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不能忘却的机杼之声

  一位皇后的一次心血来潮,成了后世研究宋代丝绸技术的宝贵资料

  杭州,某个秋天的夜晚,湖风像丝一般柔润,西子湖畔古老的西泠桥上,举办了一台露天时装秀——“东方丝国”。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座古桥,两边是接天莲叶,夕阳西下时,丝竹缭绕,模特从架在舟与岸之间的通道走来,像是从迷幻中走来,水绿、冰蓝、酒红,缤纷的丝绸在夜西湖上飘逸,调和了荷叶的清香后拂过古桥,夜里的西泠桥成了一座霓裳羽衣的丝绸之桥。

  如梦如幻,就像丝绸的历史,说起来像一个遥远的梦。而杭州作为一个丝绸都会,已经有很久了。

  浑身绫绢,遍体锦绣

  1958年,杭州郊区的古荡发掘出一座汉代古墓,墓主人是一对夫妻,他们身上覆盖着一条丝织的被子。

  早在隋朝,就有法律规定,15岁以上的女子必须学习养蚕纺织。

  到了唐朝,杭州已有丰富多彩的各种丝织品,有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为证:“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柿蒂绫”是当时的一种图案清雅、质地轻薄的丝绸织物,在杭州做“市长”的白居易非常喜欢这种丝绸,并将“柿蒂绫”与名酒梨花春相提并论。

  翻开杭州历史,也能不断读到丝绸二字。比如五代的吴越王,每次向中原朝廷进贡的丝织品都以万匹计;比如纳土归宋的前两个月,还进贡了“白金五万两、钱万万、绢十万匹、绫二万匹、绵十万屯”。

  南宋就更兴盛了,当时普通百姓家里有织机的已经很普遍,而官营的生产工场也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比如有一家叫“绫锦院”的官营工场,有织机数百余架,工匠数千人。当时主要大街“御街”上的商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生意与丝绸有关。那时杭州的布店是有分工的,专门卖丝绸的店叫“绸庄”,绸庄里只卖丝绸不卖布,而“布店”是只卖布不卖丝绸的,可见丝绸已是非常专业且非常兴旺的一个行业了。

  那时杭州人的穿着颇为讲究,不仅逢年过节满身绫罗绸缎,即便平时,百姓也多用丝织品。

  当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杭州时,他惊讶地发现,这里竟然满街丝绸。他知道,沿丝绸之路向西,丝绸都是贵重礼物,属于宫廷礼仪,一件丝袍通常是统治者对臣下的赏赐。可是在杭州,“当地居民中大多数的人,总是浑身绫绢,遍体锦绣。”

  一位皇后的心血来潮

  甚至连皇宫里都有蚕房和机坊。公元1143年,春深四月。南宋的吴皇后照例走入皇宫大内的蚕房,城里的瓦子热闹得很,贵为皇后,却是享受不得这市井的繁华,也只好将每日时光消磨在蚕房里了。“蚕已经结茧了”“今天又多了许多洁白的茧子”——都被记录下来。

  吴皇后居住的坤宁殿墙上挂着一幅《蚕织图》,那是於潜县令敬献的。县令是个有心人,他为了让皇帝了解民间农桑之苦,重视蚕丝生产,将养蚕到丝织的全过程细细地画了下来,有21个场景,21个画面。

  皇上对这幅《蚕织图》十分欣赏,命拿到后宫展示。吴皇后很喜欢,每日对照《蚕织图》细细地观察从蚕到丝的过程,成了她主要的工作。看完了蚕房,莲步轻移,再去看看缫丝机坊建得怎样了,这也是按着《蚕织图》做的,虽然只是象征性的,却也是工序齐全,与《蚕织图》上描绘的一点不差。吴皇后心里有些诧异:这县令看来是颇为精通蚕丝工艺,这《蚕织图》就是一幅完整的工艺流程图吗?

  吴皇后回到坤宁殿,站在《蚕织图》前,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养蚕缫丝是个细活,其中有很多环节图上画不出来,不妨将这些细处一一记下,注到图上,岂不更好。从此,吴皇后往蚕房走得更勤了,她将图上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用文字注明。

  中国古代很少有关于丝绸技术的翔实记载,她不知道,一位皇后的一次心血来潮,成了后世研究宋代丝绸技术的宝贵资料。

  中国第一所蚕桑学校

  早在1800多年前,就有吴地兄弟二人到日本传授蚕桑丝织技术,现今,日本还有“吴服馆”。可是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蚕丝科技发展很快,中国反而要转头向日本学习了。

  1898年3月31日,西湖边的金沙港,一所“蚕学馆”开学了。

  这是中国第一所蚕桑学校。在金沙港原关帝庙的旧址上建起的校舍,除了教室和宿舍,还专门修建了一座楼,上下十四间,作为饲蚕所。学生30名,实到25名,都是秀才。杭州知府林启兼任校长,聘任日本教师主持教务,开设物理、化学、动物、植物、桑树栽培法、缫丝法等十九门课,学制两年。

  到了蚕月,林启每晚公事办完,便划船去金沙港,与学生们一起观察蚕的生长变化。蚕学馆第一年就培育出了优良蚕种,林启又带着学生去乡间推广新品种,指导农民试养,并以此作为学生的考试成绩。

