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荒”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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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1-05-23 08:58
浙江正在遭遇7年来最大电荒,大量企业不得不在开春之季就面临“开三停一”、“每周停二”等形式的限电措施。江苏、上海也已经作好了拉闸限电的准备。
南部告急!
广东省部分工厂已经开始了错峰生产,部分企业每周只能“开五停二”。
中部告急!
长沙市“停一供二”线路数量不断刷新纪录,“明天我家会不会停电”成为长沙市民今年最流行语。湖南陶瓷企业因限电处于半生产状态,小部分已经停产。
告急的区域还在进一步扩大,安徽、江西、重庆、贵州、湖北、山西、陕西、河南……
与此同时,与“电荒”有关的讨论比没有空调的房间更热。用电量增速上升,是否表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此次“电荒”的核心原因是否与上一轮(2003-2004年)一样都是由装机不足引起?上调电价是不是可以彻底解决现有的“电荒”?不同的答案,对于证券市场投资人来说,“电荒”下的投资部署有着本质的差异。此轮“电荒”真相到底有哪些?
实实在在的用电量上升
2010年全国累计用电量达到419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第一、二、三产业以及居民累计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分别为2.3%、75%、10.7%和12%,全年同比增长分别为4%、16%、15%和12%。
2011年1-4月,全国用电量146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40%,第一、二、三产业以及居民累计用电分别同比增长3.16%、12.14%、15.03%和13.18%。
图1非常清晰地表明,今年淡季用电量达到了去年旺季的用电水平。全社会用电量的上升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与2011年一季度GDP增速9.7%、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相比,经济增速下降与用电量继续攀升的背离,一个直观的结论是———单位GDP能耗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处于上升趋势。图2表明四大高耗能行业一季度用电量均创历史新高。一季度钢铁、有色、化工、建材四大重点行业用电量合计3512亿千瓦时,仅次于历史最高水平的2010年二季度(该季度为3565亿千瓦时)。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肯定性的判断,高耗能产业的复苏(可能是去年节能降耗而被限产的高耗能产业纷纷复工所致)是此轮“电荒”的主要原因。此前国信证券研究报告《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下滑说”》中,从大幅增长的用电需求推演出经济强势、需求旺盛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真缺电还是假缺电?
在诸多有关“电荒”的媒体报道、研究分析中,在对用电需求实实在在的上升分析后,立马会转向供给端的分析,即近年来火电装机容量增速的下滑。图3非常直接明了的看到,自2006年之后,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增速是持续性大幅下滑。
截至2011年3月,全国全口径装机容量达到9.4亿千瓦,同比增长10.9%,低于用电需求及最高负荷增速。根据中电联预测,2011年全国将新增装机容量9000万千瓦,考虑小机组关停500万千瓦,则全口径发电装机将超过10.4亿千瓦,同比增速约为9.4%,延续了近四年装机持续下降的趋势。
与此同时,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14305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12.6%。其中,最高发电电力同比增长13.82%。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1530小时,比去年同期增长21小时。
一系列的数据似乎表明,因电力供给能力不足而导致的2004年大面积“电荒”即将成为现实。
2003-2004年的“电荒”是全面性的装机不足。图3中可以看到1988年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增速达到高点后,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总装机增速都处于下滑状态。在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中,10多年的电力投资欠账表现得非常明显。与此对应的另一个核心观察指标就是机组利用小时数全面、持续攀升,2004年达到顶峰———全国平均利用小时5455小时,火电5991小时。也就是说,在全国各大电力机组开足马力生产的情况下,依然供不应求,这就是全面性的“电荒”。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为解决这样的瓶颈,2003-2006年全国电力投资迅猛增长。但这样的电力紧张一直持续到2007年。
通过对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另外的结论。2010年我国平均利用小时4660,火电503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数据表明,2011年1-4月全国平均利用小时数为1530小时,火电1734小时,与2010年同期的1515小时、1716小时相比,包括主力火电在内的发电设备利用率仅仅增长了微弱的1%左右!有权威机构预计2011年全国平均利用小时数为4800,火电5300小时左右。这一数值低于2003-2006年10%以上(见表1),如果考虑到近几年火电发电机组持续升级,并大规模采用效率更高的超临界机组,理论上,机组利用小时可能有20%以上的攀升空间。
在发电企业产能利用率没有达到历史高峰之前,现在下定论说目前的“电荒”将延续甚至进一步扩大,理据并不充足。或者说,目前只是“假缺电”。
“电荒”表因在电价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最新的突破性动作需要追溯到2002年。当时3月,国务院批准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强大的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两大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集团,这样的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2003年3月,国家电监会成立,实现了“政监分开”。2004年12月,国家发改委出台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措施。这一举措被认为是彻底解决中国电力体制弊端最具突破性的动作。
根据煤电联动机制,以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煤电价格联动周期,若周期内平均煤价较前一个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便将相应调整电价。第一次煤电联动在2005年的5月,当时电价上调了0.0252元/千瓦时。而随后2005年11月份虽然再次满足了联动条件,却并未有所动作。时隔一年之后,第二轮煤电价格联动终于在2006年5月1日开始实施。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度提高0.0252元,旨在解决2004年6月以来煤炭价格上涨、部分电厂经营亏损以及取消超发电价等对电价的影响。但之后,这一当年被寄予厚望的改革便沉寂下来。
在此期间,煤价市场化后,上涨幅度迅猛。大同6000大卡动力煤2005年初还在不足200元/吨(不含税价格,下同),2008年最高达到600元/吨,目前也在550元/吨。5年间,煤价涨幅接近200%(见图4)。
根据电监会的数据,第一次煤电价格联动后,2005年全国平均上网电价为0.320元/千瓦时,到2010年平均上网电价是0.374元/千瓦时,5年间涨幅仅有17%!
