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智慧城市发展难题

　　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投入和参与。在推进过程中，切忌盲目跟风，而要立足于中国国情，真正以人为本，把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作为核心，真正回归城市建设的本质。

　　顶层设计逐步完善，直指“以人为本”

　　自2008年1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之后，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城市可持续发展需求深度结合的“智慧城市”获得了全球的普遍关注，被各国认为是解决“城市病”的一剂良方。

　　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包括《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两份文件。同年11月，科技部下发《关于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并于次年10月正式公布南京、无锡等20个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这一系列文件的发布标志着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正式启动。这个阶段的智慧城市建设既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牵头的归口部门，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使得各个试点城市都在自我摸索，甚至出现了一窝蜂的盲目建设。

　　直到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将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列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三大目标之一，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同年8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牵头八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目前仍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一纲领，明确提出了“公共服务便捷化、城市管理精细化、生活环境宜居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和网络安全长效化”的智慧城市建设重点和主要目标。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目标和路径逐步清晰。

　　2015年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尤为重要的一年。“智慧城市”和“互联网+”行动计划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强调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智慧城市相结合。

　　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相关信息技术不断成熟的背景下，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利化、社会治理精细化为重点，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建设一批新型示范性智慧城市。”由此，“新型智慧城市”概念应运而生。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解释了“新型智慧城市”的定义：“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实现国家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生态，其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措施与体现。

　　此外，为了引导“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围绕“以人为本”的宗旨有序、健康地开展，201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发布了《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2016年）》，共提出惠民服务、精准治理、生态宜居、智能设施、信息资源、网络安全、改革创新、市民体验等8大指标，其中惠民服务占比37%，市民体验占比20%，权重明显大于其他各项。在惠民服务中，政务、交通、社保、医疗、教育、就业等均被纳入评价体系，成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由此可见，中国智慧城市的政策方向从之前传统的智慧城市侧重于技术层面，即基础网络、感知设备、云计算设施、基础信息资源等，进阶到了更看重“技术”与“人”的互动、把“人”的实际需求作为顶层设计、把提高“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作为核心，真正回归到了城市建设的本质。

　　走新型发展道路，撬动万亿元级市场

　　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等在全国推进了三个批次共计约290个智慧城市(区、县、镇)的试点工作。但随着“新型智慧城市”的提出，国家计划在“十三五”期间重新选取100个试点，并将提高选取准则。据中国信息化研究与促进网、国衡智慧城市科技研究院评测数据，截至2016年11月，中国100%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副省级城市、80%的地级城市、近200个区县，总计超过500个城市明确提出构建智慧城市的相关方案，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将成为未来五年推动我国经济改革、产业升级、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驱动。

　　根据中国信息化研究与促进网、国衡智慧城市科技研究院等权威机构组织的“2016-2017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响力评估”，在各级各类智慧城市综合得分中位列前三名的城市当选“最佳管理实践智慧城市”（表1）。

　　这批城市和地区能够在遵循城镇建设规律的前提下，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结合自身产业特色、区域特色，走出一条有自身鲜明个性的新型智慧城市发展道路。例如深圳的创业驱动、北京的科技引领、上海的金融贸易优先、南京的智慧门户、贵阳的大数据基地、银川的政务云平台、福州的VR产业基地、无锡的云计算创新、佛山的智能发展及各智慧城区、特色小镇等等都在该评估中有不俗的成绩。

　　与此同时，根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中央网信办牵头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部际协调工作组”指导发布的《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报告2015—2016》，中国在进入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后，重点关注了11大领域（表2）。

　　目前，各地建设智慧城市的热情极为高涨，根据智研咨询预测，2017年中国智慧城市IT投资规模将达到3752亿元，未来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31.12%，2021年IT投资规模将达到12341亿元。此外，预计2017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达到6万亿元，未来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32.64%，2021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8.7万亿元。当下，IT企业、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制造型企业甚至是房地产企业等都力争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角，无论是领域之争还是城市之争，都是极力厮杀、硝烟弥漫，力争在“万亿蛋糕”中多分得一块。

