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智力创新引领城市未来

　　中国城镇化发展，要留下25%的人在农村。如果我们把所有人都往城市赶，将来城市就会有问题。而城市的发展要靠创新驱动。

　　中国城镇化率已到了关键的节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

　　同济大学副校长、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长期跟踪、研究全球各国城镇化率发展变化趋势。

　　8月25日，在武汉市举办的“城市大讲堂”上，吴志强作主题为《全球城市规律与武汉未来发展动力》的演讲。他表示，世界各国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时，城镇化面临的挑战趋同，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发展是一个生命体，过了50%，要从城市体力劳动向城市智力劳动转型。

　　同时，针对武汉未来城镇化发展，他指出武汉正处于城市发展的再生期，能否留住百万大学生非常关键。一旦成功，武汉或将率先走出另一道风景。

　　城镇化率达50%是关键节点

　　《支点》：您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印象如何？

　　吴志强：多年来，我与武汉建设、规划部门展开诸多合作。可以说，我爱上了武汉这座城市。在武汉，吃上热干面、豆皮等美食，是一件倍感幸福的事。我想说，做规划的人，如果爱上一座城市的小吃，他一定会用心做规划。

　　《支点》：近年来，全国环境污染事件多发，您如何看待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

　　吴志强：历史是相似的，我们国家正处于城镇化转折的关键期，面临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很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

　　1851年，英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0%，这一时期伦敦成为“雾都”，泰晤士河流域都被污染了。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1878年，“爱丽丝公子号”游船不幸沉没，造成640人死亡。事后调查发现，大多数遇难者并非溺水而死，而是因河水严重污染中毒而死亡的。

　　为此，英国发布系列城市改革措施，包括出台卫生法等一系列法规，让英国进入法制化城市规划时期。

　　1893年，德国城镇化率达到50%，此时德国产品以粗制滥造闻名，莱茵河污染严重。德国因此推出控制引导规划，制定系列德国标准。这一系列的德国标准，让德国真正崛起。

　　我们看到，城镇化率达到50%这一关键节点时，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都出台了影响深远的政策、法规等。中国已到了这个节点，我们也不能“白过”。

　　《支点》：放眼全球，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城镇化道路呈现出哪些发展规律？

　　吴志强：我和团队模拟了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走过的城镇化道路，认清了城市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

　　第一组为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以色列、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这组国家1970年以后城镇化发展速度减缓，有的甚至出现明显的停滞，城镇化水平在高位缓慢增长。

　　第二组为科威特、波多黎各、黎巴嫩、巴哈马、韩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其城镇化水平均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过程，波动较小。

　　第三组为日本、蒙古、帕劳、新喀里多尼亚、希腊，这些国家的城镇化水平经过1950年以后30年的高速增长，在1980年前后速度减缓，在城镇化水平50％至70％时出现明显的停滞，但2010年以后又开始增长。

　　第四组为阿根廷、巴西、智利、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土耳其，这组国家城镇化水平发展轨迹的曲线聚集在一个近似直线的狭窄上升通道内，仅有一些微小的波动。

　　第五组为中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纳米比亚、几内亚比绍、海地，这组国家在1970至1980年间分别进入了城镇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城镇化水平沿着一个急剧上升的狭窄通道迅速提高。

　　第六组国家为阿富汗、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印度、肯尼亚、尼泊尔、苏丹、坦桑尼亚等，这组国家在2000年以后城镇化水平发展明显提速，先后进入城镇化发展快速增长阶段。

　　《支点》：您的数据图表呈现出中国的城镇化与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处于同一水平。这有点意外。

　　吴志强：是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如果从全球城镇化城市对比看，中国城镇化还处于较低水平，我们与多个亚非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我去过非洲国家，走访过当地多个城市，得到的数据显示不少非洲国家的城镇化与中国相当，如尼日利亚。我们对非洲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而应当实地去走走，就会发现非洲的城镇化也有特色。

　　留下25%的农村人口

　　《支点》：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看，中国应当采取哪种模式？

　　吴志强：全球城镇化发展规律呈现出多种模式。第一组是国家城镇化发展到66%时，如奥地利、意大利等就不再发展城镇化了。我们称为“意奥模式”或“66模式”。这些国家留出1/3的人口在农村，国家照样实现现代化。

　　第二组国家城镇化为“德瑞模式”或“1/4模式”，就是城镇化发展到75%时就不走了，农村永远留着25%的人员。这类国家才是有希望的，不是傻傻地再往前走。我认为中国应当采用“德瑞模式”，不应让农村人口全部走光。如果我们把所有人都往城市赶，将来城市就会有问题。

　　第三组国家城镇化为“美英模式”或“1/5模式”，就是留下20%的人在农村。

　　这些国家的城镇化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能让农村人口走光。城镇化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当口，湖北也需要找到这个平衡点。

