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服从的身体

　　“时尚是关于互换、共享和引用，而不是占有。”

　　一场跟身体有关的展览

　　3月中下旬，在英格兰北部的赫普沃斯美术馆（Hepworth Wakefield），乔纳森·安德森策划的为期三个月的展览“不服从的身体”（Disobedient bodies）在时尚圈和艺术圈的共同关注下开幕了。它将时装与艺术作品并置，方式还有点挑逗、玩味或者说是挑衅。这场展览花了安德森将近两年的时间准备，对一个“年产量”有12个系列的服装设计师来说，已经非常有效率了。

　　安德森在开幕演讲中提到自己的一场顿悟。2006年V&A博物馆的那场时尚缪斯“安娜·皮亚姬的时尚学”（Anna Piaggi Fashion-ology）展览，让他发现服装可以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和雕塑的实现。“如果我的展览能像皮亚姬启发我一样，启发一两个年轻人也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在赫普沃斯美术馆首席策展人安德鲁·博纳奇纳（Andrew Bonacina）看来，用什么东西来与时装对抗，就会用那样的新眼光来审视时装。

　　展览汇集了不同领域的作品：时尚、艺术、摄影和设计，不难看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与人体相关。就像游乐场那样，它们各执一角。这让人联想到了达·芬奇的展览，回味那个在多学科交叉的背景下进行创作的时代。

　　展览中的100多件作品，既有来自路易斯·布尔乔亚、林恩·查德维克、贾科梅蒂、芭芭拉·赫普沃斯、亨利·摩尔和多萝西娅·坦宁这样的艺术家，又有来自如迪奥、高提耶、川久保玲、海尔姆特·朗、三宅一生、薇薇安·韦斯特伍德这样的设计师，当然也少不了安德森本人的作品。

　　“我们把每一件作品当作一个身体来谈论。”博纳奇纳对《时装商业评论》说，“这里有100多个身体在对话，它们有开心的、尴尬的、引起争论的，甚至是互相仇恨的。”所有情感都是观者自己赋予的，所以后两者并没那么容易找到例证。事实上，展览并不是像“不服从”听起来那么性感，而是展示了过去100年间，身体作为雕塑的一种形式是如何被处理的。

　　进入展厅，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的是亨利·摩尔1936年的木雕《斜倚的人》，旁边是时尚摄影师杰米·霍克斯沃思和安德森合作完成的作品《The Thinleys》，探索用不同的布料将人体打造成雕塑的既视感。

　　几步之遥可以看到高缇耶1983年的锥形胸衣礼裙（Breast Cone Dress），摆成了与斜倚的人相似的造型，这是策展人博纳奇纳的主意。他认为相比于服装，艺术被包裹在一层智识的泡沫中。“经常有人走进来，看看赫普沃斯或是摩尔的作品说，‘我喜欢它，但看不懂’。但配上衣服，他们就能说出为什么觉得它有趣，或者为什么觉得它吸引人。”

　　不难想象，这些创作理念在面世时带来了何种激进影响。“但彼时激进的东西在现今看来已是经典了。”博纳奇纳认为这种“后见之明”也很有趣。而对于高缇耶的锥形胸衣礼裙来说，这个过程被反过来了：麦当娜让人们知道了锥形胸衣裙，它本是一种时尚经典，不知怎么在如今的展览中却被解读成激进了。正是这种奇妙的副作用，让“不服从的身体”从近期其他类似的时尚与艺术情境重构的展览中脱颖而出。

　　参观展览的过程就像穿梭于一场鸡尾酒会。川久保玲1997年发布的“隆与肿”系列正与布朗库西1912年创作的头部雕塑“对视”；山本耀司带裙撑的外套正与威廉·特恩布尔的青铜像“比试”谁的曲线更美；海尔姆特·朗带有各种背带的时装系列，与雕塑家贾科梅蒂、路易丝·布尔乔亚以及芭芭拉·赫普沃斯的雕塑在一起“探讨”极简、线条与空间。

　　再往前走，就会发现玛格达莱妮·欧顿多的陶瓷瓶正凝视房间另一边的迪奥上世纪50年代的丝绸酒会礼服裙。“鸡尾酒会意味着一些作品已经是老朋友，其他的也能成为新相识，他们在特定的情境下互相往来。”负责此次展览设计的伦敦建筑师团队6A的建筑师对《卫报》解释道。这些作品彼此有差异，也有共性（不仅都是关于身体）。它们是否相处融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富有创造性的反抗。

