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出海:不仅仅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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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7-06-15 10:07
出海背后,是不同的文化、法律、技术以及竞争对手的挑战
范汝2017年5月底刚从泰国曼谷度假回来。
这趟旅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美食美景,而是一个新发现:在泰国曼谷,也能像国内一样,用国内的移动支付App埋单了。
“一些便利店的收银台就摆着二维码,汇率比刷全币卡更优惠。”范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近年来,像范汝这样出境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外消费的金额也越来越高。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全年旅游统计数据报告及2017年旅游经济形势预测》:2016年全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22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4.3%;出境旅游花费109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
随着中国游客去往全世界,中国人已习以为常的移动支付,也正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香港、台湾地区及泰国、马来西亚、韩国、日本、印度、美国等国家,都出现了中国移动支付的身影。
然而,出海背后,是不同的文化、法律、技术以及竞争对手的挑战。中国的第三方支付公司,仅靠复制国内经验是远远不够的。
为什么是泰国
范汝在境外商超买零食,与在国内的便利店一样,扫码付款、拿货走人,“好像体验跟国内刷二维码差不多。”
但这背后藏着与国内交易不同的玄机。
微信支付跨境业务运营负责人殷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游客支付的是人民币,商家收到的是泰铢。
“这涉及换汇和境外打款,都由我们合作的国内银行在交易发生后默默执行。”她告诉本刊记者,让用户体验“无差别”的交易,实际以合作银行汇率结算,并且在推广期还有折扣优惠,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早在2013年3月,国家外汇局就开展试点,允许23家持跨境支付牌照的支付机构,为电子商务客户办理跨境收付汇和结售汇业务。这其中就包括财付通、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机构。
当时,第三方支付机构并没有花大力气出海。直到2016年,当国内移动支付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时,支付机构的出海节奏瞬间提速了。
而第一批参与支持的商户,来自中国游客热衷的免税店。
泰国KingPower王权免税市场部经理匡伟表示,在过去一年,移动支付在非现金支付中的比例增长至20%~30%。
“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引入微信支付后,其庞大的用户群也转化成我们的潜在顾客,不仅更新了支付手段,而且带来了客户管理和市场营销的渠道。”匡伟说。
微信支付提供的数据显示,泰国是中国游客无现金支付笔数增长最快的国家:2017年,泰国交易笔数的第一个显著高峰是春节,春节较节前上涨了104%;4月泼水节,单日笔数最高值比春节单日最高再涨38%,同比增长6倍。
“目前在泰国,大到曼谷的连锁免税店,小到清迈、普吉岛的街边小贩都已大规模支持微信支付。泰国全国的9414间711门店全面接入微信支付,也让无现金体验深入到泰国全境。”殷洁告诉本刊记者。
这与赴泰游客日益增长的趋势不谋而合。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数据显示:2017年1~4月,中国内地赴泰游客人数达318万人次,为泰国旅游创收1619亿泰铢(约合324亿元人民币),居赴泰外国游客首位。
“微信支付走出去,是紧跟着国内游客的步伐的。今后,在国内游客频繁造访的地方,也将出现更多的微信支付服务。”殷洁说。
香港争夺战
截至2017年5月,微信支付已覆盖超过13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0种外币直接交易;而支付宝也已登陆欧美、日韩、东南亚、港澳台等26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8种境外货币结算。
当两大巨头正紧锣密鼓地布局海外市场时,一个中国内地游客出行的重要目的地,又把大家的目光重新聚拢在一起:香港。
事实上,早在2015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储值支付工具(SVF)牌照中,就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两家。也是从彼时起,越来越多的内地游客开始在香港看到熟悉的二维码支付标识。
2017年4月11日,微信支付团队在香港举办“微信智慧工坊·跨境版”讲座,是全球巡讲的首站,同时微信“支付+会员”的方案正式向香港市场发布。
殷洁告诉本刊记者,目前,香港海洋公园、莎莎、卓悦、卡莱美、周大福等近20个品牌连锁店及香港第二大出租车康泰公司等均已支持微信支付。
在她看来,香港毗邻广东,不少内地游客都是香港商家的常客、回头客,因此,如何有效巩固、识别、激发这些顾客,是香港商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支付+会员’方案,在每次支付时,帮助商家识别消费者,并在后台提供一系列精细化的商业营运服务,为下一单生意打下基础。我们也将不断加大香港跨境业务的投放力度,提升商业服务能力,协助香港商家更好地营运持续增多的内地访港游客。”殷洁说。
2017年5月24日,支付宝宣布推出香港版支付宝HK,香港本地用户也能用支付宝扫码付款、找优惠、缴水电煤费等,香港用户的无现金生活体验也将全面接轨大陆。
为了实现本地化,港版支付宝还提供了香港市民熟悉的“集印花”享受优惠的功能,还引入港版“大众点评”OpenRice服务,让用户一键购买优惠。
有业内人士认为,香港人惯用Line、What’s App等社交软件,对于基于微信平台的支付而言,本地市场拓展并不容易;而支付宝需重新下载App,也存在考验。
更何况这个市场的玩家,除了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外,还有诸如八达通这样的本地巨头。在2015年8月颁布的SVF牌照中,也包括八达通。
这家从公交卡起家的公司,根据其公布的2016年度业绩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共流通3280万张八达通卡(而香港人口仅737万人),日平均交易1410万笔,采用八达通的香港商户逾7000家,涵盖约2万家商店。这样的数据充分说明了其在香港市场根基之深厚。
