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城市最幸福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城市,幸福
- 发布时间:2011-02-17 10:16
它们经济发达而不饱和、好山好水而不寂寞、步履从容而不急迫、自顾享乐闻名天下却不失对外来者的包容，一切处在平衡的中间态
2010年12月26日，由长沙始发的“幸福号”又在长沙进站。
这一天，是毛泽东诞辰117周年纪念日。正是在长沙橘子洲头，年轻的毛泽东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成为一代伟人登场亮相的定场诗，也饱含了他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思索，数万万中国人的幸福之路究竟在何方？
117年后的今朝，中国（大陆）最具幸福感城市颁奖晚会在湖南大戏院“华彩唱风流”。
历史车轮驶过百年，窗外移步换景，每一代人在追求着每一代人的幸福，每一代人都相信：下一站，幸福。
“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夜晓更替，恰如进站出站。21世纪头二十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一个新的十年刚刚扬帆起航，更帆易帜，发展主题由“富”到“福”。
白岩松说，中国正处在“折返点”上，折腾、反复、试错，前进三步后退两步，最终指向全民幸福。
为幸福城市颁奖，不意味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哪怕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也总有不幸福的事在发生。寻找幸福的城，比寻找幸福的人要难得多。但生活在这座城中的人，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需要一点给力的召唤，保持继续前行的动力。
为幸福城市颁奖，也不意味着找到了幸福模板。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实现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里转移，难免粗糙。在反复试错中总结出的“哪些不幸福”或许是更宝贵的经验。
于是，有了关于幸福城市的六个设问。
“大”，就是幸福吗？
2007迄今，由本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发起并主办的“中国（大陆）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已举办四年，首现一线城市身影。
广州首次入选，“北上广”俱乐部中，广州不是直辖市，但它的电话区号是三位，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三城。
重庆首次入选，它是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却不是中国的第四城。
调查报告指出：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基本上在所有的指标上，上海、北京只有数次出现在前10的榜单上，而在二、三线城市中，生活节奏慢、工作压力较小、环境较好的城市往往在各种指标上都表现优异。
甚至一线城市该有的垄断性优势，也未在幸福感中体现。比如，医疗的便利程度和质量，2009年排名前三的北京、上海这次却爆冷跌出榜单，一方面是因为日益稀缺的名医资源，另一方面是大城市患者越来越高的要求。
再如，教育方面，拥有众多高校的北京、上海都跌幅显著，大城市中南京表现优秀，这显然与当地政府长期以来注重教育平衡发展的理念有很大关系。南京也是往届“最具教育幸福感”城市。三线城市中，无锡拔得头筹，排名第二的是通化。综合来看，大城市的教育不公平引起部分群众不满是导致幸福感缺失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人们也越来越看重家门口的中小学教育。
又如，赚钱机会，经济发达的上海、吸引众多外来务工者的深圳都不在名单上，一方面跟不断内迁的工厂提升内陆城市的工资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内陆城市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而且离家较近的工作更容易让人有认同感。
甚至购物便利性这个大城市作为“购物天堂”所该有的优势，也因上海等一线城市由于受访者往往将香港、东京等作为对比对象从而压低了得分。杭州既紧挨义乌等小商品城，又毗邻上海等高档商品聚集地，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而成都由于其西部中心的地位、强调消费和休闲的文化吸引着众多商家的进驻。
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世博、亚运等超大型国际活动确实对幸福感有助推作用。在生活总体幸福度排名一项，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刚刚举办世博会的上海的排名和2009年相比有很大上升，可见世博期间上海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改善基础设施、美化环境等措施对于提高市民的幸福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亚运会余温未消，使广州的表现超越了其他一线城市。在交通项，大部分大型发达城市均未入榜，广州名列季军，看来免费公交尽管人满为患，也不失为得民心的尝试。
有燥热无温情的大城市，普遍在人情味一项失分，人情味最浓的城市是通化、成都和杭州，上榜的城市大都生活节奏较慢。在生活节奏快的城市中，人们生活压力较大，大部分时间用来谋求生计，缺乏人与人的沟通。
广州、重庆两座入选的大城市，在颁奖礼上的亮点恰恰是人情味。由市民为市长颁奖是颁奖礼的一大特色，重庆的颁奖者和领奖者进行了热烈的拥抱，是全场唯一的拥抱；广州的颁奖者则身穿亚运会志愿者服，始终翘着大拇指，始终翘着嘴角微笑。
