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木（二）

　　我清楚地记得彭二妹说这话的时候，是我在芭茅寨合木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也记得那是才合第四副木的时候，转行还不到一年时间--如果从起屋木匠到合木木匠也可以算转行的话。我也记得那晚我在芭茅寨吃了晚饭才回家，回到家里时天还未煞黑，放下背笼我就提着水桶去大水井洗澡去了。等彭二妹哄好杨婉霞和杨挺早睡下后，我才去卧室里，一进房里我就抱住她，想跟她亲热，但她马上别过了头，推开了我。她的嘴巴翘起，眼睛盯着别处，表情很不屑地说，你满身味儿，别黏我呀。我一下愣了。我刚刚才从大水井冲凉回来，洗澡时全身至少抹了三遍肥皂，从头到脚仔细认真地搓过擦过，又冲了五六铁皮水桶水。再说，我从不抽烟，那天在芭茅寨也没有喝酒，冲澡回来后我也刷了牙。哦，对了，我也从来不漆木，那时猫庄一带还不流行用洋漆，都是用土漆，我是过敏性皮肤，别说沾上土漆，就是老远闻到那味儿全身都会起疙瘩、红肿，好几天不消。怎么会有味儿，什么味儿？我问她。彭二妹说，我讲不清是什么味儿，反正就是感觉你哪儿不对劲，有种说不出来的味儿呀，让我想想呀？她蹙着眉头，想了一阵后说，好像是一股死人的味儿。她的话吓了我一大跳，我在芭茅寨是给二姑爷合木，他们家别说没死人，就连感冒发烧的病人也没有。彭二妹钻进被子里，脸朝着板壁，并不听我的解释。她说，也许只是我心理作用吧。她弓着身子，把被子裹得紧紧的，我一下子兴味索然，关了灯，挨着靠床沿的地儿躺下去，一会儿就睡着了。以前，只要我外出三五天，一回到家里，即使是大白天，只要娘带着孩子去外面玩家里没人，彭二妹就热情似火，她会比我还主动，还等不及滚到床上去。那晚我还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她不仅仅是在抗拒我的身体，也不仅仅是抗拒我转行后的职业，而是在抗拒我整个人了。因为味儿是从我这个人身上发出来的，她是嫌弃我了。彭二妹是我的老婆，尚且有这种心理，可以想象其他人会是一种什么心理，只能说那种“死人味儿”更浓一些吧，更会让他们避而远之。

　　彭二妹就是芭茅寨二姑父介绍给我的，也是他做的媒人。她是二姑爷的外甥女，他姐姐的二女儿，大名叫彭水花，人人都叫她彭二妹。周小芬突然悔亲跟胡长顺结婚，二姑爷不仅知道，而且是参与者。我跟周小芬定亲就是他做的媒人，退亲的时候也是他和周小芬的爹周平五来我家的。退完亲他就给娘说，他有个外甥女，是青石寨的，十八岁，长得比周小芬更好看，等杨烑回来我就给他做媒，保准成。第二年元宵节后，二姑爷果然带信来了，让我跟他去一趟青石寨，相亲。第一次见到彭二妹时，我的印象非常好，她长得比周小芬还好看，她是瓜子脸，身材小巧玲珑，一看就惹人怜爱。她对我的感觉也好，第一次去她家里她就帮着她娘做饭，吃饭时她还给我添了两次碗。相亲回来后，我和师傅又去了三十里外的龙车湖做工，做了四个月，五月初回猫庄后就去青石寨提亲，接着就定亲，到九月就接亲成婚了。说实话，从相亲到结婚，我跟彭二妹只见过五六次面，一起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天。我们定婚、结婚那年是包产到户的第三年，那时农民刚刚从农业社里解放出来，不仅有了自主权，还有了点钱和粮，又分到了山林，有自家的树，起屋的人特别多，我和师傅的活做不完，这家人还没树屋，那家人又来请了。有时一天就有两三家人来请，只要答应，天天都有活做。那时我们确实也是一年要做三百天以上活，做工的寨子远的话，吃住也是在主人家。因为那时候都是做点工，按天算工钱，远了的话回家去睡，第二天赶不上工，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即便结婚后那几年我和彭二妹也是聚少离多，那几年活儿太多了！

　　平心而论，我跟彭二妹结婚的头几年，感情真是蛮好的。那时只要我做工一回家来，她就很黏我。彭二妹什么都好，人漂亮，对我娘孝顺，和邻居的关系也处理得好，从不讲是非小话，从不跟人吵架，但就是有一个毛病，懒。我给周小芬说她懒，真不是故意损她，而是实事求是。除了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她是真的懒。刚结婚那阵子不说，她连碗都没洗过一次，自己的衣服也是脱下来一扔，不是我给她洗就是娘拿去洗。她也很少煮饭，更甭说种田种地了。那些年我虽然在外做木匠活儿，家里的田地还是要种的，作为一个农民，总不可能粮食、蔬菜也得买吧，那样会让人家骂的，犁田耙田这类活儿我自己也不理手，基本上是出钱包给别人做，但下种栽秧，收割入仓都是自家人做，那年月还不兴包干包尽。自家能做的活儿，基本上也是我和娘做的，彭二妹最多就是给我和娘打一打下手，我和娘跟别人换工时，她就在家里做饭。彭二妹跟我结婚五六年，她都没有下过一次田，没有背过一次重东西。猫庄人都说我惯老婆惯得没名堂，编了一句顺口溜：杨烑惯老婆，彭二妹不下田，杨烑宠老婆，彭二妹不上山，杨烑爱老婆，彭二妹不做饭……猫庄人人都认为彭二妹的懒是我宠出来的，也确实是我宠出来的，但我并不觉得女人懒是个什么大毛病。彭二妹并不乱花钱--她在这一点上真的算好的，她从不乱花钱给自己买衣服，也不赶时髦买缝纫机、录音机、电视机，更不会买金银首饰，若是我不在家，没空收田里地里的庄稼，而庄稼再不收就会烂掉时，她舍得花钱请工而已。她只是懒，这种懒也情有可原，她个子小巧，弱不禁风，那些背秧苗收稻子玉米的活儿她也干不动。我有一身力气，有活做，能挣钱，养家糊口没有问题，不仅没有问题，就我那时的收入来说在猫庄也是上等人家的境况。我记得那时做教师的谢家旺的工资才四五十块钱一月，我起屋的工钱三块五一天，一月做二十天工夫比当老师的和当乡政府干部的工资都要高出许多。那时候我跟彭二妹的日子过得算是红红火火，就是生了女儿杨婉霞和儿子杨挺早之后的很多年，我们从没过过拮据的日子，也没有为了钱吵过嘴发过气。如果我不做合木木匠，也许现在我们还保持着当年那样的恩爱。也许吧。

