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怒怼媒体提问为哪般

　　“中国人的败类！”

　　3月8号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外交部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22个问题回答完毕之后，王毅起身离席，这时有记者追问，对精日分子怎么看？听清问题后，王毅食指一挥，干脆利落地说了这六个字，转身离去。

　　翻开媒体报道，新闻发言人怒怼媒体提问的场景一点儿都不少见，有的正气凛然、有理有据，有的就显得不那么成功了。

　　怼不服你算我输

　　事实上，每年全国两会期间，都会有霸气回复刷屏。比如2017年，傅莹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的身份登场，面对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关于中国军费预算增长、南海岛礁建设等问题的提问，她给出一段超长的回答。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看看过去这十多年，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的冲突，甚至是战争，造成了严重的、大量的人员伤亡、财产的损失，那么多难民流离失所，哪个是中国造成的？中国从来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任何伤害。”

　　其实说这番话的时候，傅莹的语速并不快，也没有咄咄逼人。但就是这种心平气和的反击风格却不怒自威，“怒怼”一说也开始迅速传播，并引发网友的热捧。

　　近年来，这样的场景在外交领域尤为明显，面对一些强行刷存在感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们妙语连珠，足以汇集成一本“怒怼金句”辞典。2014年，秦刚曾用“历史健忘症”和“选择性失忆症”，来批驳日本右翼否认侵华历史的言行；2016年，洪磊就用“刷存在感”来驳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不良居心”；而在华春莹的“怒怼辞典”里，中国成语屡屡出击，她曾分别送出两个成语给日本和澳大利亚——“疑邻盗斧”和“殷鉴不远”。前者是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拟加快修宪进程一事，后者则是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就所谓南海仲裁案对中国的妄加批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近年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语言风格更加活泼，少了“照本宣科”的观感，更加口语化、更“接地气儿”。“这种转变背后，说明中方更加自信了，也说明发言人有了更加宽松的表达空间。”而网友给他们起了个颇具潮流感的称谓——“怒怼天团”，怒怼不是单纯的怒发冲冠，而是关键时刻有理有利有节地摆明立场、回击挑衅，展示大国的自信、担当与力量。

　　说起怒怼，就不能忽视另一支精锐队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2016年7月的一场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出现了最著名的怒怼回复之一，有记者说，网上出现一张疑似战略核潜艇的照片，拍摄地点在南海的某个军事基地，请予以证实。当时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说，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个秘密，中国军队在这方面有个原则，那就是这个武器装备应该部署在哪里，它就会部署在哪里。

　　国防部发言人不仅机智，还把各种网络用语玩得很溜，比如回复朝鲜核试验相关问题时称，美国卡特防长不必甩锅，这个锅我们不背；在谈及美国军方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时说，美国摆出一副为世界和平操碎了心的样子。这下要求国外翻译的心理阴影面积了。

　　这样的怒怼，差评！

　　在新闻发言人中，有些人的怒怼就显得不太爽利，不仅不像上述回复那么有理有节，甚至还有点“社会我发言哥，人狠话不多”的意味。

　　2016年，有媒体报道了“承德社保局科员私吞九百万养老金，亏空要248名参保人补齐”一事。参保人李桂霞告诉媒体，承德市社保局曾告知他们集中办理补缴养老保险的时间，并称，如果不在该期限内补缴，将被“踢出来”，“以后想缴都没有机会了，从此享受不到养老保险”。

　　不过，河北承德市人社局（承德市社保局上级部门）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志祥并不认可李桂霞所说的“被迫补缴”，还怒怼道“什么叫被迫啊？她说的被迫，不知道你作为记者怎么理解，是拿着刀子捅你，还是逼着你？还是怎么回事？”高志祥强调，补缴养老保险都是自愿的，不补缴可以申请退出。

　　要知道，无言以对和无从反驳是两回事。

　　还有的怒怼则太过着急了些。几年前，媒体人罗昌平向中纪委实名举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当天就回应，这纯属污蔑造谣，还义正辞严地表示要报案，采取法律手段处理此事。后来，刘铁男落马，《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 怎会为“家奴”》直接给怼了回去。

　　“新闻发言人不合理怒怼的最大原因来自于职业素养的欠缺”，担任过省级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代林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制度还并不算完善，一些新闻发言人的水平跟不上要求的现象比比皆是。

　　2018年刚开年，武汉的大雪给这座城市的运转带来巨大影响。这座城市应对暴雨还有一套，可老天一任性，换个玩法，城市管理的步伐就显得踉跄狼狈。《法制日报》就刊文批评其应急措施滞后。

　　这让武汉城管委信息宣传教育处处长兼新闻发言人叶志卫很不高兴，他在微博上反击，说这篇报道“睁眼说瞎话，想哗众取宠，结果反被唾骂”，最后还附加了一个唾骂的表情。

　　其实报道中有记者亲自打车的调查体验，有地铁出站口顶棚坍塌的事例，有雪后摔伤数据，也有与同样遭遇大雪的其他南方城市的对比，实在说不上是“假新闻”。事后，叶志卫删掉了这条评论。

　　代林认为，在社会民生领域，如果把所有批评都顶回去，不但不能给部门带来荣耀，还会将其扯进舆论质疑的陷阱。更重要的是，对新闻发言人的言行举止也要有规范性规定，对违反规定、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行为一定要问责。

　　做个好新闻发言人

　　“如果没有领导的授权，什么都不能说。”代林认为，新闻发言人是一个系统和团队，绝不是挑一两个能说会道者去作秀，这需要全单位甚至整个系统的干部普遍的媒介素养提高，更需要单位系统主要领导解放思想观念。

　　2003年“非典”过后，中国首次启动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并开始专注发言人培训班。2008年之后的五年时间，培训班制度让全国各省区的新闻办全部成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在此过程中更加普及。

　　连续第三年担任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的王国庆曾表示，现在制度有了，发言人有了，可是不愿讲、不敢讲、不会讲的现象仍然存在。

　　“让新闻发言人愿讲、敢讲、会讲，首先要进一步创造让他们必须‘讲话’的硬性条件，其次是要加强培训，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水平。”王国庆说，还有就是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就算发言人错了，领导也应包容一下，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差错，提醒一下，下次注意就是了。同时也呼吁媒体能营造一个宽松的媒体舆论环境，尤其是互联网上的公众舆论，也要宽松一些。“我和一些同志交流时告诉他们，记者提问不是挑衅而是挑战，如果你有两三次被记者逼得走投无路，逼到墙角，最后又能成功解围，水平很快就上去了。”

　　文/本刊记者 冯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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