“小”，就是幸福吗？
从2009年起，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首次将县级市纳入调查的范围。这是对小城市幸福权的等量齐观。同时，县级市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评价分别进行，这可视为公平，却是为了照顾现实中的不公平。在生活便捷程度等具体指标上，小城市仍无法望大城市之项背。
在中国城镇化即将驶入快车道之际，费孝通就提出大力发展小城镇，就地消化劳动力，“小城镇，大问题”的提法得到胡耀邦等人的强力支持。但是，上世纪80 ~ 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按费老设计的路径走。
做大做强的冲动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热血期很难抑制。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
做大有做大的好处，31年来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仅工业化市场化离不开它，而且信息化全球化首先也以它为基础，搭建城市这个平台很有必要，某种意义上，越大越好。
中国城市化倒是沿着费孝通提出的“从农村栽培出小城市”的路线在走。我国很多大城市是在中小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又是在乡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早已突破了半径100公里的“离土不离乡”的圈圈。“春运”、“回家过年”因此成为中国特有的劳动力流动景观。
本次调查不但测了不同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测了他们对下一代留在该城市的意愿。“这山望着那山高”是中国式幸福观，永远觉得幸福在他处。于是，农村的田埂线向着城市的斑马线走，二线城市向着一线城市走，一线城市向着国境线之外走。
在中国，“X二代”是个血缘赋予的身份，做某座城市的二代，是地缘赋予的身份，区别在于，后者可以自主选择，并通过地缘上的重新选择，“优化血缘”。“凤凰男”奋斗了18年换来与城市女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机会，他的子女或许通过另一个18年的奋斗坐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喝咖啡。
可是，当你生活的城市足够幸福，你还愿意离开吗？
在县级市中，市民最希望下一代留下来的，江苏江阴市以明显的优势夺得冠军。江苏宜兴、湖南长沙县、辽宁海城、重庆铜梁四个县级市的差别极其微小，分列第二至第五位。这些都可视为幸福的小城。
然而，在最具幸福感的10个上榜城市中，几乎被江苏、山东等省份的经济强县所垄断。它们也不是散列的小城镇，“以大带小”十分普遍，无锡携麾下江阴、宜兴一起荣登“幸福榜”，重庆领铜梁“唱红打黑”，长沙市与长沙县手牵手。
摊开中国地图，幸福城市主要是沿长江一线布局，而后又在江浙一带上拐，形成一道“幸福之拐”，然而，“拐型”结构是不稳定的，如果横三纵四多画出几条边，中国的疆域图会更有稳定感。况且，幸福线向中西部腹地的延伸，主要还是靠成都、长沙、重庆等大城市，作为拥有最多县域经济的广袤腹地，小城之“小”并不是幸福的理由。
“全”，就是幸福吗？
所有幸福感调查的难题都是处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本次调查采取了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
一种方法是采用综合指数来进行衡量，即分别测量与城市总体满意度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分值，比如经济、人文、环境、交通等，然后按照特定的权重体系对各因素的分值加权平均后得出最后的总体综合指数。这种方式看似客观，实则主观。原因在于：人们很难通过客观方式为各种不同的因素分配权重。
另一种方式是直接问被访居民对其生活的总体主观感受，“当您想到您的生活时，开心程度是几”。这种方式看似主观，实则客观。因为幸福本来就是一种感觉。
于是，探究生活总体幸福度和城市具体幸福度之间的关系成为本调查的一个重要任务，并且，还必须找出哪些城市具体幸福度与总体幸福度的关系最密切，是人情味、交通状况，抑或是房屋价格？
结果表明：1个幸福因子+1个幸福因子+1个幸福因子？？≠总体幸福。大而全的城市不一定是幸福的城市。
比如，居民对其城市城区建设幸福感排名前20位的城市，依旧看不到一线城市北、上、深的影子，虽然这些城市的硬件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主要是因为人们不再把城区建设等同于简单的硬件建设，而更多地关注这些设施的应用和亲民程度。
在地级及以上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更加关注一个城市的人情味、市民文明程度、教育质量和污染程度这些因素对自身幸福度的影响。同时，随着市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个城市的文体设施建设、城区建设和购物便利性也极大地影响着市民的生活总体幸福度。房价，更是必须考虑在内的重要因素。
县级市的经济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可能人们尚不习惯工作压力变大的生活，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也较大地影响着居民的幸福度。此外，县级市医疗卫生条件极大地影响着当地居民的幸福度。
无论是在地级市还是县级市，人情味、购物便利性、污染程度、物价、教育质量都是影响城市居民幸福度的主要因素。
“专”，就是幸福吗？
与“全”相对的，是“专”。
一线城市是综合型的，二线城市是专业型的，二线之下的，有时连“西门庆故里”这样偏门的专业资源也要争。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格局决定这座城市所享受的资源。但是，有些资源属于天赋，资源型城市是专业型城市中天佑人妒的一类。
