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笔记忧喜录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大自然,博客,动物保护
- 发布时间:2011-12-09 16:49
蝙蝠和恐龙有亲戚关系吗？错了，其实蝙蝠的亲戚是猫。一亿四千万年前的蜻蜓翅膀有多大？他们的翅展将近2米，不能震动只能滑翔。
身边的自然，每天点点滴滴地发生变化。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能够记录现在。有一群人在上海，记录着每天看到新芽绿叶，飞鸟奇石，为每一个意外欣喜。
虫鸟花开的影响
“坐在办公桌前，面对水杉的一树斑驳，听白头鹎的激情鸣唱在湿漉漉的空气中荡漾，想起早晨微雨后尽情飘落的悬铃木叶，以及延长路小区里唐突开出的一朵迎春花，我手里捧着一页稿子，走神了……随手牵过一张打印纸，把就要溜走了的神思记录下来。”
芮东莉在2011年11月的一篇自然笔记中这样写道。她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一名编辑，2004年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来到上海工作。
“我开始只是关注环保，作为‘绿洲生态’的志愿者，经常跟同道中人坐在一起聊天，大家都觉得做环保真的很难。”芮东莉告诉《望东方周刊》。
2009年她看到了《笔记大自然》一书，深感有趣，就开始跟着书里的理念做自然笔记。“这本书其实最适合孩子，环保教育从孩子做起也相对容易，毕竟从小热爱自然的小孩不会轻易去吃一只野生的鸟。”芮东莉感叹，当时她便决定坚持幼儿环保教育。
《笔记大自然》的两位作者，美国人克莱尔.沃克.莱斯利与查尔斯.E.罗斯都有一个从小热爱自然的童年，并从兴趣出发，自学成为自然学家和日记作家，教学生如何以日记形式书写大自然。
两位作者解释说，“自然日记就是规律地观察记录、认识、体会和感受自然，它是整个笔记自然的核心”。简言之，就是用文字或图像（主要指绘画）的方式来记录每天所见。
莱斯利与罗斯丝毫没有忘记，观察日记最重要的就是兴趣，那些有志于记录自然日记的学生，也绝非为了完成父母的意志，为将来“立足社会打拼天下”打好基础。记自然日记的人要时刻提醒自己，写日记只是为了观察与欣赏，而不是为了完成某种艺术训练或者考试。
芮东莉的网络博客出名后，采访她的人络绎不绝，“《上海一周》的编辑曾联系我，想出版我的自然笔记。”询问对方策划意图后，她还是婉拒了，“他们想做小资的市场，我不是画画出身，图片记录没有那么精美，而且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书可能做幼教市场更容易成功。”
“这片湿地的植物品种并不比住宅小区和道路两侧精心规划的品种多，但因为它们长得比较‘野’，所以招来了很多种类的鸟类，昆虫和两栖类小动物。”人多多的自然笔记博客在网络上也非常火爆。
“她本身是学工艺美术出身，所以图画特别漂亮，如果要做小资市场，她的笔记比我的合适多了。”芮东莉介绍。
被改变的世界
“婆婆其实一直是个心灵手巧的人，郁闷的是，几十年生活在中国的下层，一路奔来的婆婆实在失去太多，于她而言，生存的一大含义是不停走失——失去自己的颜色，失去自己的生动，失去自己的各种成长可能。”芮东莉在博客中如此讲述丈夫的母亲。
老人已经70岁了，大半生在内蒙古的农村，做着地地道道的农民，耕种和土地曾经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依靠。10年前老人离开了土地，到了县城生活，陌生的一切让她无所适从，怯与人交流。
2011年秋天，她来到上海看望远居的儿子，也跟热爱自然的媳妇学起了做自然笔记。
在芮东莉看来，婆婆记录自然后整个人改变不少，尤为开朗自信。“有一次我外出讲课带上了婆婆，那一天恰好是她生日，展示了婆婆所做的自然笔记后，全场人起立鼓掌祝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
30多岁的姚力，是一位IT从业人员，十年前开始了观鸟的生涯，如今已是上海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上海目前已有400多种鸟类，平日到市区内的四大公园你也能轻易观测到20几种鸟，要是在迁徙的季节，一天看到30多种鸟类也很容易。”姚力告诉《望东方周刊》。