　　彭二妹开始抗拒我就是从她说我身上有死人味儿的那个晚上开始的，这只是我有明显感觉的开始，也许在这之前她就有了这种抗拒心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但从那个夜晚开始，我们的关系就一落千丈了，再也回不到从前那种恩爱了。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令她如此，就是她不愿意我做合木木匠，不愿意我做一个为死人服务的人，一个被人瞧不起，被上天诅咒的人。其实，早在那晚之前，在给谢家旺老娘合木的时候，她就明确地反对我做这一行。我给师傅合木时她倒没说什么，给谢家旺老娘合木时，她不仅非常强烈地阻止过我，那些天她也不理我，当时我也没在意，心想过几天不就好了吗？主要那时我也没有想到我今后就会做合木木匠这一行，只想给谢家旺老娘合完后，我仍是要去做起屋木匠的。事实上给谢家旺老娘合完木后，我也是准备找起屋的活儿干的，但那时起木屋的活儿不好找了。那年八月，一个师兄找到了活儿，是在大狗乡场上，让我去给他帮忙，说好日子的那天，我和师兄到那一看，人家正在平屋基，两个泥瓦匠正在撤灰线，一个岩匠在下基脚，那家人已经改了主意，要建三层的砖楼。那天我和师兄怏怏不乐地回了猫庄，走在路上时，师兄就不无担心地给我说，今后我们怕是要挨饿了，现在起木屋的不多了，人家都要起砖屋了。这是趋势，时代的滚滚洪流啊，他看准了这点，两个月之后，他就去学泥瓦匠活儿了。没人起屋，我也就只能仍做合木木匠。我不止一次地给彭二妹解释过，我也不想做这个，但是人家来叫了我不能不去，都是乡里乡亲的，帮忙做白工也要做的，更何况人家付工钱，家里也要有人挣钱呀。不干这行我能干什么，跑到外面去打工吧，进厂我年纪大了，做保安工资低呀，再则我出去打工，千里万里之隔，她一个人带两孩子在家，都挂牵呀，那是一家人过的日子吗？彭二妹当时也没说什么，但每次有人来家里请我去合木，她都是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给人家摆脸色。有一次，青石寨彭明勇的父亲在山上放牛时摔下悬崖，死了，跑来猫庄请我去赶一副木，彭明勇还是彭二妹的堂哥，彭二妹把我的干活行头藏起来了，我找不到，彭明勇以为我不想去，故意说找不到，就长跪不起--这倒并不是他用下跪的形式来求我，而是猫庄一带的规矩是家里老人了，孝子进别人的家，见到主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行跪礼。彭明勇一跪就跪了半个多小时，彭二妹也没有办法了，只好从猪圈棚里把我的斧子、锯子，刨子找出来，让我跟着彭明勇去青石寨。从那之后，我再出去合木，彭二妹就没说什么了，也看不出她有什么不高兴的表情，直到那晚她说出我身上有死人味儿来，我也没有多想。那时我们都有两个娃了，大女儿杨婉霞，十一岁了，小儿子杨挺早，也有九岁了，难不成她还会跟我离婚吗？彭二妹那么懒，她不可能下决心离婚，这是我当时的估计。这个估计到现在来说，也不算错。彭二妹从来没有和我闹过离婚，她一个字也没有提过。她只是冷落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抗拒我进入她的身体。那时我也不是小青年了，再加上合木是个大砍大劈下大力气的活儿，每次回家时我都累透了，对那个的要求也不甚强烈，也就无所谓。

　　这样过了大约两三年，就是我给胡天明合木的那年冬天，有一天下午我从龙车湖合木回来，下午三点动身，按说三十里路我最多走三个小时，天色煞黑一阵是可以到家的，但那天一出龙车湖突然下起了大雪，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密密匝匝，连眼睛都睁不开，一杆烟工夫山山岭岭就全白了。两个小时后，我走到通心岭时，脚下的山路已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每走一步都要认真地看好路面才敢下脚。天黑后，在过杨树坪时我走错了路，一直往青石寨走去了，等走到寨口看到他们村的老大队部时才发现错了。那时已经快到晚上十点钟了，我走得又累又饿，本来想去彭二妹娘家歇的，我一看他们村子黑灯瞎火，没一户人家亮灯，彭二妹的娘又身体不好，这么大冷天叫醒她老人家来开门，冻病了，吓着她了，都不好。我想反正离猫庄也就几里路了，这条路我就是闭着眼也能走回去，不如回家去睡。我大约是晚上十一点多到家的。猫庄跟青石寨一样黑灯瞎火，我家也一样，彭二妹早就睡了。我推大门，吱嘎一声开了，大门关了，但没上长栓，那个栓子不好上，有些歪了，我再去推二门，推不开，我就喊彭二妹开门。喊了四五声，她没有作声。这时我听到一句低低的嘟哝声，我的裤子呢？这是个男人的声音，不是彭二妹的声音。接着我又听到彭二妹压低的嗓音，你快点好不好？我一下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气血直往头顶上冲，我转身从刚刚放下的背笼里拿出斧头，退后一步，一脚踹开了二门。二门房里是儿子杨挺早一个人睡，巨大的破门声把他吓哭了，从床上惊叫而起。我没有理会儿子的哭声，又一脚踹开了卧房的门。几乎与我踹门的同时，后门吱嘎一声响了，我一进卧房里就看到一条人影朝门外窜去，想也没想，我把手里的斧头朝那人影掷去。斧头没砸着他，稳稳地钉在已经打开了的后门门板上。我往后门追去。

　　这时彭二妹从床上跳下来，一把抱住我，哭喊着说，别追了，再追要像赵五德那样出人命了！她披头散发，像一头母老虎一样扑过来，死死地箍紧了我，我甩了她几下都没有甩脱她。就这一会儿，那个人已逃得无影无踪了。我没有认出那个人是谁，他跑得太快了，但我敢肯定他是我们猫庄人。其实，我要追他去，虽说不一定能追得上，但肯定可以找到他去哪里，外面的雪铺得有三四寸厚了，他逃到哪去都有脚印，我一找一个准。是彭二妹一句“你莫像赵五德那样啊”的话让我的血一下冷了下来，一下子我就泄了气，我的身子一软，蹲在后门槛上呜呜地哭了起来。赵五德是今年秋天，就是两个月前的十月份刚刚被枪毙的，他的木也是我合的。前年冬天，他在山上砍柴，刚好撞见他老婆王丫丫跟邻村诺里湖的彭二牛野合，他跑过去一斧头劈掉了彭二牛的半个脑壳。赵五德本来是可以不死的，最多判个死缓或无期，据说彭二牛的叔叔是个老干部，在州城做很大的官，最终把他判了死刑。王丫丫一个人害了两条命，赵五德被抓走后她也没脸呆在猫庄了，带着两个孩子不知跑到哪去了，至今没人知道下落。不知为何，蹲在后门槛上哭的时候，看着那把牢牢钉在门板上的斧刀，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庆幸感，庆幸斧头没有钉进那个人的后背。那一刻，我知道我完了，我既不可能再去找那个人拼命，就是连狠狠地揍彭二妹一顿的心也没有了。我把斧头扒下来时，听到二房里儿子还在哭，转身去了二房，哄他，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睡下了。儿子很快就睡着了，他还小，还弄不明白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被吓着了。我是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彭二妹也没有，后半夜我还听到她嘤嘤的哭泣声。第二天清早，我听到彭二妹起了床，开房门，来到我和儿子睡的床边，她站了一会儿，没有作声，又出去了。我没有起床，但我听到灶房里有锅碗瓢盆的声响，她在做饭。自从娘去世之后，只要我在家，一般都是我做饭菜，彭二妹几乎从来没有做过。做完饭菜，她又来房里给儿子穿衣起床，儿子起床后，她又喊我吃饭，我没理他，蒙着头睡觉。彭二妹哄儿子吃完饭，再次进房来，她一把掀开我的被子，说你打我一顿吧，你要是觉得不解气，就往死里打吧。我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朝她吼道，告诉我那个奸夫是谁，我去劈了他！劈了他你也得死，我和娃儿谁来养活？彭二妹一副女地下党员坚贞不屈的表情，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她说，这是为你好，也是为我们这个家好！接着她又给我认错，说她错了，再不会有下次了，她保证。自始至终，彭二妹都没有哭一声，更没有寻死觅活，她就那样冷冷地看着我。