中国共有118座资源型城市，约占城市总数的1/6。同时，入选最具幸福感候选城市的6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和60座县级市，总数120，也占中国城市总数的1/6。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1/6的交集，竟然只有一座城市—— 莱州，最终当选。
莱州在资源型城市中也属于少数派。资源城市多以煤炭、石油、铁矿、铜矿产业为主，其中煤炭城市占53%，而莱州的资源是石材，天安门广场、中华世纪坛，北京、上海、深圳国际机场等大工程，都有莱州石材镶嵌其中。
资源城市多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导致其在环境项上失分。环境幸福感排名前20位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往往和城市所拥有的自然禀赋高度相关，且大部分为南方城市。而中国约80%的资源型城市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这两片地理分布带上的不重合，正可解释上述两个1/6为什么不重合。
而在城市污染程度幸福感排名前20位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昆明由于制造业不发达以及大量的绿化面积拔得头筹，紧接着的重庆、杭州等城市也都不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充分体现了高污染制造业对人们幸福度的负面影响。
中国目前有矿业城镇420多座，多数是由国家通过重点项目的集中投资而形成和快速发展起来的，代表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在资源枯竭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普遍面临转型难题。
“富”，就是幸福吗？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对煤炭等能源的高需求，及经济转型难以立时调头的强大惯性，仍造就出鄂尔多斯式的暴富神话。
“羊煤土气” 使得这座西部三线城市扬眉吐气。人均GDP超过上海和北京，接近15000美元，一跃成为中国大陆最富有的城市。鄂尔多斯下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要在5年内人均GDP赶超香港，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城市。鄂尔多斯的车牌号在内蒙古的排序是“蒙K”，当地人戏称为“猛开”。
这个富得只剩钱的城市，是研究财富与幸福感关系的极好样本。
在入选的6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鄂尔多斯居第55位。但在20项具体幸福度调查中，无一项进入前20强。
调查报告指出：“国家追求经济发展，企业追求经济回报，个人追求经济地位，但是经济就真的是一切的终极目的吗？历次调查结果都显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可人们的幸福感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国外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中大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时，发展经济能显著提高国民幸福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与幸福的关系会减弱，并且在一些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变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反而带来幸福水平的下降。
经济作为幸福的第一节助推器，即将完成星箭分离，中国高飞需要另一节助推火箭。
从GDP到GNH（国民幸福总值）是越来越大的共识，并正通过“十二五”规划上升为国家意志。当然，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GDP体现的是以生产力为本，是硬指标；GNH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
对幸福感的另一挑战是“均贫富”。本调查中未将贫富差距作为影响幸福感的指数考察，其他机构的研究显示，居民不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两极分化。但是，这次推选活动将民生列为重点的调查指标，并授予了杭州、成都民生贡献特别大奖。“民生”是政府所能做的、合法合责合民心的、最好的均贫富工作。
“穷”，就是幸福吗？
“福”字与“富”共享同一偏旁，“穷”字与“福”却是无缘。
百强县是县级市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入场券。调查结果显示，上榜的县级市几乎被江苏、山东等省份的经济强县所垄断。这些城市都是全国经济百强县市中名列前茅的县市，较好的经济发展为县级市带来的幸福感还较地级及以上市高。
不丹是一个贫穷仍能幸福的小国样本。40年前将GNH列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时，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
然而，近几年来为发展经济，不丹可能不得不牺牲他们引以为傲的国民幸福指数。近半的国家预算靠外援，23%预算由印度提供，这令不丹政府非常不安。
六个设问，只给出了什么是不幸福，因为幸福不会千篇一律。幸福的确很难，大不幸福、小不幸福；太富了有太富的不幸，穷有穷的不幸。
什么才是中国人理想中的幸福城？
从成都、杭州、昆明、长沙、长春这几个幸福感常胜城市可窥一斑。它们经济发达而不饱和、好山好水而不寂寞、步履从容而不急迫、自顾享乐闻名天下却不失对外来者的包容，一切处在平衡的中间态。