2002年的一个秋天，那时姚力才观鸟不到一年，他在夕阳下穿梭于江湾湿地的树丛间。踩着青草，碰断枯枝的声音，惊起了藏在林间的一只白鹭。
“它没有惊慌失措，展翼从容地滑翔到河的对岸，夕阳西下，阳光的暖色透过白色的鸟翼美极了。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那么大的一只鸟，被视觉冲击所震撼。”姚力回忆。
观鸟在国外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中国也已经发展了十几年。其实观鸟的设备很简单，入门时只需要一只百十来元的俄罗斯军用望远镜和一本鸟类图鉴就可以了。成立于2004年的上海鸟会，现在定期举办观鸟活动。
“我的图鉴买回来很久都没用过，开始每次只是随着大家看看鸟也不仔细分辨。有一天在网上看见大家说白头翁是上海除麻雀之外最常见的鸟，我想起早上阳台边枝头上跳跃的小鸟有些类似，便翻开图鉴查阅。”这是姚力第一次自己分辨鸟种。
观鸟的有几种人，一是只观察做文字记录的，二是边观察边拍摄的，三是专门从事鸟类拍摄的。与前两者相比，第三种人群不追求看到多少种鸟，只追求最美的画面。姚力介绍，无论哪种观鸟者，他们都热爱自然保护鸟类。
上海鸟会没有专门举办过亲子活动，但每次活动都会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带着孩子来亲近自然，姚力会在活动前提示参与者学龄前的儿童还不适合，最好是大一点的孩子，静得下来，观察体会也会敏感些。
玩是孩子的天性
徐筱恒今年7岁，刚刚上小学二年级，最近她跟随妈妈参加了上海鸟会的一次活动：去辽西鸟类化石博物馆参观。
“筱恒三岁的时候就跟着我们去了美国，刚回国不到一年，回来的时候中文字都不认识。我们对她的教育和一般中国家庭不一样，就希望她多玩多看多体会，学会观察生活的点滴，所以经常带她出来玩。”徐筱恒的母亲告诉《望东方周刊》。
在美国的时候，家人也经常带着筱恒去博物馆。美国的矿物博物馆中，会给每个孩子一大堆的沙粒，孩子们在沙粒中挖掘淘宝，淘到那些小颗粒的矿石晶莹剔透非常可爱，只要花一两美元就可以带回家。
美国幼儿节日活动很频繁，几乎每个月都有。他们把节日作为教育儿童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些节日，有些是美国传统的节日，有些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有些是为增加学习的趣味性而由教师、专家自创的活动主题，约定俗成。
比如寻找幸运草节。幸运草节源于爱尔兰，绿色代表着和平和希望。这一天儿童们都穿绿颜色的衣服，否则，同伴们都会善意地拧他。儿童会去户外寻找一种有四片叶子的幸运草，因为这种草一般只有三片叶子。找到了的儿童会大声喊，“我找到了！”
徐筱恒的母亲非常希望带着孩子参加观鸟活动，她告诉《望东方周刊》，“我女儿班级的家长会中，很多家长都有同样的愿望，也愿意出一些费用带着孩子们出来走走。现在国内适合小孩的玩乐并不多。”
参观辽西鸟类化石馆的那天，筱恒用稚嫩的笔迹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我今天看到了辽XI的鸟，它来自一亿四千万年前。”
“我在工作中接触过很多孩子，有来自普通中国家庭的，有在国外生活过如今就读于国际学校的，也有纯粹的外国小孩，他们其实大不相同。总体来说，外国小孩对自然的兴趣、感悟能力和操作能力最强。”王洪元告诉《望东方周刊》。
王洪元是一个11岁女孩的父亲，如今供职于“石头村”从事矿物晶体、地质标本的经营。而一年前他还是一位事业有成的IT软件工程师。
“孩子们没有平台去认识自然。跟应试有关的舞蹈、钢琴、珠算等等，孩子们都可以轻易找到一个学习班，然而却没有地方让他们认识自然。”出于一个父亲的责任感和个人爱好，王洪元在结识了前上海地质研究所所长卢尔庄后，决定全职投入公益科普事业。
在他的设想中，能在上海每所中小学校设置科普角是最理想的。“我已经开始尝试在矿物展上向矿商们要一些他们看不上眼的边角料了，拿回来做成标本可以免费送给学校。矿商其实都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只是他们希望看到更完整的计划和前景。”