　　另外，我们要看到两种失败的城镇化模式。一种是低位放空模式，如巴西、智利、阿根廷。这组国家城镇化水平发展轨迹的曲线，聚集在一个近似直线的狭窄上升通道内，仅有一些微小的波动。另外一种是高位排空模式，如日本。日本城镇化率高达95%，农村人口仅占5%，这样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可以预测，再过15年到日本农村去，将是荒无人烟。

　　中国可持续发展就需要留下一部分人在农村，城市里的人要淘汰落后生产力，提升智力创新，这将是我们未来要走的路。

　　《支点》：城镇化是好事，是大势所趋。我国过去所走的城镇化建设道路存在诸多问题，对城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高楼大厦、大拆大建都不是城镇化。

　　吴志强：发达的国家一定是城镇化完成的国家，这似乎意味着没有城镇化是不可能有现代化的。虽然全球各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都在增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变成发达国家，只会有少部分国家才会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我们要尊重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要尊重这个规律，就能站在历史规律的前沿。中国的城市是这样，世界的城市也是这样。

　　我们分析全球各个国家城镇化的规律，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所有城镇化的提升，会带来大量劳动力的转移，这个转移具体表现为从农村的体力劳动到城市的体力劳动，但城镇化只有体力劳动的转移是不可能完成的，这只能完成一个低级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的结果是都掉进“坑”里去。

　　城市自有其规律，城市中有多种多样的建筑物、构筑物，如同生命体有不同的细胞。城市中存在可见和不可见的各种“流”：交通流、水流、电流、固废物的排泄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相比建筑的稳定系统，整个城市的生命体每天都在更新，因此，BIM（建筑信息模型）必须上升为CIM（城市智能模型）。

　　所以，我们不可能靠建房子、道路、城区来完成城镇化道路，必须提高智力劳动水平。

　　进入靠智力创新的阶段

　　《支点》：普华永道发布《机遇之城2016》报告称，新型城镇化的制高点在于信息、科技和创新。您如何研判中国城镇化未来迈步前行？

　　吴志强：城市的发展和人的成长很像，突然之间到了十七八岁，“骨架”长大了、“肉”长全了，这时候需要长“脑子”去读大学，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智力创新的城镇化。此时，城市就是要靠智力的创新、创意来谋求发展。

　　根据对国际经验的研究总结，城镇化率达到60%以后，不同的国家与城市将会走向截然不同的两条发展道路：一是智力的城镇化，二是体力的城镇化。中国正好处于这两条道路的分岔口上。以创新驱动城市发展，以智力创新带动整个中国城镇化发展，走智力城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支点》：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大数据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吴志强：在城市规划应用中，“大数据+城市规划”是天作之合，使城市规划从“经验”走向“科学”，“以数明律、以流定形”。借助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可对城市问题进行智能诊断，对城市进行智能规划、智能建设、智能运行，更好地助推智能城市的发展。

　　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在城市发展中得到广泛运用。我国城市急需解决城市交通、环境污染、规划决策、民生便利、城市灾害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将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支撑。

　　我还希望带领团队，以民众最关切的城市病治理为导向，集中突破百姓关注的民生服务，力争在2020年能在若干示范城市形成人工智能2.0的“人、机、城”的智能范式。

　　武汉发展关键在于留住大学生

　　《支点》：您提到城市群“家谱”的概念。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已现雏形，您对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有何建议？

　　吴志强：今天的竞争，绝对不是城市与城市的竞争，而是城市群与城市群的竞争，城市周边不行说明城市不行。所以，我说城市进入了一个“打群架”的阶段，而不再是单打独斗的阶段。这是我研究跟踪全球40个城镇群发展得出的判断。

　　武汉提出“1+8”城市圈，就是要打造城镇群家谱，这一战略非常好。没有周边的兄弟是不行的，今后的日子就会过得很苦。武汉要与周边城市一起形成竞合力，那样的话，整个区域竞争力就会特别强。

　　全球城镇已经形成了一个城镇群落，城镇群整体的竞争力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参与国际竞争，要看这个国家城市群的竞争力；一个中心城市竞争力有多强，要看这个中心城市所在区域城市群的竞争力。

　　《支点》：您提到武汉的发展到了再生期，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在哪里？

　　吴志强：武汉正处于城市发展的再生期，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留住大学生。

　　武汉的优势在于“智力超群”。在全球城市的智力大比拼中，武汉的IQ为128分，超过全球平均水平，这得益于其高校优势。武汉能否顺利转型，在于能否从体力型劳动转向智力型劳动，而关键因素在于留住在汉大学生、留住人才。

　　武汉不应重复过去城镇化发展的老路，而要创造出中部崛起的智力创新、创意，以及大规模创业的高地。有了年轻人，城市就有希望。如果能留下具有创新、创意、创业意识的年轻人，武汉的明天一定是充满希望的。

　　为了吸引年轻人，武汉可以对照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才政策，凡是别的城市行之有效的优惠措施，都可以拿来用，同时把那些阻碍年轻人创新创业的小障碍一道道排除，相信武汉将成为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样本。（支点杂志2017年10月刊）

　　《支点》记者 袁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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