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衣裳讲那百年的故事

　　读袁仄、胡月著《百年衣裳》杂感

　　我第一次接触衣裳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是1981年沈从文先生访美期间应邀到哈佛讲他的服装史研究，我作为口译者，从沈先生的讲演中，第一次听说服装史里的学问。沈从文先生在故宫里埋头研究，非常投入，有一次忘了下班，一个人被锁在宫殿过了一夜。服装研究对于一个学者的吸引以至于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想自己对服装的想法，都是从小说里得来的：柯林斯《白衣女人》中的两个白衣女人，狄更斯《远大前程》中多年未脱下婚纱的哈薇香小姐，当前戴思杰的小说《巴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中几个调皮的知青：他们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反而对农民大讲《基督山恩仇记》，用基督山的海军方领与飘带改造当地的服装式样，从服装入手对贫下中农进行“改造”！在这些描写中，作者好像是通过服装描写来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要我们“观其服，知其人”。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小说故事里到处有关于服饰的描写，甚至关于服饰影响人物一生命运。

　　而真正的服装又是怎样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呢？袁仄、胡月十年功夫所著的《百年衣裳》这本书告诉我们“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服饰纳入维护宗法社会制度的礼法规范之中、从周开始，就把商代已经存在的服饰等级的差别加以制度化，使之健全为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服饰是我国历朝立国的重要举措之一。

　　民国初年颁布了服饰礼仪的法令，对民国男女正式礼服的样式、颜色、用料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可见，这时“易服”又有了革命的意义。接着，五四运动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激烈的批判，引进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人道思想，确立了人体之美的观念。于是服饰也经历一次无声的革命，从遮蔽人体改为显示人体之美，例如贴身的“旗袍”。

　　20世纪的后半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没有像过去的政权那样颁布服饰礼仪法令。事实上广大人民群众都穿上了中山装、列宁装，形成了一种“具有特别政治意味的服饰时尚……。在这里，服饰，如同会上的发言一样，是一种“表态”。对这一种史无前例的局面，两位作者指出，这种无指令而出现的服饰的大一统是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形成的。我觉得这个解释实事求是，有说服力，也有创见，在服装研究中打开了一种新的思路。

　　“文革”期间，“大一统的穿衣模式造就了民众思想的高度统一”。作者在这大一统局面中除了看到“政治宗教性服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传播”以外，还特别指出，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服装取消了女性的因素，在服装中也形成一种“畸形的无性差别”状态，使一代女性“失去了十年美丽的时光”。从女性主义角度思考“文革”时期的服装，这在我们女性主义研究中似不多见，在这点上也许袁、胡两位作者也打开了一种新的思路。

　　改革开放以后，国人精神生活中倡导“思想解放”、“以人为本”，其重要表现便是服装上的开放，从追求舒服、漂亮、性感、时尚，逐渐成为表现个人自我表现的文化符号。通过服饰表现主体的个人，当前在城市青年群体里常常以“酷”（Cool）来概括。

　　“后现代”的新人类和新新人类，他们日益精致的服装文化，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其前提是主体意识和选择的自由，但它不是凭空自造，而总是要借用某种观念某种形式来体现。为了寻找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一轮一轮地“跟潮”，这里包涵一对“模仿”和“独特”的内在矛盾，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种焦虑。哪怕是“反”潮流“反”时尚，也不得不以那个由看不见的手操纵的“时尚”、“潮流”作为自己“反”“超”的出发点。英语里有Elaborately casual一说，即在服饰上追求“随意”，力求摆脱时尚的影响，追求驾驭在时尚之上的随意。但欲达此境界，就不得不费尽心机、精心设计，故称Elaborately casual，即刻意营造出来的“随意”。

　　袁、胡的力作含大量扎实的材料，在历史资料、漫画等图像之外，还配有一百多张私家珍藏的老相片，是一个资料的宝藏，一部令人思考的研究型论著，同时它的文字流畅亲切，使我这个外行，拿起来就放不下，还禁不住要写下自己的感想和对两位作者的感谢。

　　作者：朱虹

　　作者介绍：朱虹，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主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北京中心会员，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