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戴笠身边的红色女谍张露萍

　　在延安成长的八路军女战士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 1921年5月28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城南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教私塾的父亲余泽安，常以忠烈事迹教育女儿。张露萍8岁时进了县城的小学，她聪明过人，成绩优良，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这时，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对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露萍的大姐余硕彦，在崇庆师范读书时被眉山专员、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看中，娶为三姨太，住在成都西门外的余家花园里。在大姐关照下，张露萍从县城来到成都建国中学读书。在读书期间，张露萍认识了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大女儿——车崇英。课余，她们常在一起谈论人生的理想、妇女的责任等。张露萍常到车崇英家玩，也就认识了车耀先。张露萍常提出一些不理解的问题，车耀先总是耐心解答，深入浅出分析时局，讲述革命道理，使张露萍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动。

　　1937年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在车耀先的影响下，张露萍等几个姑娘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张露萍除了参加演剧队外，还担任了“天明歌咏团”的指挥。在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这个活泼、豪爽、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的身影。然而，实行“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张露萍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位于大西北的延安以一派朝气蓬勃的盎然生机，吸引着大后方的热血青年。1937年11月，张露萍和彭为工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赴渴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并改名叫黎琳，意在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张露萍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编入三大队女队。她活泼开朗，待人热情，工作卖力，被选为小组长。每次全校齐集操场时，各大队都要互相拉歌，她指挥三大队高唱《拿起刀枪干一场》，歌声整齐有力，博得全场掌声。从此她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干一场”。1939年10月，18岁的张露萍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大毕业后，张露萍被调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学习结束后，她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党组织根据她的文艺特长，分配她到延安文协做秘书工作。这期间，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建国后曾任交通部长）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并结成了革命伴侣。几天后，张露萍接到一项任务，让她利用大姐的社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1939年深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插入国民党心脏的一把利剑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又称周公馆，总负责人就是时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军事组组长是叶剑英，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为开展情报工作，南方局已发展了国民党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的张蔚林，军统电讯总台副台长、报务主任冯传庆为中共秘密党员。军统电讯总台是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张、冯二人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

　　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但如何把情报送到我党手中，并不被敌人发现，这却是个难题。正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为此事犯难之时，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延安总部特派黎琳（即张露萍）到重庆做统战工作。“这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叶剑英看到通知，不禁叫起来。张露萍在延安指挥唱歌也闻名国统区。叶剑英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以张蔚林妹妹的名义，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专家的意见，结果都与叶剑英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当张露萍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时，叶剑英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绝对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了！”

　　当时，南方局给张露萍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让她担任军统电台特支书记，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由黎琳改名张露萍。

　　张蔚林从军统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这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对她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从此，穿着阔气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时不时地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军统人员宿舍。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张露萍便干脆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这群年轻人就像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把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统统挑了出来，传给我党我军。

　　“八办”情报参谋、建国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曾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一次，戴笠发给胡宗南密电，让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搞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这三个特务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巧妙周旋却不幸被捕

　　1940年1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将更多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幸运的是这个情报被我方截获，由于这个情报截获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叫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趁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军统的抓捕计划落空了。这一切，如同一道霹雳闪电，击中了国民党的神经中枢。戴笠倒吸一口冷气：“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通敌？共产党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蒋介石震怒了，他命令戴笠限期查清这一连串的“泄密事件”。

　　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秘密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戴笠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发现反常先拘后审。叶剑英、雷英夫立即决定，通知各情报人员暂停一切活动，确保自身安全。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硕彦。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牵肠挂肚，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省亲。不料在此期间，一件意外的事，让“军统电台”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蔚林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孰料，就在张蔚林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还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支部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

　　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七名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蒋介石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他：“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对张露萍等人的残酷迫害也随之而来。1945年7月14日，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杀害。

　　在张露萍牺牲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当时隐蔽斗争的复杂性，加上她曾使用过多个化名，因而张露萍的真实身份和经历不为有关组织和外界知晓，甚至被误认为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遭受了不白之冤。

　　可以告慰张露萍英灵的是，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追认她为甲级革命烈士。与她一起罹难的其余六名同志均进入烈士名册。张露萍的英勇事迹已在重庆烈士纪念馆展览，她的汉白玉雕像也巍然屹立。

　　文/马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