海新区、曹妃甸，最大的优势在哪里？是“千年大计”的历史定位吗？

　　陈剑：最大优势是中央政府的定位，还有强大的国家意志。大量投资会繁荣一个地区，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种大量投入不具有普遍推广意义，能否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示范区还需要观察。我认为可能很难成为西部大开发等的示范和样板。前期的资金可能需要央企大量的投入。设立雄安新区宣布之后，国投公司、中国石化、中国联通、中国铁建、中国中冶等40多家央企表态要进驻，这个数字已经占到央企40%了。

　　现在来看，对全国来说，雄安新区的设立更多的是政治意义，宣扬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中央政府全力打造的模式或许不具备普适意义，它形成的是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政策环境，把行政作用发挥到极致。“千年大计”是中国语言的特点，意思是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要求规划经得起更长时期的考验。

　　文 齐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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