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后的5年，可能是我和他最亲密的5年。那一年的夏天，妈妈打来电话，是呜咽着的声音：“大夫说，你爸是癌症……”
我对父亲的记忆是生疏的。从记事起，他的工作就要不停地出差。父亲是一个阴郁沉默的人，很少出现，很少笑，很少说话。他总会问我学习，可是会先问我几年级了。我和他说过最多的话，可能就是：“爸，我妈呢？”
父母来到北京，刻不容缓地做手术，主治医生说还算顺利，接下来就是好好恢复。在重症监护室里，我坐在父亲旁边，听到他因为疼痛而呻吟，看到他下了胃管痛苦难耐，我觉得特别无力，我只能盯着输液的点滴，盼望时间快点过去。
父亲胃管撤掉了，可以开始进流食，妈妈不放心食堂的饭，想要每天送饭，于是我开始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那是北京的8月底，知了拼了命地叫，病房里显得特别安静，安静得让我感到不安。给父亲按摩完了，我会读报纸给他听，他只是听。时间长了，他会说，不用读了，我想睡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我在旁边会默默地愧疚，作为一个已经是成年人的女儿，作为他血缘上最亲近的人，我却不知道可以和他说些什么，让他在这样最艰难的时候轻松愉快一些。
父亲的尿管也撤掉了，我要扶他去卫生间，我总想帮他把输液管挂到卫生间里的挂钩上，他总是说我自己来，你可以出去了。父亲每天的输液开始减少了，我会扶着他在医院的走廊里溜达一会儿。他不说话，我就会告诉他医院的食堂在哪里，我每天晚上是在哪个水房洗漱，今天来医院的路上看到了什么。陪他住院的这些日子里我和他说的话，比之前的二十几年都要多。
父亲的状况稳定下来，晚上不需要有人陪着了，于是转到了病人多一些的病房。白天我会送饭过去，陪他输液，听他和其他病人聊天——不面对家人时，他是健谈的。同病房的叔叔阿姨会问起我，他很高兴地告诉别人我上的什么大学，在哪里工作，但是并不纠正别人以为我只有二十出头，跳过关于婚姻的话题——我不是他们口中的小姑娘，我在结婚前跑掉了。父亲对于这件事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半年后他就生病了。有的时候，我会想，也许，我才是父亲的病因。
读书时，会有男同学拦在路上搭讪或者约我，我只是低头走过去，我不是骄傲，我是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始和别人发展一段亲密的关系。甚至，我连闺蜜都没有。我并不喜欢去回溯“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父母的争吵和与父亲的疏离，好像的确让我迫切渴求别人关爱的同时又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关于我的感情生活，父亲从不提起，也不过问。
接下来的5年里是化疗、第二次手术、化疗、第三次手术，不断地住院出院再住院再出院。第三次手术后，父亲做了造瘘，出院的时候大夫叮嘱，每周要清理一次造瘘口。第一次清理由我来做，清理后要安新的造瘘袋，我怎么都安不好，怕留的口太大不合适，又怕口太小会弄疼他。终于安好了，造瘘口都渗出了血丝，我特别想哭，我说：“爸，对不起！”父亲说：“没事儿，大夫说这里没有神经，我不疼。”我从卧室躲到客厅，眼泪涌上来，只会在心里一遍一遍说对不起。我很害怕，我知道有些事情是我无能为力的，比如，没有办法阻止病情的恶化。
第五年的春天，父亲说，他想回老家。
6月的最后一天，妈妈打来电话：“医院下病危通知了。”老家的医院里，大夫诚恳地说：“能做的都做了，让老人回家吧。”
父亲开始高烧不退，我每天给父亲拿冰水擦洗，每天打一支杜冷丁，后来是两支。那个曾经高大的男人，瘦得只剩下皮和骨。有一天父亲清醒的时候，对我说：“我想把房子留给你，如果实在没有合适的人，你也可以自己有个家。”
那5年，和父亲一起经历癌症病痛，奔波于医院病房的5年好像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那天我一个人看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看到男主人公最终还是说“I can’t beat it”，我的眼泪汹涌而来，终于放声大哭——对不起，我没能做到。
文 曹蓉（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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