  蚕学馆建校的当年,就向日本派出留学生,日本报纸专门报道评论杭州成立蚕学馆的事,惊呼“中国的蚕丝,将要重新崛起”。蚕学馆的历届毕业生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蚕丝实业、科技、教育的骨干。

  1929年,城东刀茅巷建起了一片12亩地的桑园,这是当时杭州最大的蚕种场业公益社,开始种桑养蚕,第二年就育出了优质的“牡丹牌”蚕种。

  一个为锦而生的人

  说杭州丝绸,有一个人是必须提的,那就是都锦生。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都锦生”是某种丝绸织物的名称,因为都锦生的织锦太有名了,也因为这个名字的含义与织锦很吻合。

  都锦生这个人真是为锦而生的。

  都家老宅在西湖边的茅家埠,西湖山水对于童年的都锦生可谓耳濡目染。1921年,都锦生毕业于浙江甲等工业学校机织科,年轻的毕业生这时萌生了将西湖山水织进丝绸里的念头。经过6个多月的反复试验,并亲手在织机上一梭一梭地织,终于,一幅《九溪十八涧》的风光织锦画问世了,这原本是他拍摄的一张照片。

  他辞去了母校的教职,筹措了500元资金,与妻子一起办起了一个专门织造西湖风景画的工厂。1922年,茅家埠老宅的门口挂出了“都锦生丝织厂”的招牌。四年后,都锦生的五彩织锦画在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都锦生的丝织风景画从此名扬海内外。

  抗战爆发后,日本人起先是劝诱都锦生,想让其与他们合作,谁知都锦生软硬不吃,结果被日本人一把火烧掉了艮山门的厂房,并洗劫了茅家埠都家,都锦生丝织厂因此陷入了困境。

  1943年,都锦生病逝于上海,年仅45岁。

  机杼之声,比户相闻

  杭州城里有东大街和西大街,西大街如今叫武林路,已成为女装一条街。东大街在历史上与丝绸的关系更密切。

  所谓“东大街”就是今天的建国路,南北纵贯杭城东部,这里早先是吴越国时罗城的东城墙,元末时扩城,将城墙向东扩展了几里路后重建,原来的城墙成了城里的一条大街。

  清代文人袁枚曾住在东街的“东园”,种花养鱼,偶寄闲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街的菜市桥也是异常热闹,桥上从早到晚行人往来不绝,因为桥头“朝有菜市,日有货市,晚有夜市”,是城东人气最旺的市集。但东街最不能忘却的是机杼之声。

  杭城东北角向来是蚕桑集中之地,城里的丝织业也就逐渐向那一带聚集,渐渐地,东街一带成了机坊集中之地,几乎是机坊连着机坊,全是民间的家庭式作坊,大的坊主有四五张织机,小的则两三人合一张织机,“机杼之声,比户相闻”。连这里的商业也多是为丝绸业服务的,沿街除了机坊,就是与丝绸有关的商铺。

  东街上的机杼之声早已成为过去,而且丝绸似乎也在成为过去。

  现在的人大概图省事,很少穿丝绸了。好在杭州还保留着一块丝绸的专门“领地”——体育场路的“丝绸城”,一横一竖两条小街,商铺连着商铺,全是杭州出产的丝绸及丝绸产品,而走来走去的,以外地人居多。

  自言自语的石碑

  东园巷是东大街附近的一条小巷,东园巷397号是一所小学。1983年11月,东园巷小学要盖新的教学楼,杭州文保所来人拉走了院子里的五块旧石碑,还剩下一块,后来被嵌在了围墙里。

  在这个充满童真的空间里,谁也不会去注意那块石碑,它太旧了,字迹模糊不清,只能自言自语、断断续续地讲述着属于它的故事:一个关于杭州丝绸业祖先的片段。

  从这块石碑上也可以看出杭州丝织业曾经的兴旺。它曾是机神庙里的一块碑刻。杭州仅大型机神庙就有三个,一是在城中的饮马井巷,那里临近官府织造局,官营丝绸生产工场大多集中在那里;二是艮山门外机神村,那里是蚕桑遍野之地;再就是东园巷机神庙,占地约4400平方米,有三进,那一带是民间丝织机坊最多的地方。

  机神庙是丝织业供奉神灵丝祖的地方,一般供奉的是轩辕黄帝及黄帝时的伯余,传说是伯余发明了制作衣裳的织布机,可是在杭州东园巷机神庙里还供奉着一个普通人——褚载。

  褚载早先住在扬州,那是唐朝的丝织名城,他在扬州学得了精湛的丝织技艺。褚载迁到杭州后,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杭州的丝织同行,使得杭州丝织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此后杭州的丝织品名冠天下,这些在机神庙的石碑上以及一些史料中都有记载。

  褚载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可他恰恰有一个声名显赫的祖先——褚遂良。褚遂良是初唐名臣,并受唐太宗的托孤之重,然而后世更推崇的却是他的书法。

  不知从何时开始,褚遂良成了杭州丝绸业的开山鼻祖,而他的九世孙褚载则被人们渐渐遗忘。

  西湖东南角是长桥,过长桥与南山路相接的是玉皇前山路,这条闹中取静的路上有“中国丝绸博物馆”。

  这里摆放着一台织机,这是按照南宋《耕织图》里的图形复制的一台宋代提花机,也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织机。今天,它被高高地放在祭坛似的展台上,与现代的目光交织。

  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丝绸绵长的历史。历史面目古老,而丝绸却永远鲜亮。

  文/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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