也许，享受中庸即是幸福。■
……
2010年12月26日，由长沙始发的“幸福号”又在长沙进站。
这一天，是毛泽东诞辰117周年纪念日。正是在长沙橘子洲头，年轻的毛泽东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成为一代伟人登场亮相的定场诗，也饱含了他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思索，数万万中国人的幸福之路究竟在何方？
117年后的今朝，中国（大陆）最具幸福感城市颁奖晚会在湖南大戏院“华彩唱风流”。
历史车轮驶过百年，窗外移步换景，每一代人在追求着每一代人的幸福，每一代人都相信：下一站，幸福。
“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夜晓更替，恰如进站出站。21世纪头二十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一个新的十年刚刚扬帆起航，更帆易帜，发展主题由“富”到“福”。
白岩松说，中国正处在“折返点”上，折腾、反复、试错，前进三步后退两步，最终指向全民幸福。
为幸福城市颁奖，不意味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哪怕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也总有不幸福的事在发生。寻找幸福的城，比寻找幸福的人要难得多。但生活在这座城中的人，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需要一点给力的召唤，保持继续前行的动力。
为幸福城市颁奖，也不意味着找到了幸福模板。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实现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里转移，难免粗糙。在反复试错中总结出的“哪些不幸福”或许是更宝贵的经验。
于是，有了关于幸福城市的六个设问。
“大”，就是幸福吗？
2007迄今，由本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发起并主办的“中国（大陆）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已举办四年，首现一线城市身影。
广州首次入选，“北上广”俱乐部中，广州不是直辖市，但它的电话区号是三位，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三城。
重庆首次入选，它是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却不是中国的第四城。
调查报告指出：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基本上在所有的指标上，上海、北京只有数次出现在前10的榜单上，而在二、三线城市中，生活节奏慢、工作压力较小、环境较好的城市往往在各种指标上都表现优异。
甚至一线城市该有的垄断性优势，也未在幸福感中体现。比如，医疗的便利程度和质量，2009年排名前三的北京、上海这次却爆冷跌出榜单，一方面是因为日益稀缺的名医资源，另一方面是大城市患者越来越高的要求。
再如，教育方面，拥有众多高校的北京、上海都跌幅显著，大城市中南京表现优秀，这显然与当地政府长期以来注重教育平衡发展的理念有很大关系。南京也是往届“最具教育幸福感”城市。三线城市中，无锡拔得头筹，排名第二的是通化。综合来看，大城市的教育不公平引起部分群众不满是导致幸福感缺失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人们也越来越看重家门口的中小学教育。
又如，赚钱机会，经济发达的上海、吸引众多外来务工者的深圳都不在名单上，一方面跟不断内迁的工厂提升内陆城市的工资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内陆城市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而且离家较近的工作更容易让人有认同感。
甚至购物便利性这个大城市作为“购物天堂”所该有的优势，也因上海等一线城市由于受访者往往将香港、东京等作为对比对象从而压低了得分。杭州既紧挨义乌等小商品城，又毗邻上海等高档商品聚集地，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而成都由于其西部中心的地位、强调消费和休闲的文化吸引着众多商家的进驻。
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世博、亚运等超大型国际活动确实对幸福感有助推作用。在生活总体幸福度排名一项，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刚刚举办世博会的上海的排名和2009年相比有很大上升，可见世博期间上海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改善基础设施、美化环境等措施对于提高市民的幸福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亚运会余温未消，使广州的表现超越了其他一线城市。在交通项，大部分大型发达城市均未入榜，广州名列季军，看来免费公交尽管人满为患，也不失为得民心的尝试。
有燥热无温情的大城市，普遍在人情味一项失分，人情味最浓的城市是通化、成都和杭州，上榜的城市大都生活节奏较慢。在生活节奏快的城市中，人们生活压力较大，大部分时间用来谋求生计，缺乏人与人的沟通。
广州、重庆两座入选的大城市，在颁奖礼上的亮点恰恰是人情味。由市民为市长颁奖是颁奖礼的一大特色，重庆的颁奖者和领奖者进行了热烈的拥抱，是全场唯一的拥抱；广州的颁奖者则身穿亚运会志愿者服，始终翘着大拇指，始终翘着嘴角微笑。
“小”，就是幸福吗？
从2009年起，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首次将县级市纳入调查的范围。这是对小城市幸福权的等量齐观。同时，县级市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评价分别进行，这可视为公平，却是为了照顾现实中的不公平。在生活便捷程度等具体指标上，小城市仍无法望大城市之项背。