　　那年腊月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寒冷、最灰暗的日子。那场大雪下了三天三夜，我在家里整整睡了三天三夜，除了上茅厕，我没有起过床。我一直在想要不要离婚的问题，一直做不了决定。离婚了我就能再娶到一个好女人吗？离婚了我的两个娃怎么办？他们还小呀。到第四天中午，我饿得实在受不了，才爬起床去灶屋里找吃的。要说彭二妹这人真还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也不是一个很坏的女人，我揭开灶锅锅盖，饭菜都在里面，还热乎乎的，锅盖上的汽水直往下滴落。我舀了一勺子饭，有点稀，边沿的靠近锅巴那一圈饭粒却已焦黄，这饭应该是昨天早上或前天晚上煮的，她一直不断地给灶孔里添火，让饭菜保持着热度。显然她不是为了自己或孩子，而是备着等我饿了可以随时吃。

　　这婆娘，他妈的！让我一下子恨不起来了。后来，我一直都没有追问过她那个男人是谁，直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他是谁。当然，怀疑对象肯定有，有三个人，但我不能确定，等于还是不知道。后来大概到第五天或第六天夜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彭二妹钻进我的被子里，天亮的时候我醒过来，看到她紧紧地搂着我睡着的样子，那一刹那，我心软了，原谅了她。婚姻就像一张光洁的桌子或者华美的衣服，划了一道印痕或者烧了一个窟窿，再怎么瞅都不对了，都不像原来那个东西了。彭二妹偷人这个事件比桌子上的印痕和衣服上的窟窿要严重得多，它不仅是我心里的一道阴影，而且我看她这个人都不对了，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彭二妹了。这种感觉非常强烈--现在想来，我做合木木匠后，她也就是这种感觉吧--她不是也说我哪儿都不对，说我身上有一股死人味儿吗？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对她亲热不起来，就像我做合木木匠之后她抗拒我那样我抗拒着她，包括她的身体，我也对她怜惜不起来了。更严重的是，我对她更是信任不起来了。那段时间，我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做工，就是人家急着赶，十里之内的村寨，我晚上也不住主人家，天黑后也得赶回家来。我家左邻右舍都感到奇怪了，说怎么老是听到我家大门半夜里响，天不亮又响，猫庄没有人知道彭二妹出过轨，他们自然不会往别处想，只是奇怪我怎么天天要半夜回清早走。但就是这样，我们还是维系不下去了，彭二妹终于还是走了，她可能是受不了我的冷落，更受不了我的监管吧？或者，也许是受不了我身上的那股死人味吧？

　　就那样不冷不热地又过了两年，这年秋天，杨挺早去葫芦镇上中学了。那天，彭二妹给他在学校报了名，安排好住宿之后回到家时，我刚好做完工回来，一进屋她就跟我说，现在杨婉霞和杨挺早都上中学寄宿了，她在家里也不会干农活，想跟青石寨的人一起去广东打工，挣点钱。我说你都三十多岁快四十岁的人了，谁要你打工？她说进制衣厂，她以前十六七岁时学过几个月裁缝，听人家说那边厂里招人只要是熟练工，只要能踩机车，四十多岁的都要。我当然不想她去，我们关系再怎么冷淡，我觉得有她在家这个家还是完整的，她一走，这个家就缺了一角。再说，我能挣钱，养一家人不成问题，还有剩余，彭二妹却执意要走，我想留也留不住。当然，我也没硬留她，我想她去外面吃苦受点累，也好，不然她到六十岁也不会知道挣钱是多么的辛苦。两天之后，她跟着青石寨娘家两个侄女一起去了广东。她带了衣服、鞋子，还有几斤腊肉，装满了一个大旅行提包，她几乎拎不动。我主动说送她到老码头，跟她的两个侄女汇合，她没有反对。动身的那天早上四点她就起床了，做好饭菜她喊我吃饭时天还没亮。我起床后进灶屋，发现她竟然破天荒地炒了五个菜，一个腊肉，一个韭葱炒鸡蛋，一个青椒西红柿，一个茄子，一个长豆角，每个菜都分量很足，特别是腊肉，一满钵头。更令人惊奇的是，她不知从哪里还搞来了一瓶瓦罐湘泉酒，我从不在家里喝酒，我们家也从没有酒的。她喊我去吃饭时，菜饭都摆好了，连酒也斟了小半碗，但我记得我们吃饭时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这顿饭就像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的最后的晚餐，吃得非常压抑、沉闷。吃完饭她就去赶车，我送她到大狗乡场下的老码头，她的两个侄女已经坐头一班船走了，她上船后我看她东西太多，就一直把她送到三十里外的皂角火车站。一路上，无论在车上还是船上，彭二妹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连叮嘱我照顾好孩子的话也没说，我们就像两个陌生人一样，沉默地望着对方。她这是用无声跟我告别--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拜拜。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人没回来，也没给家里寄过一封信一分钱回来，只是刚去的第一年给杨婉霞和杨挺早寄过几套衣裤，再后来好几年，就没有音讯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带她出门的那两个侄女也不知道！她们每年都要回青石寨过年，我专程跑过去问过几次，她们告诉我姑姑一开始确实跟她们进了一家制衣厂，但只做了半年，她嫌工资低，跟着一个邻县的老乡跳槽了，从此就没有联系了。那个老乡是男的是女的，她们没说，我也没问。回家后我告诉杨婉霞和杨挺早，若是再收到妈妈的包裹一定把那上面的地址记下来，但从那之后她也再没给儿女寄过东西了。她就这样从我身边消失了，从儿女们身边消失了，从这个家里消失了。

　　彭二妹出门几年没回家，猫庄人私下里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她跟别人跑了，说我有怪癖，她是受不了我做那个时每次都像合完木后检验她那个是否严丝合缝，每次都会弄疼她。有人说她死了，说在东莞某个镇上的巷子里看到过贴着她照片的认尸公告。也有人劝我去广东找一找她。广东那么大，我上哪去找她呢？还有些人，主要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劝我重新再找个女人。彭二妹去打工的第三年，邻居赵三婶就很热心地给我张罗，说她娘家有一个寡妇，才三十二三岁，两年前死了男人，她去说媒，保准能成。她说的那个女人我知道，她男人是前年冬天电死的，他家的电线断了，那天刚好村里停电，他就去接电线，由于要爬上电线杆，他把没有包塑料皮的祼线缠在皮带上，爬上了电线杆后突然来电了，他被电得从电线杆上摔下来，在地上弹跳了很久，整个人被烧焦了才死。他的木也是我合的。赵三婶把那个女人带到她家来了。有一天，我刚要出门，赵三婶站在她家篱笆外喊我，杨烑，你过来一下！我走了过去，隔着低得只齐胸口的竹篱笆，她给我努了努嘴，让我往她家坪场上看。我看到坪场上有一个背对着我的年轻的女人正提着塑料桶去晾衣，三十岁上下年纪，个子高大结实，两瓣屁股像磨盘一般大，她晾衣的时候把衣服抖得“砰砰砰” 响，像放炮仗一样，水雾飞溅，一看就是常在家里干活的勤快女人，就是在赵三婶家做客，也闲不住。是个好女人啊！而且还那么年轻，比我要小十多岁呢。但那时我不能娶她呀，因为彭二妹不知死活，我没跟她离婚，万一她还活着，她回来了呢，我不仅犯了重婚罪，我给两个孩子也无法交代。彭二妹是他们的娘，她要是回来，没有家了，孩子们会怪我，恨我，我要是让彭二妹重归于这个家，那么我岂不害了那个女人。所以我不能。考虑了好几天后，我给赵三婶回话，说我要比她大十多岁，不合适，赵婶很不高兴，以为我嫌弃她有两个孩子，怕负担重。真不是那样的，是人家还那么年轻，我怕害了人家。因为那时我知道彭二妹不可能死了，我怀疑杨婉霞一直在跟她联系，而且她很可能去了她那里。

