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现金支付的“四重门”

　　一边是巨大的市场，另一边是重重门槛，这就是无现金支付所面临的环境

　　201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提到，要重点针对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开展全面摸排和查处。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创新进程加快，在提供给消费者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灰色地带。而在第三方支付行业，一些公司不断挑战红线，有的把利润完全建立在用户备付金利息之上，有的把支付牌照价格炒上天，还有的直接“套码”、“套现”违规操作，甚至对接不法“二清”机构，最后被携款跑路。

　　截至2017年1月，央行共清理出239家无证即非法从事支付业务的机构。

　　截至2017年5月中旬，央行正式注销的支付机构名单已达10家。

　　除了“红牌”罚下场，对支付机构的罚款单频现，几乎所有大中小型支付机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罚款处罚。

　　而这，只是无现金支付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其中一道门槛。

　　银行

　　对唐彬而言，故事从2003年8月开始。那年，第三方支付还是个新鲜事物，他创立了易宝支付。

　　“当时的金融系统和技术还不发达，银行后台与企业之间资金流动的对接都还不是很畅通，支付很不方便。”唐彬告诉本刊记者。

　　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做支付网关的机构，它们把银行后台对接好，再接入商户，成为一种新模式。

　　第三方支付机构像一个中介，搭起了银行和商户之间更为方便的桥梁。这一期间，包括网银在线、快钱、拉卡拉、汇付天下等一批支付机构纷纷成立。

　　在线下，收单分为ATM机和POS机两种，而支付机构只能通过POS机完成收单业务。因此争抢商户和用户、全面布局POS机，成为不少支付机构的重中之重。

　　根据央行支付体系历年运行总体情况数据统计，全国联网POS终端保有量在2008年已达184.5万台，创下最高增长率56.2%。

　　而这一局面，随着线上收单业务的兴起，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2004年12月，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支付宝成立。蚂蚁金服商学院副院长朱红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支付宝作为一个担保交易平台，创造性地解决了电商业务中无现金交易的信用和安全问题。”

　　这恰恰也是银行留下的机会。

　　从技术上来说，当时使用网上银行转账，还需要在电脑上插入一个形似U盘的数字认证工具，较为落后；而从规模上来说，为个人用户服务的担保业务对银行业来说微不足道。

　　2016年，花旗银行对Fin Tech（即financial technique，金融科技）带给银行业的冲击做了一份研究报告：预计2015~2025年间，银行雇员将减少30%；而个人贷款、中小企业贷款、移动支付和财富管理将是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业务。

　　上述报告中还提到，第三方支付公司比银行的优势在于：其将支付当作是接触用户的一个入口，这有助于它们日后向其提供更多金融服务，比如“存款”和财富管理服务、借贷服务及网络银行服务。而单单支付这一活动就能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用户交易数据。

　　盈利

　　2011年5月，央行公布了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名单，包括支付宝、财付通、中国银联、易宝支付、网银在线等27家公司。

　　这时候，已基本形成了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用户黏性平台，和其他支付机构的开放式平台两大阵营。

　　唐彬透露，彼时每产生一次刷卡交易会收取交易金额约1%～2%的手续费，通常这笔手续费按照发卡银行、收单机构、银联7：2：1的比例分成，而支付机构主要参与的就是这两成的收单机构手续费分成。

　　这显然是个“走量”的长尾生意。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全国联网POS终端保有量一直以40%以上的速度增长。截至2016年末，这一数字达到了2453.50万台。以拉卡拉为代表的支付机构，甚至推出了手机刷卡器，借此撬动普通消费者使用手机进行刷卡的新市场。

　　而在市场增长的同时，支付机构还需面临另一压力——央行不断降低的刷卡费率。

　　央行降低刷卡费率的逻辑，不仅仅是为促进银行卡产业和市场的发展，也是为了进一步降低商户经营成本，改善商户经营环境，进而扩大消费，促进商贸流通。其效果也很明显：银行卡渗透率由2001年的2.7%上升到2016年的48.47%。

　　从2003年至今，央行两次下调刷卡费率：2013年2月首次下调，实行政府固定发卡转接收益，指导收单收益，总体下调幅度在23%～24%；2016年9月，央行再次下调刷卡费率，其中餐饮娱乐业的刷卡手续费费率降幅超过一半，经央行初步测算，政策实施后各类商户合计每年可减少刷卡手续费支出约74亿元。