在中国城镇化即将驶入快车道之际，费孝通就提出大力发展小城镇，就地消化劳动力，“小城镇，大问题”的提法得到胡耀邦等人的强力支持。但是，上世纪80 ~ 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按费老设计的路径走。
做大做强的冲动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热血期很难抑制。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
做大有做大的好处，31年来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仅工业化市场化离不开它，而且信息化全球化首先也以它为基础，搭建城市这个平台很有必要，某种意义上，越大越好。
中国城市化倒是沿着费孝通提出的“从农村栽培出小城市”的路线在走。我国很多大城市是在中小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又是在乡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早已突破了半径100公里的“离土不离乡”的圈圈。“春运”、“回家过年”因此成为中国特有的劳动力流动景观。
本次调查不但测了不同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测了他们对下一代留在该城市的意愿。“这山望着那山高”是中国式幸福观，永远觉得幸福在他处。于是，农村的田埂线向着城市的斑马线走，二线城市向着一线城市走，一线城市向着国境线之外走。
在中国，“X二代”是个血缘赋予的身份，做某座城市的二代，是地缘赋予的身份，区别在于，后者可以自主选择，并通过地缘上的重新选择，“优化血缘”。“凤凰男”奋斗了18年换来与城市女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机会，他的子女或许通过另一个18年的奋斗坐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喝咖啡。
可是，当你生活的城市足够幸福，你还愿意离开吗？
在县级市中，市民最希望下一代留下来的，江苏江阴市以明显的优势夺得冠军。江苏宜兴、湖南长沙县、辽宁海城、重庆铜梁四个县级市的差别极其微小，分列第二至第五位。这些都可视为幸福的小城。
然而，在最具幸福感的10个上榜城市中，几乎被江苏、山东等省份的经济强县所垄断。它们也不是散列的小城镇，“以大带小”十分普遍，无锡携麾下江阴、宜兴一起荣登“幸福榜”，重庆领铜梁“唱红打黑”，长沙市与长沙县手牵手。
摊开中国地图，幸福城市主要是沿长江一线布局，而后又在江浙一带上拐，形成一道“幸福之拐”，然而，“拐型”结构是不稳定的，如果横三纵四多画出几条边，中国的疆域图会更有稳定感。况且，幸福线向中西部腹地的延伸，主要还是靠成都、长沙、重庆等大城市，作为拥有最多县域经济的广袤腹地，小城之“小”并不是幸福的理由。
“全”，就是幸福吗？
所有幸福感调查的难题都是处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本次调查采取了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
一种方法是采用综合指数来进行衡量，即分别测量与城市总体满意度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分值，比如经济、人文、环境、交通等，然后按照特定的权重体系对各因素的分值加权平均后得出最后的总体综合指数。这种方式看似客观，实则主观。原因在于：人们很难通过客观方式为各种不同的因素分配权重。
另一种方式是直接问被访居民对其生活的总体主观感受，“当您想到您的生活时，开心程度是几”。这种方式看似主观，实则客观。因为幸福本来就是一种感觉。
于是，探究生活总体幸福度和城市具体幸福度之间的关系成为本调查的一个重要任务，并且，还必须找出哪些城市具体幸福度与总体幸福度的关系最密切，是人情味、交通状况，抑或是房屋价格？
结果表明：1个幸福因子+1个幸福因子+1个幸福因子？？≠总体幸福。大而全的城市不一定是幸福的城市。
比如，居民对其城市城区建设幸福感排名前20位的城市，依旧看不到一线城市北、上、深的影子，虽然这些城市的硬件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主要是因为人们不再把城区建设等同于简单的硬件建设，而更多地关注这些设施的应用和亲民程度。
在地级及以上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更加关注一个城市的人情味、市民文明程度、教育质量和污染程度这些因素对自身幸福度的影响。同时，随着市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个城市的文体设施建设、城区建设和购物便利性也极大地影响着市民的生活总体幸福度。房价，更是必须考虑在内的重要因素。
县级市的经济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可能人们尚不习惯工作压力变大的生活，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也较大地影响着居民的幸福度。此外，县级市医疗卫生条件极大地影响着当地居民的幸福度。
无论是在地级市还是县级市，人情味、购物便利性、污染程度、物价、教育质量都是影响城市居民幸福度的主要因素。
“专”，就是幸福吗？
与“全”相对的，是“专”。
一线城市是综合型的，二线城市是专业型的，二线之下的，有时连“西门庆故里”这样偏门的专业资源也要争。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格局决定这座城市所享受的资源。但是，有些资源属于天赋，资源型城市是专业型城市中天佑人妒的一类。
中国共有118座资源型城市，约占城市总数的1/6。同时，入选最具幸福感候选城市的6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和60座县级市，总数120，也占中国城市总数的1/6。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1/6的交集，竟然只有一座城市—— 莱州，最终当选。