　　半年前，在葫芦镇七中读高二的杨婉霞瞒着我办了身份证，偷偷地南下广东打工了。她南下前给谁也没有说过，她最好的同学，甚至她的弟弟杨挺早，都不知道她去哪了。杨婉霞“失踪”十天后班主任老师才找到我，我才得到消息，我去派出所报了案，去学校里一个一个地问她的同学，拿着照片去镇上和周边的村子里一个个问人，去县城的汽车店，还去了邻县的皂角火车店。胡长顺和周小芬也帮我找了好几天，他们两口子拿着杨婉霞的照片，天天在葫芦镇汽车站和中学门口问人，问有谁见过她或知道她的下落。我疯了似的找了整整十一天，除了第三天周小芬告诉我说跑县城的中巴师傅杨二毛看到过杨婉霞一个人坐他的车去了县城外，再没有打听到关于杨婉霞的一点有价值的线索。这十一天对我来说不啻是一个漫长的苦役，更像是等待着一种徒刑的宣判。那些天我白天奔波，晚上歇在城镇的小旅馆，夜不能寐。我把老婆丢了，接着女儿又失踪了，这世界还有比我更倒霉的人吗？我真是个不祥的人，是被上天诅咒了的人啊！自从我做合木木匠以来，好像就没顺过。很多年前谢家旺拽我去给他老娘合木时给我说过，凡为死者服务的人，必有福报。我都妻离女散了，她们生死未卜，这算他妈的哪门子福报！好在第十二天中午，我从县城回到葫芦镇时，一下车，刚好碰到挎着胀鼓鼓邮包的小彭，因为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信和汇款单，我跟他不熟，我一下车就往镇上的派出所走去，想去打听一下警察那里有没有杨婉霞的消息或线索，我走了几米远，突然听到小彭叫我，杨师傅，你这里有封信。他还说，应该是你女儿寄来的。杨婉霞失踪的事，动静闹得很大，小彭也知道。我接过信马上就撕开了。果然是杨婉霞寄来的，信上只有短短的一行字：爹爹，我已到了广东博罗，进了一家厂里打工，我成绩差反正考不上大学，打工挺好的，你别担心我。女儿杨婉霞。除了报告她的行踪以及为什么出走的原因外，她和谁去的，和谁在一起，在什么厂里，都没有说。所以，我怀疑她是跟彭二妹在一起，是彭二妹叫她去的，她们肯定一直就有联系。我给杨婉霞写了一封信，问她是不是跟她妈在一起。两个月后才收到她的回信，说没有，说她不知道她妈在哪里。这孩子一直跟我疏远，她小时候我就常年在外做工，跟她亲近的时候少，她跟我不亲，跟她妈亲些，帮着她妈瞒着我也很有可能的。

　　又过了大约三年，我才知道杨婉霞没有瞒我，她确实没跟彭二妹在一起，是跟一个先她辍学去打工的女同学在一起。那年，我听我们猫庄的猪老倌赵三佬说，他在酉南县一个叫南召的小镇上见到过彭二妹。见我不信，他言之凿凿，说绝对是彭二妹，他跟她还说过话，从她家里买过一头大肥猪。他告诉我彭二妹是跟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那个男人好像比她还小，显得很年轻，家里开了一个麻将馆。你要不信，赵三佬用一种怜悯的表情望着我说，哪天我带你去看看，你就晓得我讲的不是假话。彭二妹明明去了广东，怎么会跑到酉南的一个小镇上做了别人的婆娘？我怎么会信赵三佬这个猪老倌的话呢，他的话猫庄从没人信的，人人都知道从他嘴里出来的话从没一句是真的，很多年来他在猫庄连一头猪也收不到。既然他说的那般有鼻子有眼，我就对自己说，杨师傅，你得去看看，虽然赵三佬不可信，但你得去看看，你证明一下他的谎言，证明一下彭二妹是不是和女儿杨婉霞在一起，是不是还活着。你一定得去看看。

　　猫庄离酉南县的南召镇并不远，五六十公里，从葫芦镇就有去那里的直达中巴，两个小时就到了。那一天，我刮了胡子，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的八成新的衣裤，清早从猫庄坐手扶拖拉机到葫芦镇，再坐上中巴去南召镇。那天是个清爽的秋日，天上没有太阳，车窗外游荡的浮云却都像棉花一样雪白。到达南召镇的时候才中午十二点半，我看到云开日出了，一抹阳光打在这个破旧的小镇子一幢高大的房子长满蒿草的瓦楞上，日动云移，瓦楞上的阴影就像揭棺材盖板一样，缓缓地滑动，我顿时心情变差了。我一路沿着小街问人，这里是不是有个彭二妹家开的麻将馆。人家就告诉我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越往前走我心里越发虚，告诉我往前走的人说得越铿锵，就越证明赵三佬诚不我欺。往前走了几百米，经过一些烟酒店、南杂站，灯具店，粉面店，前面就传来了哗啦啦的搓麻将的声音了。前面一排连着三家都是麻将馆，我走到第一家门前时，正好看到第二家麻将馆里一个女人出来泼水，尽管只是侧影，尽管她的体形有变，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彭二妹。彭二妹听到我叫她，吓了一个激灵，手里的塑料盆差点扔了出去。她还没看到我人，显然是听出了我的声音。我看到她惊慌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赶快退回了屋里。不知道她是否是感觉我的声音的来源不真实，怀疑是自己的幻觉，又或许是她觉得反正躲不过去了，她又从屋里出来了。这一次她是正面面对我，我完全看清了她的脸，她胖了一些，但也老了很多，脸圆了，但不是那种饱满的、红润的圆，而是皱巴巴的，满脸褶子。彭二妹也是一个中年女人了，已不复有原来的漂亮了。显然，彭二妹也看到了我。她望着我，呆呆的，似乎仍不相信眼前这一幕的真实性，突然，她嘴里发出“啊”的一声尖叫，踅身就往屋里跑去。我快步地撵上去，等我到了她家门口，她已经不见了。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当街是一个门面式小间，三十来个平方米，摆有四张小方桌，有一张桌子空着，另外三张坐了人在搓麻将，既有老头儿老太太，也有头发染得像黄毛的小青年和怀里抱着孩子的小媳妇，还有几个中年男女，站在正打麻将的人后面指指点点。打麻将的人和看麻将的人都很专注，刚才彭二妹的那一声惊叫和她惊慌的跑动声没有惊动他们。我看到空桌子后面有一扇后门，是关着的，后门旁边的角落有陡而窄的楼梯，通往二楼，我估计彭二妹是躲去了二楼。我进了屋里，往梯梯口走去，到了那里，对着楼上高声喊，彭二妹，你给我下来！连喊了三声，她没理我。

　　这时，一个打麻将的中年人站了起来，语气凶巴巴地问我找彭二妹什么事？我没理他，朝楼梯上走去，中年人朝我奔来，他举起手臂用手指头指着我厉声地说，下来，下来！你再敢上去打断你的腿。这人梳着油亮的中分头，穿灰色中山装，像个乡镇干部似的，我想他应该是彭二妹的野老公无疑，他绝对不像赵三佬说的那样比彭二妹还年轻，只会比我的年纪大，他的脑门那里没有头发了，只是他着装整洁利索，秃顶后面的头发打了摩丝，湿漉漉的，梳得一丝不乱，不那么显老而已。他气势汹汹，我更怒火中烧，没好声气地说，我喊我老婆怎么啦！他愣了一下，说谁是你老婆。我说彭二妹。我话一说完，呼啦一下，所有的人都不打麻将了，他们都站起来向我围了过来。我看到那个中年男人和两个小青年都撸起了袖子，一副准备打架的架势，女人们则后退，一直退到门外窃窃私语着，显然她们都知道那个男人和彭二妹是半路夫妻，现在真老公找上门来了，肯定要扯皮绊了。我下了已经跨上的那一级楼梯，对那些围过来的人说，你们把彭二妹叫下来问问就晓得了。