11岁的女儿在耳濡目染之下现在已经能辨认几十种矿石，她对父亲每次带回来的那些色彩各异的小石头非常有兴趣，常常会偷偷拿来排列出美丽的图案。
“我十分关注女儿的成长教育过程，希望她不仅仅为了生存而活着，不是为了考试而活着，会成为一个有灵魂有乐趣的人，所以我也在关心着别的孩子。”王洪元显得分外激动。
捉襟见肘的中小学生物课
“每次出去旅游、观鸟，我都会捡一些奇特的东西，带回来自己做成标本。现在我的生物实验室里已经有了武夷山的蛇蛋，海边的贝壳还有不知名的落叶和果实，”郑文勤告诉《望东方周刊》。
她是上海市北中学的生物老师，她大学的专业就是生物学，从小就喜欢看不同的叶子记录它们的形态和变化。
“上海的生物学课本已经改了好几个版本，内容非常新颖了，只是我们的教具还停留在几十年前。”郑文勤很惋惜。
作为公立学校，每年开学前所有的费用都会公示，而生物教具并没有专门的拨款，预算为零。只有教具用坏了，才可以在政府采购单中申请。
申请成功，有时也很难买到合适的生物教具，因为这个产业本身没有太大利润，厂家也不会积极推陈出新，与课本与时俱进，“可以说孩子们很难形象地看到课本上的生物。”郑文勤告诉本刊记者。
在她看来，现在的情况下每个学校必须有一个带头老师，专业能力斐然，才能搞好生物教学。
“市北中学曾经有一位体育老师，他做标本的能力非常强。以前经常会在市场上买一些死鸟之类的生物，自己制作标本，学校也会适当给他一点补贴。不过他退休后，所有的标本都搬回家了，现在学生也看不到了。”郑文勤说。
2010年，郑文勤曾经参与过一个白头鹤的科普项目，项目属于复旦大学，发起人是一个香港人，由于不熟悉国内学校的运作，因此邀请她来负责宣教的工作。
当时，郑文勤联系了上海青少年科技中心，与十几家野生动物保护特色学校达成协议，办了一次白头鹤科普巡讲。“学校比较接受一次性的讲座，对于周期性较长的宣教还很陌生。当时我自己带着展板一个个学校跑了一圈。”
在郑文勤的记忆中，几年前，还有高中的学生因为热爱昆虫观察，发现了新物种而发表论文。而如今“我们更应该帮助孩子们走进自然，去水边看看呆呆的水鸟，记下春天的第一片叶子，还有秋天那最后一声虫鸣”。
《望东方周刊》记者骆晓昀|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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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自然，每天点点滴滴地发生变化。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能够记录现在。有一群人在上海，记录着每天看到新芽绿叶，飞鸟奇石，为每一个意外欣喜。
虫鸟花开的影响
“坐在办公桌前，面对水杉的一树斑驳，听白头鹎的激情鸣唱在湿漉漉的空气中荡漾，想起早晨微雨后尽情飘落的悬铃木叶，以及延长路小区里唐突开出的一朵迎春花，我手里捧着一页稿子，走神了……随手牵过一张打印纸，把就要溜走了的神思记录下来。”
芮东莉在2011年11月的一篇自然笔记中这样写道。她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一名编辑，2004年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来到上海工作。
“我开始只是关注环保，作为‘绿洲生态’的志愿者，经常跟同道中人坐在一起聊天，大家都觉得做环保真的很难。”芮东莉告诉《望东方周刊》。
2009年她看到了《笔记大自然》一书，深感有趣，就开始跟着书里的理念做自然笔记。“这本书其实最适合孩子，环保教育从孩子做起也相对容易，毕竟从小热爱自然的小孩不会轻易去吃一只野生的鸟。”芮东莉感叹，当时她便决定坚持幼儿环保教育。
《笔记大自然》的两位作者，美国人克莱尔.沃克.莱斯利与查尔斯.E.罗斯都有一个从小热爱自然的童年，并从兴趣出发，自学成为自然学家和日记作家，教学生如何以日记形式书写大自然。
两位作者解释说，“自然日记就是规律地观察记录、认识、体会和感受自然，它是整个笔记自然的核心”。简言之，就是用文字或图像（主要指绘画）的方式来记录每天所见。
莱斯利与罗斯丝毫没有忘记，观察日记最重要的就是兴趣，那些有志于记录自然日记的学生，也绝非为了完成父母的意志，为将来“立足社会打拼天下”打好基础。记自然日记的人要时刻提醒自己，写日记只是为了观察与欣赏，而不是为了完成某种艺术训练或者考试。