莱州在资源型城市中也属于少数派。资源城市多以煤炭、石油、铁矿、铜矿产业为主，其中煤炭城市占53%，而莱州的资源是石材，天安门广场、中华世纪坛，北京、上海、深圳国际机场等大工程，都有莱州石材镶嵌其中。
资源城市多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导致其在环境项上失分。环境幸福感排名前20位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往往和城市所拥有的自然禀赋高度相关，且大部分为南方城市。而中国约80%的资源型城市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这两片地理分布带上的不重合，正可解释上述两个1/6为什么不重合。
而在城市污染程度幸福感排名前20位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昆明由于制造业不发达以及大量的绿化面积拔得头筹，紧接着的重庆、杭州等城市也都不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充分体现了高污染制造业对人们幸福度的负面影响。
中国目前有矿业城镇420多座，多数是由国家通过重点项目的集中投资而形成和快速发展起来的，代表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在资源枯竭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普遍面临转型难题。
“富”，就是幸福吗？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对煤炭等能源的高需求，及经济转型难以立时调头的强大惯性，仍造就出鄂尔多斯式的暴富神话。
“羊煤土气” 使得这座西部三线城市扬眉吐气。人均GDP超过上海和北京，接近15000美元，一跃成为中国大陆最富有的城市。鄂尔多斯下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要在5年内人均GDP赶超香港，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城市。鄂尔多斯的车牌号在内蒙古的排序是“蒙K”，当地人戏称为“猛开”。
这个富得只剩钱的城市，是研究财富与幸福感关系的极好样本。
在入选的6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鄂尔多斯居第55位。但在20项具体幸福度调查中，无一项进入前20强。
调查报告指出：“国家追求经济发展，企业追求经济回报，个人追求经济地位，但是经济就真的是一切的终极目的吗？历次调查结果都显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可人们的幸福感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国外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中大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时，发展经济能显著提高国民幸福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与幸福的关系会减弱，并且在一些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变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反而带来幸福水平的下降。
经济作为幸福的第一节助推器，即将完成星箭分离，中国高飞需要另一节助推火箭。
从GDP到GNH（国民幸福总值）是越来越大的共识，并正通过“十二五”规划上升为国家意志。当然，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GDP体现的是以生产力为本，是硬指标；GNH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
对幸福感的另一挑战是“均贫富”。本调查中未将贫富差距作为影响幸福感的指数考察，其他机构的研究显示，居民不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两极分化。但是，这次推选活动将民生列为重点的调查指标，并授予了杭州、成都民生贡献特别大奖。“民生”是政府所能做的、合法合责合民心的、最好的均贫富工作。
“穷”，就是幸福吗？
“福”字与“富”共享同一偏旁，“穷”字与“福”却是无缘。
百强县是县级市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入场券。调查结果显示，上榜的县级市几乎被江苏、山东等省份的经济强县所垄断。这些城市都是全国经济百强县市中名列前茅的县市，较好的经济发展为县级市带来的幸福感还较地级及以上市高。
不丹是一个贫穷仍能幸福的小国样本。40年前将GNH列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时，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
然而，近几年来为发展经济，不丹可能不得不牺牲他们引以为傲的国民幸福指数。近半的国家预算靠外援，23%预算由印度提供，这令不丹政府非常不安。
六个设问，只给出了什么是不幸福，因为幸福不会千篇一律。幸福的确很难，大不幸福、小不幸福；太富了有太富的不幸，穷有穷的不幸。
什么才是中国人理想中的幸福城？
从成都、杭州、昆明、长沙、长春这几个幸福感常胜城市可窥一斑。它们经济发达而不饱和、好山好水而不寂寞、步履从容而不急迫、自顾享乐闻名天下却不失对外来者的包容，一切处在平衡的中间态。
也许，享受中庸即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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