　　那些人朝我吼道，出去，出去。

　　从小到大，我就不是一个喜欢扯皮的人，更不喜欢打架，大半辈子我只砸过胡长顺那一拳，再没跟任何人打过架。我不想打架并不等于别人也不想，那个男人走上前来推搡我，他揪住我的衣领把我往外拖，我一手把他的右手反剪了过来，另一只手按住他的脖子。楼梯很窄，被我和那人堵死了，有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青年就在这人被我按低下去的头颅前跳跃着用拳头击打我的头。这样他们够不着我，另一个头发染成黄毛的小青年找了一根棍子来，往我头上砸，砸在我的头上了，有点疼，但不是很疼。我前面隔着那个中年人，他也不敢用大力砸，怕没砸着我而砸着他。我放开了这个男人，往后退上了楼梯。我晓得我肯定打不过这么多人，我在想怎么冲出去。往前冲，我发猛劲的话，肯定可以冲出去，但这样会伤人，而且会伤得很重，我就是冲得出这间屋，我也不可能冲得出这么长一条街，到时他们一喊，一街人都会围着我打，我真要非死即伤。我想到了儿子杨挺早，想到他给我说的二三十个葫芦镇的二流子从宿舍外涌来要打他，他是从三楼跳窗子跑的。我想，二楼必定会有窗子，我得从那里跑。我刚往二楼退了几步，这时，彭二妹出现在了楼梯口，她大声对着那些人说，你们别打架呀，打坏人了是好事吗？她边说边走下来，来到我的身前拦着那些人，那些往楼梯上涌的人退了下去，然后她又对我说，你回去吧，莫再来找我了，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我说，我不是要你跟我回去，我是要跟你离婚。她说，你想离就离，反正我不会跟你回去的，你就死了这心，我现在过得很好的。

　　那天我是怎么离开那个麻将馆，离开南召镇的，怎么回到猫庄的家的，我都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的头昏昏沉沉的，太阳穴那里突突突地跳，那是我挨了拳头或棍子击打的缘故吧，回到家里后我才发现我的嘴角肿了，额头上擦破了一块皮，第三天我在小寨吴有发家合木时，他老婆赵秀英发现我的衣服腋下开绽，破了条一尺多长的口子，问我怎么扯到那地方去了，昨天在南召镇发生的事才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奇怪的是，从南召镇回来后，我竟然一点也不恨彭二妹了，也不恨那个头发油亮的中年男人，我反倒觉得他们很般配的。我说的是真心话。虽说那个男人油头粉面的，一看就不是正儿八经干活做事的人，唯其如此，他才跟好吃懒做的彭二妹般配呀。我想着这些的时候，是睡在我给吴有发合的木里头，这天赵秀英赶场去了，吴有发躺在房里的床上呻吟，他得了癌症，时日无多了--半年前查出肝癌，已经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疼得整日整夜呻吟或嚎叫。上午九点多，赵秀英刚出门不久，我就把木合好，一个人费力地把刚刚组合好的盖板从木马上抱到一米远处两只长凳上搁着的木匣上去，看看盖上盖板是不是合缝。盖板“哐当”一声，盖得严丝合缝。我是个老木匠了，这个最关键的地方不会失误、出现偏差。睡在房里的吴有发听到了这一声清脆的声响，问我，杨师傅，合好了，盖上了？我说，马上就完工了，下午就可以让秀英嫂子找漆匠了。吴有发说，不急，我这两天还死不了呢。吴有发还差两年才满六十岁，看他的病情，他熬不到成为一个老人再死了。这是一个曾经多么强壮的男人，年轻的时候一整根做柱子的木头他一个人能不歇一口气从山里扛回来，做村长的时候陪县里乡里的官员喝酒一口气能喝下两斤六十度的包谷烧，现在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连秀英嫂子都可以把他抱起来举过头顶，唯独不失当年风采的是他的声音，不管是说话还是呻吟，依然声若洪钟，高亢嘹亮。他问我，真合好，躺进去睡一睡，试试舒不舒服？闻言后我愣了一下，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是要我抱他起床，来看看摸摸他的木，而是要我躺进去，睡一睡？要睡也是他自己睡呀，只有自己睡了才知道舒不舒服？他是一时突发奇想，还是被病痛折磨得糊涂了？我问他，你自己想试一试吗，要不要我来抱你？他说，我就不了，我以后再睡，一睡就要睡到骨头成灰，你还怕我睡不饱吗？杨师傅，你从没睡过自己合的木吧，睡睡试试。他还说得真对，我合了不下五六百口木了，真还从没自己睡过一次，从没体验过是什么感觉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经他这么一讲，我就真想试一试。于是我把盖板揭起来，我没有把它抱下来，而是把它斜搁在匣身中部，露出一个很大的洞口。那天天气晴朗，秋阳灿烂，吴有发家砖楼宽敞的堂屋里光照充足，十分明亮，当我揭开盖板露出黑洞洞的匣口时，一股阴森森的气息从那里升腾而出，弥漫开来，我的心里猛地一颤。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一种死亡的气息，一种对死亡的战栗的感觉！这感觉，只有那一刻有过，以后也再没有出现过。我脱掉外套和鞋子，随手拖过来一把竹椅，站上去，两手撑着垫木的长凳，像中学体育课跳木马那样撑起身子，抬起双脚，把脚伸进了洞口后，我就一溜儿整个身子都钻了进去。最先闻到的是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杉木树脂的味儿，浓得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这是因为木头没有完全干透，还是半湿的缘故。木内当然是平整和光滑的，既不逼仄，也不宽敞，我算肩宽的人，打个翻身绰绰有余，我也比吴有发高点，脚尖尽力往前伸，也触不到后挡板，但说不上舒服不舒服，只是感觉有点怪怪的，怪在什么地方，更说不清楚。我试着往左往右翻了两个半身后，就仰面八叉地平躺着。我的胸口以上部分露出匣口，呼吸顺畅，脸朝上，我的两眼盯着抹了灰浆但已经发黑又织满了细小的蛛网的天花板，看到有一只硕大的灰色蜘蛛在一只蛛网上荡来荡去，我很担心它突然落下来掉在我的身上。吴有发在房里大声地问我，躺进去了吗？我没理会他，闭上眼睛。此时，躺在木里，我想体验一下死亡的感觉。我没有死，我怎么能体验到死亡的感觉呢，一闭上眼睛，我的世界不是黑暗了，而是一团团五彩缤纷的色彩，在飘浮和移动。我想到前几天的南召镇之行，想到了彭二妹和那个中年男人，我就想到了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想到彭二妹看起来苍老、憔悴了很多，不再像她跟我过日子时那么水灵了，说明他跟那个男人在一起要比跟我在一起更操劳，更辛苦，但她就是愿意跟他在一起，而不愿意跟我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她感觉跟我在一起不开心不幸福，而跟那个男人在一起就是再累再辛苦也开心和幸福。想通了这点，我就豁然开朗了，我就释然了。躺在木里，我一下子心情轻松起来，但我还不想起来，就继续想其他的事，譬如想一想我是不是也该找一个女人，既然有了彭二妹的下落，既然晓得了她不会回来了，我干吗不再找一个女人呢？我又想到那个屁股结实得像磨盘的女人，可惜她前年就嫁人了，嫁给了我们猫庄四十岁还是光棍的三癞子了，也是赵三婶做的媒。可是，除了那个寡妇，还有谁肯嫁给我呢，就是肯，会不会也像彭二妹那样跟我生活了几年就会嫌我身上有一股死人的味儿呢？我发现躺在木里，我的思维特别清晰，而且很跳跃，天马行空似的，想着想着，我就累了，就不知不觉睡着了。这一觉起码睡了两个多小时。