　　这一切都遵从着安德森“跨界创意”的原则，就像将三宅一生的灯笼装与带给其灵感的日本艺术家野口勇的灯笼作品陈列在一起那样，二者跟参观者的距离都被拉近了。他觉得最兴奋的部分是伊夫·圣洛朗的黑色雪纺裙和斯洛伐克雕塑家玛丽·巴图斯卓娃的作品并置的空间。那条1969年的黑色雪纺裙的胸衣部分是由法国雕塑家克劳德·拉兰内用黄铜浇灌塑成，和正对面的抽象雕塑“穿孔躯干”一样，令人联想到身体曲线和皮肤纹理。“那感觉就像彼此信任的两个女人同处一室。我喜欢这个部分的设计，她融进了黑暗的背景里，只能辨识金色的腰线。”

　　关于分享而非占有

　　除了入口处的详细文字说明，所有展品都没配注解和标签。安德森和博纳奇纳鼓励观众与展品进行更直接的实体互动。四个展厅通过一系列窗帘的区分营造出了亲密又迷惘的感觉。有个房间悬挂起28件“超现实版”套头毛衣，色彩鲜亮、袖子细长，这是安德森特别设计的部分，即便是三四岁的孩子都能投入其中，他们会想要跳起来触摸这些衣服，或是把自己塞进袖子里。

　　英国艺术家安西娅·汉密尔顿在这个展览中策划了一部分。她曾以高达5米的被称为“低俗雕塑”的作品《大门计划》获得2016年度的当代艺术大奖“透纳奖”。她这次的作品中包括《安西娅·汉密尔顿重构Kettle’s Yard美术馆》，汉密尔顿当时为它工作了18个月，这与快速运作的时尚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德森想到自己一年做12个系列，感慨到这就是时尚浮于表面的原因。

　　安德森认为山本耀司的设计与芭芭拉·赫普沃斯的雕塑同等重要。设计师也能在服装上实现雕塑的形式，然而，相比于设计师，艺术家对于身体的叙述往往更加大胆。

　　“芭芭拉·赫普沃斯、亨利·摩尔这些艺术家也曾为时尚工作。但这早在过去30年间消失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奢侈品标榜排他和精英。安德森对《纽约时报》说：“我觉得时尚迷失了。也许是因为贪婪的原因，它忘记了手工艺和文化。我相信艺术世界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变成了一场关于价格的竞赛。”

　　多年前，当三宅一生再度推出融合了音乐、舞蹈等元素的衣服时，或许他开始认清时装并非一种艺术形式。他近乎惯性的不自信已经异变成恼怒。他故作神秘地坚持衣服、衣服……然而，它不是雕塑，不是帆布上的油画，只是布，用来包裹身体的东西。但在安德森看来，时尚是具有文化性质的。

　　当他在针织衫上引用材质设计师约翰·艾伦（John Allen），以及在手袋上与美国雕塑家李察·莎伟仕（Richard X Zawitz）直接合作的时候，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证明这一点。

　　当然，安德森也有让人难以理解的时候。2013年他让男模穿着露肩上衣和荷叶边短裤出现在T台上，被《每日邮报》封为男装周最蠢着装奖。“当你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的时候，那是好事，意味着其他人还没有准备好。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做眼前的事就没意义了。”安德森说。

　　这个系列后来成了他最重要的系列之一。“它关于性别模糊，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问题，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必须反映发生了什么。”总有人说安德森对“性别”观点有执念，事实上，他对雌雄同体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说：“我关注的只是衣服的世俗意义。”

　　在策划“不服从的身体”展览的两年间，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在安德森看来，新崛起的民粹主义气氛试图鼓励孤立而非互动参与，这无疑是艺术和时尚所代表的东西的反面。“时尚是关于互换、共享和引用，而不是占有。”这也是安德森把时尚、艺术、摄影和设计并置的原因。“它是一种连锁反应，当你习惯用薇薇安·韦斯特伍德的方式看待世界的时候，突然看到古典主义，就会发现一种从未想过的对立。它不是一场时尚教育，或是雕塑教育，它只关乎冲突的情感和由此激发的想象力。”

　　记者 杨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