　　四大问题与突破方向

　　问题一：技术导向，本末倒置

　　突破方向：需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

　　有些城市的政府部门在建设智慧城市时只注重技术环节，关注用了几个物联网系统、新增了几个传感器、建了几个云计算中心、搞了几个智能应用等，却忽视了建设智慧城市的根本目的，应当是体现在是否利用了智慧技术使城市生态环境更加宜居，城市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社会运行更加高效，最终使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能切实感受到智慧城市带来的便利。

　　这些政府部门管理者需要从根本意识上加以扭转，需要明确智慧城市是为了解决“城市病”而生，不应本末倒置，将手段当目的。中国的顶层设计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回归到了“以人为本”的宗旨，各地政府部门在执行时需要认清本质、加以贯彻。

　　问题二：人云亦云，百城一面

　　突破方向：狠抓城市痛点，解决自身需求

　　在智慧城市建设大潮下，部分地方城市政府为求快速出政绩，容易在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照搬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一旦某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获得了上级的肯定，就不顾自身是否符合发展条件或存在发展需求便争相复制，造成智慧城市建设“百城一面”，既缺乏自身特色，也没有解决自身真正的问题。

　　地方政府应当认识到“智慧城市”不是一蹴而就的面子工程，而是需要从本城市的实际出发，依据本城市的基础条件，了解本城市老百姓的需求和痛点，找到本城市建设的突破口，做到因地制宜、“一城一策”。

　　问题三：信息孤岛广泛存在，互联互通难度大

　　突破方向：商业模式倒逼政府传统体制变革

　　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之一就是数据资源的获取和整合，要将处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系统、不同数据格式之间的海量数据融合和互用，深度挖掘数据资源，形成新的支持决策的数据源。但是，目前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跨部门、跨行业等的数据信息共享成为许多城市一大迟迟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价值的公共信息资源和商业数据的开放程度较低。

　　究其原因，由于收费政策的实施惯性：一些单位或部门把公共财政投入建成的数据库作为“摇钱树”；政府部门有各自独立的垂直信息系统，存在数据不统一、标准化程度不高、互联互通程度不足。不过目前已出现像中兴通讯这样的企业，通过向地方政府展现智慧城市本身所带来的数据资产的变现和运营价值，倒逼政府内传统体制的变革和各条线上数据的打通以及数据成果的广泛应用。

　　以中兴通讯为例。中兴通讯在原有的智慧城市1.0基础上，与银川、沈阳等多个城市共同推进智慧城市2.0的规划与建设。相比智慧城市1.0单一目标的分散建设模式，智慧城市2.0提出了“一云一网一图”的技术架构，强调了大数据的集中和互联互通，实现了以城市为单位的目标、规划和资源的统筹。

　　问题四：信息安全面临较大威胁

　　突破方向：建立严格的信息安全保障制度、信息安全监督监理制度与评估机制

　　海量信息的搜集存储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必须，同时也让信息处于安全风险之中。中国信息安全保障尚不成熟、国内企业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涵盖数据采集、加工、管理、分析和应用的全链条大数据产业和生态体系不健全，部分核心技术来自国外，一些城市规划和工程由国外企业承担，安全经验的匮乏和安全系统的漏洞也将增加智慧城市运行和管理的脆弱性，甚至对国家信息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在加强本国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同时需要高度关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管理手段的优化，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合理、有效的安全组织架构，配备和设立安全决策、管理、执行以及监管的责任人、岗位和机构，明确角色与责任，是比起强化技术手段而言更易实现的方法。此外，建立信息安全等级评测和保护体系，加强信息安全应急处置能力等，都是在管理方面需要提高的内容。

　　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投入和参与。在推行过程中，切忌盲目跟风，而要立足于中国国情，真正以人为本，把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作为核心，真正回归城市建设的本质。

　　文/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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