　　你吓死我了呀，我以为我们家有发死了，装木了呢？秀英嫂子的尖叫声惊醒了我。她赶场回来，看到木里睡着一个人，确实被惊吓得闪了神。她的尖叫声惊醒了我，也引来了房里吴有发高亢的声音，我没死呢，杨师傅，好睡吗，睡得舒服吧？我大声地回答吴有发道，好睡，舒服得就像死了一样！我没骗吴有发，说的是真话。从那以后，我就落下了一个习惯，喜欢在合好木后，钻进木里睡上一会儿。我喜欢躺在那里头想事情，有时也会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睡了一大觉，醒来之后把所想的又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后来在猫庄一带就流传开了一句歇后语：杨师傅合木--自己先睡一睡。人们不仅没觉得我这样先睡一睡有什么不妥，反而觉得我很敬业，合成木后一定要先试试睡得舒服不。因为这个习惯，我的口碑一下子超过了死去了好多年的罗木匠，公认我是猫庄一带最好的合木木匠。其实不管我敬不敬业，他们也没得选择，罗木匠死后，二三十年里，猫庄一带只有我一个合木木匠，如果你不想去酉北市内的棺材铺里买木，只有请我合木。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口碑什么的，根本原因是那段时间我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真的想体验一下死亡的感觉，后来就成了习惯，习惯于躺在木里思考，想一些永远也想不清，想过之后又会忘记得干干净净的事情。不过，这个“思考”我倒是对谁也没有说过，连我最好的朋友胡长顺也没有说过，因为我并没有从这“思考”里得出什么结论，说也说不出口。

　　四

　　我做大料木匠四十年，前十年跟着师傅起屋，后三十年我一个人合木。前十年做起屋木匠，跟在师傅身后狐假虎威，威风八面，那真是一段想起来就会激动得战栗的好时光，那时刚刚包产到户不久，人们从农业社的大集体里解脱出来，手里有了活络钱，到处都是人家起屋，师傅家不说天天，每隔几天都有人提着酒肉上门预约动工时间，也有人跑来我家，让我说动师傅先给他家起，然后再给另一家起。上门求工的人太多，根本应允不过来，很多屋师傅都推给了他的徒弟们去起。他在农业社时带了六个徒弟，那时都出师了，但人们还是以能请到师傅为荣，要是我和师傅忙得过来的话，那几年我们能起一百栋屋都不止。后三十年我做合木木匠，独来独往，走村串寨，合了不下一千口木，猫庄一带三个乡镇四五十个村寨我全部跑遍了，最远的地方去过酉水河对岸酉南县龙车坪和乌树村。二十年三十年前，除了我们猫庄有一条乡级公路从葫芦镇通到大狗乡场上，大多数村寨都不通公路，是要靠摆着两腿走去的。三四十年来，我走了肯定不止十万公里的路，这些路连起来都能绕地球两圈了。很多寨子进进出出过几十趟。我跟绝大多数村寨的绝大多数人认识，很多人还非常熟悉，老的小的都能随口叫出他们的绰号和小名，我也知道这些村寨里很多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事件：谁家跟谁家好得可以穿一条裤子，不好的曾经动刀动枪，哪一个人是三只手，哪家媳妇嘴巴像刀子，谁招惹了她能不吃不喝不睡地咒骂三天三夜，还有，哪个老公公没名堂会惹自己的儿媳妇，哪个村主任会和妇女主任晚上开小会，等等等等。现在，像巴茅寨、金鸡坡、乍涂、独角岩、青石寨、小寨，更远一些的像龙车湖、拔枯村、龙泊嘴、诺古西、三道湾等等村寨，我就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也能从那些地方走回家里，从猫庄通往这些村寨的山路上哪里有个坑哪里有道坎，闭着眼睛走我也知道绕开。我合木整整三十年，猫庄方圆二十里内几十个村寨，只要我背着背笼，脖子上套着大锯，无论进到哪个寨子，我都像一只报丧的黑乌鸦一样招人嫌，那些认识我的人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哪家又有人老火了？老火是猫庄一带的方言，意思就是病重得快要死了。小孩子们见了我，则远远地躲开，仿佛我是一只吃人的老虎，或者一个掳人的瘟神，等我走远了，他们会突然高喊一句，杨木匠进寨喽，要死人啦！其实绝大多数时候根本不是这样的，根本就没有人老火，请我合木的人家也没有病人，只因为自己满了六十岁或家里有满了六十岁的老人，需要一副木备着，以防万一。我自己也觉得我比那些穿着黑袍的道士先生更像一只穿梭在各个村寨的乌鸦，我的出现更遭人猜测和疑惑。原因很简单，道士先生和入殓师一样，只有在死了人之后才会出现，死人已经成了既定事实，全寨人皆知之了。而合木木匠的出现，则有更多的未知。我也习惯了人们把我看成一只报丧的乌鸦，习惯了他们的疑疑惑惑的表情和眼神，习惯了他们跟我打声招呼就慌忙逃走的难堪和尴尬。

　　我做合木木匠三十年来，不是没有想过改行，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做合木木匠，特别是在那个雪夜里发现彭二妹跟别人睡在我家的床上后，我睡着不起的那三夜三夜里，我就想透了，我不干这个了，我想我哪怕种地也行，不会我可以学嘛。第四天，我饿得实在不行了起来去厨房里找饭吃，刚刚吃了两口，诺里湖的彭武学跌跌撞撞地闯进了我家，一进堂屋他就跪下，大喊一声，杨师傅，孝子武学要请你辛苦跑一趟！我大吃一惊，知道彭武学的娘去世了。这个可怜的人儿，他还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爹就是被我们猫庄赵五德砍死了的彭二牛，他娘张三妹我也认识，年纪应该比我还小，四十岁不到。我问，你娘怎么没了？他呜呜地哭，说娘跟婆婆吵架，喝了农药。我望着屋外皑皑白雪，对他说，你先回去，我随后就来。吃完饭，我就背上背笼，拿起大锯，出了门。外面山山岭岭全是白的，瓦背上的雪有一尺多厚，路上也有半尺来厚，冻住了，踩上去“嚓嚓”作响。这样的天气，别说诺里湖不通公路，就是有公路，也跑不了车，我若不去，彭武学家的丧事就没法办了，他娘就没木可装，就不能入土为安。猫庄老话是死人为大，比起死人来，比起十五六岁的少年武学没娘了的悲惨，我自己家发生的那个“破”事又算什么呢？我若不去，我还算个人吗？师傅生前常说，做一行，爱一行；做一行，敬一行。对于合木这个为死人服务，让我身上充满了死人味儿，像一只黑乌鸦一样讨人嫌的职业，许多年来我真的爱不起来。不过，平心而论，我还是能够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做它。这也是我每次下定决心不想再做，却不得不又去做它的原因--假如我不做了，猫庄一带方圆几十里就没人做，死人怎么装木，怎么下葬啊，不仅我想不出来，别人也想不出来，所以我就不能不去做。它变成了我的责任和义务了，我不去做，就是不负责任，就是逃避义务。这一做，我就一直做到妻离子散，做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真正的孤家寡人--我的老婆跑了，再也不回来了，我的女儿打工去了，好几年也没回家来。