　　这进一步稀释了支付行业的利润。

　　“目前支付机构平均下来能从商户那儿拿到千分之六的手续费，同时需要给银行千分之二的通道费，相当于千分之四的利润。几乎可以说，在255家拥有牌照的支付机构中，实现盈利的不超过50家。”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也有业内人士判断，支付平台上的交易规模必须超过千亿元，才能盈利。以此推算，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公司可能远不足50家。

　　“一千亿可能还不够，如果是一般的通用模式，靠利润很薄的线下收单业务，我估计还很难持平。”唐彬告诉本刊记者，这令他确信易宝支付选择的行业模式是对的。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占据了绝大部分行业份额，他们通过用户迅速占领了市场，其余支付机构也只能夹缝中求生存。我们做的是垂直的2B模式，可以为客户实现分账、资金归集、供应链金融等服务。”他说。

　　“其实，对于大平台来说，其流量还会带来广告等其他方面的收入，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赵鹞告诉本刊记者。

　　牌照

　　2016年8月，央行宣布，首批拿到支付牌照的27家公司支付牌照得到又一个5年的延期。

　　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于2017年4月26日发布的《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2017）》，目前拥有央行发放支付牌照的机构共有255家。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曾向媒体披露，截至2017年1月，全国共清理出239家无证即非法从事支付业务机构，“支付市场供给和需求有一些失衡，供大于求的情况比较严重，行业存在过度竞争。”

　　央行对支付牌照的严格控制，使得支付牌照成为新的稀缺资源，引发各大企业对支付牌照的争抢。因为规定无法进行牌照转让，他们通过收购支付机构大部分股权，间接获得支付牌照。

　　2015年1月，万达耗资3.15亿美元收购快钱68.7%股权；2016年1月，海立美达以30.4亿元收购支付公司联动优势；2016年8月，恒大完成对支付公司广西集付通的收购；同月，美的集团以3亿元参股支付公司神州通付，获得牌照；2016年12月，绿地集团参股支付公司山东电子商务，完成收购。

　　“为什么大家都想进入到支付这个行业？一方面，某种程度上存在互联网金融泡沫，另一方面，大企业的确有钱，那就必须用起来。支付作为一个基础设施，还是值得投资的。”赵鹞评论说。

　　唐彬也常被问易宝支付是否出售，有次，他的部下甚至在公司楼道间，碰到一个陌生人问：“易宝5亿元卖不卖？”尽管赚快钱极具诱惑力，但唐彬都拒绝了，他认为支付行业的前景还很广阔。

　　乱象

　　2016年8月起，央行集中对存在“二清”的支付机构进行了处罚。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二清”机构手上掌握更多的本地商户资源，支付机构倾向于把地推工作留给“二清”机构做，这是行业内“几乎普遍存在”的市场乱象。

　　上述人士认为，商户和支付机构并没有真正碰面，资金通过“二清”机构在流转，这会造成一个巨大的风险，因为支付机构要先把钱结给“二清”机构，然后“二清”机构再把钱结给商户，这中间有个时间差，一些“二清”机构就截款跑路了。

　　赵鹞也观察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监管部门，对于“二清”机构都缺乏有效的监管方法，再加上相关法律不完善，“二清”机构甚至可以低成本地“为所欲为”，发生问题后只能由支付机构兜底埋单。

　　“如果银行把网点外包出去的话，是不是会发展得更快？但是为什么银行不能把网点外包出去？因为它要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这种基本的法律义务，要识别客户。难道支付机构就不需要这么做吗？”赵鹞表示。

　　“二清”乱象只是支付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

　　事实上，以金融的严标准要求追求规模效益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这个过程充满痛苦，几乎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要付出代价。易宝支付、银联商务、钱袋宝、拉卡拉，甚至连一向谨慎的支付宝和财付通，都被罚过。

　　“我们已经积极整改，坚决不与‘二清’机构合作，同时加强内部管理，把前段营销团队的业绩导向，调整为更为长远的、全局性的导向，不能因短期利益损害长期利益。”唐彬告诉本刊记者。

　　如今，“支付老兵”唐彬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处在一个日息万变的行业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市场与监管、市场内部不同角色之间的角力。

　　“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是符合监管。我们与巨头也是合作关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巨头们实质上已经是‘银行+支付’了，除了做支付，还经营着跨行清算业务，这和普通只做支付业务的公司完全不一样。银行得按银行监管，支付按支付监管，才能最大程度保障公平。”唐彬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振华/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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