芮东莉的网络博客出名后，采访她的人络绎不绝，“《上海一周》的编辑曾联系我，想出版我的自然笔记。”询问对方策划意图后，她还是婉拒了，“他们想做小资的市场，我不是画画出身，图片记录没有那么精美，而且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书可能做幼教市场更容易成功。”
“这片湿地的植物品种并不比住宅小区和道路两侧精心规划的品种多，但因为它们长得比较‘野’，所以招来了很多种类的鸟类，昆虫和两栖类小动物。”人多多的自然笔记博客在网络上也非常火爆。
“她本身是学工艺美术出身，所以图画特别漂亮，如果要做小资市场，她的笔记比我的合适多了。”芮东莉介绍。
被改变的世界
“婆婆其实一直是个心灵手巧的人，郁闷的是，几十年生活在中国的下层，一路奔来的婆婆实在失去太多，于她而言，生存的一大含义是不停走失——失去自己的颜色，失去自己的生动，失去自己的各种成长可能。”芮东莉在博客中如此讲述丈夫的母亲。
老人已经70岁了，大半生在内蒙古的农村，做着地地道道的农民，耕种和土地曾经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依靠。10年前老人离开了土地，到了县城生活，陌生的一切让她无所适从，怯与人交流。
2011年秋天，她来到上海看望远居的儿子，也跟热爱自然的媳妇学起了做自然笔记。
在芮东莉看来，婆婆记录自然后整个人改变不少，尤为开朗自信。“有一次我外出讲课带上了婆婆，那一天恰好是她生日，展示了婆婆所做的自然笔记后，全场人起立鼓掌祝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
30多岁的姚力，是一位IT从业人员，十年前开始了观鸟的生涯，如今已是上海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上海目前已有400多种鸟类，平日到市区内的四大公园你也能轻易观测到20几种鸟，要是在迁徙的季节，一天看到30多种鸟类也很容易。”姚力告诉《望东方周刊》。
2002年的一个秋天，那时姚力才观鸟不到一年，他在夕阳下穿梭于江湾湿地的树丛间。踩着青草，碰断枯枝的声音，惊起了藏在林间的一只白鹭。
“它没有惊慌失措，展翼从容地滑翔到河的对岸，夕阳西下，阳光的暖色透过白色的鸟翼美极了。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那么大的一只鸟，被视觉冲击所震撼。”姚力回忆。
观鸟在国外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中国也已经发展了十几年。其实观鸟的设备很简单，入门时只需要一只百十来元的俄罗斯军用望远镜和一本鸟类图鉴就可以了。成立于2004年的上海鸟会，现在定期举办观鸟活动。
“我的图鉴买回来很久都没用过，开始每次只是随着大家看看鸟也不仔细分辨。有一天在网上看见大家说白头翁是上海除麻雀之外最常见的鸟，我想起早上阳台边枝头上跳跃的小鸟有些类似，便翻开图鉴查阅。”这是姚力第一次自己分辨鸟种。
观鸟的有几种人，一是只观察做文字记录的，二是边观察边拍摄的，三是专门从事鸟类拍摄的。与前两者相比，第三种人群不追求看到多少种鸟，只追求最美的画面。姚力介绍，无论哪种观鸟者，他们都热爱自然保护鸟类。
上海鸟会没有专门举办过亲子活动，但每次活动都会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带着孩子来亲近自然，姚力会在活动前提示参与者学龄前的儿童还不适合，最好是大一点的孩子，静得下来，观察体会也会敏感些。
玩是孩子的天性
徐筱恒今年7岁，刚刚上小学二年级，最近她跟随妈妈参加了上海鸟会的一次活动：去辽西鸟类化石博物馆参观。
“筱恒三岁的时候就跟着我们去了美国，刚回国不到一年，回来的时候中文字都不认识。我们对她的教育和一般中国家庭不一样，就希望她多玩多看多体会，学会观察生活的点滴，所以经常带她出来玩。”徐筱恒的母亲告诉《望东方周刊》。
在美国的时候，家人也经常带着筱恒去博物馆。美国的矿物博物馆中，会给每个孩子一大堆的沙粒，孩子们在沙粒中挖掘淘宝，淘到那些小颗粒的矿石晶莹剔透非常可爱，只要花一两美元就可以带回家。