某种程度上,开拓香港市场也可算是开拓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前哨战役。而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才刚刚开始。
护照盖满戳
范汝在许多便利店看到的二维码都有两个,除了微信支付之外,就是支付宝。
和微信支付一样,支付宝出海的其中一条路径也是为了服务中国游客。
“让中国游客在海外也能使用支付宝支付是蚂蚁金服国际化的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技术出海。”蚂蚁金服商学院副院长朱红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实现金融技术出海的方法,则是通过与当地相关企业合作,实现技术的本地化。2015年2月,蚂蚁金服与印度当地电子钱包Paytm展开战略合作。
蚂蚁金服国际事业部资深专家吴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合作之初,Paytm的用户数不足3000万,其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技术上的薄弱。
“Paytm的应用架构、扩展性和稳定性都很脆弱,由于缺乏技术积累,产品和功能升级往往容易遇到瓶颈。”他说。
于是,从蚂蚁金服内部派人过去,便成为一件常事。吴晖告诉本刊记者,过去两年,他们分批驻扎印度,而他每两周都会去一次。两年下来,每个人护照上几乎每页纸都盖满了戳。
这样的技术输出并不容易。除了要面对文化差异、语言差异,在技术和流程方面,也需要磨合沟通。吴晖举了个例子:在最初接触时,印度团队还不习惯做资料存档,沟通产品需求往往靠口头描述和邮件。
“时间长了,需求很多,整个产品需求就没法系统性地说清楚了。我们只好从最基础的产品经历描述产品文档格式开始,手把手教他们的产品经理,怎么做资料存档。”他说。
这种“手把手帮教”的方法,据蚂蚁金服内部测算,能为当地企业节省5~8年的研发成本和发展时间。如今,Paytm用户数从不到3000万升至2.2亿,跃升为全球第三大电子钱包。
“印度经验也印证了蚂蚁金服技术出海模式的有效性。我们最希望的,还是合作伙伴要具备独立开发能力。产品只有本地化,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朱红军说。
蚂蚁金服的这种技术出海的模式,已经可以复制。
2016年11月,蚂蚁金服与泰国支付企业Ascend Money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蚂蚁的普惠金融模式复制到泰国;2017年2月,蚂蚁金服注资菲律宾最大数字金融公司Mynt,其拥有菲律宾最大电子钱包GCash;2017年4月,蚂蚁和印尼Emtek集团宣布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开发移动支付产品。
出海之难
以东南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越来越成为移动支付出海的典型区域。
2017年4月,联合国的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优于现金联盟)发布题为《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以及中国数字支付生态系统的发展对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的报告。
该报告认为:基于现有平台和网络的数字支付方式,不仅让人们充分享受更广泛的数字金融服务,更扩大了中国乃至周边国家的普惠金融,带来更多经济发展机会。
此前发布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报告也预测,到2025年,支付方式的转变会使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6%,增加3.7万亿美元和9500万个就业机会。
对于中国的支付机构而言,这自然蕴藏了不小的商机。更何况,跨境支付的手续费率为1%~3%,这比国内第三方支付普遍0.6%的费率高出不少。
在朱红军看来,发展中国家市场易进,而进军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则遇到更大挑战:“东南亚国家信用卡普及率较低,比较容易跨越到移动支付阶段;而发达经济体原有的金融体系非常完整,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不易更改。”
根据咨询公司Forrester Research及艾瑞咨询数据统计:2016年,美国的移动支付市场规模增长了39%,至1120亿美元,远低于中国3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5万亿美元)的规模。
在2017年5月,微信支付和支付宝都相继放出了进入美国市场的消息。
微信支付携手CITCON正式进入美国市场,与酒店、餐厅、住宿公寓等机构达成合作协议;支付宝则称正在加速推进与美国最大的商户收单机构First Data合作,准备向其所覆盖的400万美国商铺全面推广支付宝。
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鹞看来,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出台了电子支付方面的法律,法律体系很成熟,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想要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还面临着成熟法规的强约束。
“中国移动支付出海,在大规模客户备付金、风险控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会面临极其严格的法律挑战。如果按照当地规则,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业务、商业模式都得进行大调整,挑战不小。”赵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也认可赵鹞的这种看法,他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可能会有所影响的因素:
“汇率因素会影响跨境支付业务。此外,不同国家在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步调并不一致,跨境支付有可能涉及要用别的通道配合。当然,我国现在也在加强跨境支付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人民币的支付和结算系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振华/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