在煤价不断走高的情况下,五大发电集团的盈利情况日益恶,资产负债率逐步走高,截至2010年底,五大发电集团的总体负债率为85%(如图5)。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电荒”之下,发电利用小时数与历史高峰值仍有相当距离。我们也可以较肯定地下结论,“电荒”原因还在电价。以目前全国缺电最严重的长沙市为例,长沙市政府解决“电荒”的主要措施是通过“电煤补贴”、“以煤换电”等方式,支持华电长沙电厂加大电煤采购力度。这与上面我们的分析是一致的,即并不是因装机容量不足,而是因电价过低导致的“电荒”。
“电荒”内因还在改革的博弈
普遍的解释认为电价上调难,在于对物价的影响。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测算,要使电力全行业处于良性盈利状态的话,需要将目前电价上调10%以上。而在电价上调10%的情况下,对将会推动CPI增长0.76%,PPI增长1.76%。在目前举全国之力压通胀之时,这样的决策似乎很难下。
另一个数据似乎也能说明电价上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电监会2010年报告,2010年全年发电量4.19万亿千瓦时,电网公司平均售价0.571元/千瓦时,如果电价上调10%,整体社会新增用电成本将上升约为2400亿元。这还不计算因电力成本上升导致的企业停产、就业等间接引起的负面效果。
这两面的分析可以说明目前的状况,但是并不能解释在2008-2009年通胀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电价却没有上调;也不能解释历史上多次在经济增速过热时,相关部门也没有主动上调电价的行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力改革历史,可以为我们发现另一个体制上的原因。上世纪整个90年代,在所有国有垄断行业中,电力行业最为强势(那时的电力部门包括了电厂、电网等全链条),远超过今天的中石油、中石化,更胜过中国神华等,因为在整个能源产业中最弱势的就是煤炭行业。近十年的电力体制改革,都在力图打破几十年强势奠定的“利益集团”。
过往数十年,发电、输电、配电环节都由一个部门把持,整个电力部门就犹如一个“黑匣子”,不知道具体成本多少,不清楚利润到底多高。以2010年为例,全国电网公司从各大电力集团平均购电价是0.383元/千瓦时,与售电价的价差达到了0.188元/千瓦时。简单点看,电网的中间流通环节的费用占电价比例超过30%。但电网公司近年报出来的数据却是处于巨额亏损之中。
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力图建立一个透明、市场化的电力格局,就是希望将这个“黑匣子”彻底阳光化。因此,按当时的改革思路,先实现发电与输配电分离,通过煤电联动的方式实现发电环节的市场化。第二步便是解决输配电环节的透明化,即进行电网的主辅分离。这与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脱困的思路相似,将电网公司的一些社会职能剥离,电网作为一个纯企业法人主体参与市场。
然而,数十年的“利润捆绑”,来自传统电力部门的强大阻力,让电网的主辅分离进展缓慢。好不容易已经市场化的煤价不太可能因为后续的改革推进障碍再开倒车。回过头看,当年的煤电联动改革更像是为实现煤价市场化打了个“掩护”。因为如果没有煤电联动的“诱惑”,强大的国家电网、各大发电集团当年是不可能同意煤价市场化的推进。
中央将电力行业的改革逼至抱团的传统电力行业内部。2011年4月上旬,16个省市区的上网电价悄然上涨,但方案却是由电网公司让利给发电企业。中央与电力部门的博弈路线可以清晰可见。2005年以来,中央的策略便是以行业“亏损”倒逼电网公司推进改革,而电网公司便以类似2008年雪灾、今年来面临的“电荒”等突发性事件向中央“施压”。不幸的是,发电企业在这中间成了“牺牲品”。
面对“电荒”压力,今年来中央的策略与2007年煤电油运紧张时完全不同。按历史经验,面临这样的局面,中央各大媒体将集中报道领导人出现在各大型煤炭企业现场,要求电力部门保障供应。而今年,策略是主要压缩各地高耗能企业用电,一方面既是节能减排、经济转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化解来自电力部门的“压力”。在这一思路下,预期短期内电价上调至所有电企均扭转亏损、实现盈利是不现实的。但在这样的博弈,出现局部地区的用电紧张却是不可避免,对其他行业的影响远大过对于电力企业本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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