美国幼儿节日活动很频繁，几乎每个月都有。他们把节日作为教育儿童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些节日，有些是美国传统的节日，有些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有些是为增加学习的趣味性而由教师、专家自创的活动主题，约定俗成。
比如寻找幸运草节。幸运草节源于爱尔兰，绿色代表着和平和希望。这一天儿童们都穿绿颜色的衣服，否则，同伴们都会善意地拧他。儿童会去户外寻找一种有四片叶子的幸运草，因为这种草一般只有三片叶子。找到了的儿童会大声喊，“我找到了！”
徐筱恒的母亲非常希望带着孩子参加观鸟活动，她告诉《望东方周刊》，“我女儿班级的家长会中，很多家长都有同样的愿望，也愿意出一些费用带着孩子们出来走走。现在国内适合小孩的玩乐并不多。”
参观辽西鸟类化石馆的那天，筱恒用稚嫩的笔迹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我今天看到了辽XI的鸟，它来自一亿四千万年前。”
“我在工作中接触过很多孩子，有来自普通中国家庭的，有在国外生活过如今就读于国际学校的，也有纯粹的外国小孩，他们其实大不相同。总体来说，外国小孩对自然的兴趣、感悟能力和操作能力最强。”王洪元告诉《望东方周刊》。
王洪元是一个11岁女孩的父亲，如今供职于“石头村”从事矿物晶体、地质标本的经营。而一年前他还是一位事业有成的IT软件工程师。
“孩子们没有平台去认识自然。跟应试有关的舞蹈、钢琴、珠算等等，孩子们都可以轻易找到一个学习班，然而却没有地方让他们认识自然。”出于一个父亲的责任感和个人爱好，王洪元在结识了前上海地质研究所所长卢尔庄后，决定全职投入公益科普事业。
在他的设想中，能在上海每所中小学校设置科普角是最理想的。“我已经开始尝试在矿物展上向矿商们要一些他们看不上眼的边角料了，拿回来做成标本可以免费送给学校。矿商其实都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只是他们希望看到更完整的计划和前景。”
11岁的女儿在耳濡目染之下现在已经能辨认几十种矿石，她对父亲每次带回来的那些色彩各异的小石头非常有兴趣，常常会偷偷拿来排列出美丽的图案。
“我十分关注女儿的成长教育过程，希望她不仅仅为了生存而活着，不是为了考试而活着，会成为一个有灵魂有乐趣的人，所以我也在关心着别的孩子。”王洪元显得分外激动。
捉襟见肘的中小学生物课
“每次出去旅游、观鸟，我都会捡一些奇特的东西，带回来自己做成标本。现在我的生物实验室里已经有了武夷山的蛇蛋，海边的贝壳还有不知名的落叶和果实，”郑文勤告诉《望东方周刊》。
她是上海市北中学的生物老师，她大学的专业就是生物学，从小就喜欢看不同的叶子记录它们的形态和变化。
“上海的生物学课本已经改了好几个版本，内容非常新颖了，只是我们的教具还停留在几十年前。”郑文勤很惋惜。
作为公立学校，每年开学前所有的费用都会公示，而生物教具并没有专门的拨款，预算为零。只有教具用坏了，才可以在政府采购单中申请。
申请成功，有时也很难买到合适的生物教具，因为这个产业本身没有太大利润，厂家也不会积极推陈出新，与课本与时俱进，“可以说孩子们很难形象地看到课本上的生物。”郑文勤告诉本刊记者。
在她看来，现在的情况下每个学校必须有一个带头老师，专业能力斐然，才能搞好生物教学。
“市北中学曾经有一位体育老师，他做标本的能力非常强。以前经常会在市场上买一些死鸟之类的生物，自己制作标本，学校也会适当给他一点补贴。不过他退休后，所有的标本都搬回家了，现在学生也看不到了。”郑文勤说。
2010年，郑文勤曾经参与过一个白头鹤的科普项目，项目属于复旦大学，发起人是一个香港人，由于不熟悉国内学校的运作，因此邀请她来负责宣教的工作。
当时，郑文勤联系了上海青少年科技中心，与十几家野生动物保护特色学校达成协议，办了一次白头鹤科普巡讲。“学校比较接受一次性的讲座，对于周期性较长的宣教还很陌生。当时我自己带着展板一个个学校跑了一圈。”
在郑文勤的记忆中，几年前，还有高中的学生因为热爱昆虫观察，发现了新物种而发表论文。而如今“我们更应该帮助孩子们走进自然，去水边看看呆呆的水鸟，记下春天的第一片叶子，还有秋天那最后一声虫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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