　　哦，还有一件事，就在我给吴有发合完木的第三天，我的儿子也南下打工去了。事情是这样的：杨挺早这孩子在学校里跟一个同学打架，杨挺早个大，力气好，那个同学瘦不拉叽的，被他打得鼻青脸肿。他那同学也不是个善茬，是葫芦镇场上的一个二流子的亲兄弟，他让哥哥叫来了一帮镇上的二流子来打杨挺早。有二三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去宿舍里找他。有一个杨挺早玩得好的同学提前跑去宿舍给他通风报信了。杨挺早的宿舍在三楼，他往楼下一看，那么多人涌来，吓得脸都青了，知道不妙，就从三楼跳窗跑了。一口气跑回了家里，再也不敢去上学了。

　　那天，我前脚从小寨回来，刚进屋，杨挺早后脚就跟着进屋了。我看到他额头有一道血痕，问他怎么啦？他说，我不想读书了。杨挺早跟他姐杨婉霞一样成绩不好，这我是知道的。因为他是男孩子，他比他姐更调皮，从上初中时就抽烟、喝酒，逃课，在录像厅里通宵看录像。班主任老师给我告过很多次状，我骂也骂过，打也打过，不起作用，这孩子就是心性野，不知事，不爱学习，他所有的聪明才智不是用在学习上的，而是用在怎么逃课，怎么从我手里要到更多的零花钱。要不到，他就会偷我的钱--他没胆偷别人的，这点算好。后来我不再在家里放钱，都带在身上，他就偷油偷米去卖。我自己有茶山，每年自己摘茶籽，去镇上榨油厂榨油，装在一口大坛子里。去年七月，有一次我取油炒菜，倒在热锅里，噼噼啪啪，油花四溅，我去坛里一看，全是水啊，只有上面一层油花。这小杂种聪明呀，偷油时每取一瓶油他就往坛里掺一瓶水，油浮上面，水沉底里，一月两月都不会被发现。要说，我真是对杨婉霞和杨挺早这两个孩子亏欠得太多，从他们小时起我就四处做工，一年呆在家的日子太少，跟他们亲近得太少，更遑论好好管束他们，好好辅导他们的学习。两个孩子都是彭二妹带大的，彭二妹没文化，又是个懒人，她不会教育孩子，只会一味地惯，孩子的很多坏脾气纠都纠不过来了。不是彭二妹嫌弃我，抛弃了我，我就讲她坏话，教育孩子这一点上，她跟周小芬比，连一根汗毛都比不上。

　　猫庄有句俗话：讨坏一头亲，害坏三代人。此言真是不虚的。胡长顺就比我幸运得多，他娶到了周小芬这个好女人。这个女人本来是我的老婆，这也是我曾经有很多年特别恨他的原因。我恨他不仅仅是他抢走了周小芬，而是他抢走了一个百里挑一的好女人，毁掉了我一生的幸福，还害了我家至少两代人。从这点上说，他也是抢走了我的未来。假如我娶的是周小芬，我的一生肯定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状，当然我也知道历史不能假设，我不能假设周小芬嫁给我，生了杨婉霞和杨挺早，她一辈子都跟我不离不弃，厮守终老。周小芬确实比彭二妹勤劳，朴实，任劳任怨，她的一双粗糙皴裂的手掌就是证明，她也确实安分守己，在西溪村里从没有人说过她半句闲话，她更是个贤妻良母，一辈子跟胡长顺和和美美，哪怕是在胡长顺家境急遽衰落之后，她也不离不弃，没有半点抱怨。更让人称奇的是周小芬教育孩子的方式，她从不打骂孩子，但她的一儿一女却都听话，肯做，从小就放学回来帮着她扯猪草，种菜，收稻子，舀纸，晒纸，做完家务活才做作业。晚上做作业时周小芬总是陪着他们，她纳鞋底，孩子做完作业一起睡觉，孩子十来岁时他们家家境还优渥，那时富裕的农村人开始买电视机了，家里有电视机成为时尚和富裕的标志，周小芬却坚持不准胡长顺买，一直到两个孩子都考上县一中寄宿后他们家才有电视机。杨婉霞去打工的那年，她的儿子胡晓西考上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两年后他的妹妹胡晓溪也考了上海复旦大学。现在那俩孩子都去美国留学了，一个读博士，一个读硕士。至于什么专业的博士和硕士，我弄不清，听胡长顺给我说的，我估计他也弄不清。总之，这俩孩子有大出息了啊！

　　现在，再回过来说那天的杨挺早，那天我问杨挺早为什么不想读书了，不想读书想做什么？他说他想打工去。这孩子不蠢，也不是一点不知事，他知道我前两年找他姐找疯了，说他不想偷偷地跑掉，害我着急。我一再追问他为什么不想上学，他才告诉我跟别人打架了。我说打架的事情我可以去学校里帮你解决好。他说反正成绩差，不想上学了，想去打工。这孩子学习是真的差，就是成绩好的话，在葫芦镇七中也很难考上大学，因为这个学校是全县最差的学校。猫庄一带农村的孩子，多半都只有打工的命运在前面等着他们，像胡晓西和胡晓溪这样考上名牌大学的万里挑一，就是考上一般大学的，也是百里千里挑一。杨婉霞和杨挺早算是好的，毕竟他们还上到了高中，很多孩子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就辍学去打工了。他们不愿意留在农村里，他们向往外面灯红酒绿的大城市，哪怕是学一门好手艺的话，譬如电焊工、修理汽车，他们也不愿意。当然我从没想过杨挺早要跟我学木匠，我这大料木匠，除了合木，已经没有活儿干了。至于合木，更不想让他学！杨挺早去意已决，我也没有办法，况且他是去她姐姐杨婉霞那里。那时杨婉霞已经在东莞的一家皮鞋厂做车间组长了，我也放心他去。三天之后，像当年送他娘彭二妹那样，我把杨挺早送到了皂角火车站，一直把他送上开往广州的火车，我才回家。回到那个已经空了的家。儿子一走，我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其实，自从彭二妹走后，我的生活就基本上定型了。在外做工，在主人家吃饭，洗脸、刷牙、睡觉，做完工回家后，我得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有时在外做工久了，十天半月后回家，我家灶屋、堂屋和房里会落满灰尘，灶锅和鼎罐会生满红锈，我得花上一个多小时去打扫屋子，得用瓦片去磨灶锅和鼎罐，磨完后还得烧红它们用肥厚的腊肉片去油，才能再煮饭烧菜。要是天气晴好，我还得把被子和棉絮拿出来晒，这东西容易回潮和发霉。我还得种菜。猫庄跟大狗乡场和葫芦镇场都不近，有钱也买不到菜，回到家里做饭菜，必须得自己的菜地里有，像辣椒、豆角、青菜、白菜、萝卜、茄子这些蔬菜是必不可少的。我不仅种菜，我还在屋后的坡地里种包谷、花生和高粱。有一年，我从赵三婶家里要了十多株用营养圈培育出来的西瓜苗，栽下去后我就外出合木了，根本没有管理，七月的一天我去菜地摘菜，看到草丛里滚着一些又大又圆的绿皮西瓜，每个不下十多斤。我当即一拳砸开了一个，薄皮红瓤，清爽可口。送给赵三婶三个，她惊得嘴巴都圆了。原来那些瓜秧是栽种在一个被填平了的大粪坑上面的，所以才结出那么大的瓜。每年我种的包谷要收上千斤籽儿，花生和高粱也能收三五百斤。这几种庄稼都要比稻谷贱，好管理，只要下种后苗长到两尺来高时薅一次草，然后使劲丢化肥就行了。我以前对种菜和种庄稼都是外行，甚至连时令也分不清，现在翻耕土地、理沟、垄土，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薅草，哪时施肥，施什么肥，除了种田，我都样样精通了。我至今只能拿犁，拿不了耙，我家的田一直跟彭二妹没跑之前一样，包给人种的，每年收八百斤稻子作租金。再后来，收租金没人种，就让人白种，到现在白种也没人种，已经抛荒好多年了。我种菜为了自己吃，因常在外做工，养不了猪和鸡、鸭等家禽，种的包谷、高粱和花生收后都会卖掉，换成钱。这样说来，好像我很缺钱用，日子过得紧巴巴似的，其实不然，我虽然一年四季穿着从葫芦镇地摊上买来的劳动布工装，皱巴巴的，但几十年来我手板心的钱一直算是活络的。几十年来工匠们的工钱一直在涨，私下吹牛说，涨得不比乡镇干部们的工资速度慢，只会更快，二三十年来我一直不缺工做，一年要出近三百个工，这个工还是包吃包住的，回到家里，小菜不要买，粮食也不要买，我自己不抽烟，在家也不喝酒，最大的花费就是交公粮费和孩子们的学费、生活费，后来公粮不要交了，义务教育的学费也不要交了，只要给杨婉霞和杨挺早一些生活费，再后来这个钱也不要花了，他们都打工去了。杨婉霞刚打工的那几年，她还每一年给我寄两三千块钱，寄了好几年，不要她寄她也要寄。杨挺早辍学打工去的那年，我的存折上都存有六七万块钱了，还不算借给胡长顺家那一万呢。那几年胡长顺家道中落，盘两个孩子上大学，日子过得才叫紧巴，那几年里胡长顺和周小芬几乎没添过一件新衣，没好好吃顿三菜一汤的饭菜。我记得时代的大洪流就是在那期间涌到猫庄一带来的，那年酉北撤县改市，呼啦一下，招商引资，建楼修路，开发旅游，开办工厂，葫芦镇周边一下子就建了一家红油厂、两家鞭炮厂、一家绣花厂、三家造纸厂、两家食品厂，这些厂大多建在从西溪村到葫芦镇的那条小溪边上。一年后小溪里的水就不再清亮，不是红的就是黑的，隔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冲鼻的气味。那些厂除了红油厂规模较大，有几栋两屋的厂房和职工宿舍，其他都是小厂，厂房都是平房砖屋，有的有七八个工人，有的十多个工人，像造纸厂、食品厂只能算是小作坊吧。这些厂到底生产能力有多大，效益有多好，一年能赚多少银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三家造纸厂对胡长顺家的舀纸生意的冲击，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三家造纸厂除了一家是外地人办的，规模较大，生产的是优质的销往外地的纸张外，另两家都是葫芦镇本地村干部开办、镇干部参股的，它们虽然是机器生产，主产的就是草纸，原料跟胡长顺家舀纸一样，都是杂草、树皮等，销售对象除了给附近的鞭炮厂供纸之外，主要也是针对周边村民们祭祀和死人时烧包袱的用纸。厂家的机器生产，量大，价钱相对便宜，再加之这两家厂的老板和股东都是葫芦镇有头有面的人物，他们关系多，手段强，胡长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他们呢，他的纸就很难卖出去了。除了舀纸，胡长顺也不会做其他的，但他还是天天舀。胡晓溪考上复旦的那个秋天，他们连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也凑不出来，孩子们临上学的前两天，周小芬跑到我家里来开口借钱，借六千块钱，第二天我跑到葫芦镇信用社，取了一万块钱，送到胡长顺手里。那天胡长顺像往常一样在溪边的竹棚里舀纸，他家的坪场上也晒满了纸。我去他屋里喝水，看到一楼的两间房里全部是塞得满满的纸，连堂屋里也是一捆捆扎得很紧的纸堆，那些纸没有上万斤，也有好几千斤。我没看到周小芬，问他她去哪了。他抬起头，擦了把汗，指着河对岸不远的一座厂房说，去鞭炮厂做工，灌火药，捻引信，一天能挣二十来块钱。我说，你这纸都没人买了，还舀个屁呀！

　　胡长顺嘴巴一咧，竟然笑了，说你还记得十年前吗，政府不是不准请道士做道场办丧事吗，你不是也说我舀什么纸呀，舀都没人买纸了。搞了多久呢，两年都没到还不是取消了，丧事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我说，现在与那时不同，那时是行政命令，可以取消，现在你是被人家抵死了。人家纸厂的纸比你的便宜，比你的生产量大。胡长顺自信满满地说，别看他们现在红火，不要再过两年，那些厂子也会办不下去的，还是我这个手工活靠得住呢！我不解地问他，你怎么这么自信？他说，你看看这溪水的颜色，闻闻它的味道，你就知道了。我不知道胡长顺为什么那么自信，后来的事实倒真是证明了他的估算，三年后一家鞭炮厂发生爆炸，炸死了三个工人--幸好周小芬不在那家厂里上班，上头来人整顿，把那些厂子都关停了。又过了两年，葫芦镇所有的工厂都被取缔或迁址了，原因是早几年在葫芦镇上拍过一部电影的外景，那部电影公映后口碑很好，又拿了一项国际大奖，葫芦镇跟着它一下子扬名世界，市政府决定好好打造葫芦镇旅游品牌，一下子投了很多钱恢复古街老巷。既然要做旅游，首先就得治理那条已变成了臭水沟的小溪河，几乎一夜之间，那些工厂说没就没了。

　　但造纸厂没了，胡长顺家的草纸也并不比以前卖得更好，这时候猫庄一带祭祀、烧包袱等等用纸又有了新玩意儿--一种叫做“路路通”的印刷得跟真钱差不多样式的冥币，大多数人都赶时髦用这个了。这是后话。当时我给胡长顺说，孩子用钱，你手头上不方便的话尽管来我这里拿，以后等孩子参加工作了再慢慢还，我的儿女都读不了书，我没有用钱的地方。那时我手里有六万多块钱，我想把我家的旧屋扒掉，建一栋新的木屋，我自己建，以完成我做起屋木匠十年也没独立建造过一栋屋的夙愿。正应了我在中学时学过的一句诗“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我家的木屋一直是栋三柱四挂的老屋，是我从没见过面的爷爷手上起的，到现在早满八十岁了，是我们猫庄为数不多的最古老的房子之一。这房子柱子是马桑树的，板壁是柏木的，质量很好，没歪没斜，再住二三十年肯定没有问题，但就是显老，显旧，以前刷的桐油，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发黑发霉，木板被虫蛀了，板壁很多地方开裂了，也有些地脚方朽烂了。我想以后杨挺早回来，他结婚，肯定不会要这么老旧的房子，我得给他起一栋新屋才对。那天在胡长顺家吃晚饭时，我说了我的想法，周小芬给我建议说建木屋杨挺早以后会要吗，现在年轻人结婚谁肯要木屋，都是要砖房的。胡长顺也说，看看以前修的那些砖屋和砖楼，包括我们家，像什么样子了，连镇政府的茅厕都赶不上了，还不如木屋耐看。现在都是修洋楼，外面贴瓷砖，里面铺地板。我说修洋楼估计得要十多万吧，我没那么多钱，等杨挺早回来自己划算吧。这个想法就这样搁浅了下来，一直到现在，我还住在爷爷留下来的这栋木屋里。第二年冬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把旧屋翻新一下，说干就干，我花了十五天时间，把旧屋的板壁全部卸下来，重新用刨子刨了一遍，把一些朽烂掉的木板和地脚方换掉，这才发现，我爷爷在世时绝对应该是那时猫庄的富户，地脚方是柏木的，很多板壁是椿木的，刨掉桐油浸黑的那一层之后，颜色还是红彤彤的，重新装上去后，我又刷了一遍清漆，之后很多年，整栋屋还像新的一样，在我家周围一片砖房的背景里，格外扎眼，很有点鸡立鹤群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