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房记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李清泉,捐房,商品房
- 发布时间:2012-03-01 13:59
上海市徐汇区广元西路629号，一栋灰色的21层住宅楼。李清泉和汤梅君原来就住在801室。101平方米的房子，客厅里有绛色的老式书桌和红木椅，仍然一尘不染。
书桌上摆着李清泉最喜欢看的法文版《今日中国》，两只旧茶叶筒中的一只成为了笔筒。推开窗户便是26路公交始发站和一个老车行。只是在主人都故去后，这房间里显得更为静谧。
69岁的顾慰源，李清泉的外甥，用了1年多时间为这处住所寻找新的主人。按照两位老人的遗嘱，所有的一切都将无偿捐出，但是必须用于改善西南贫困地区儿童的学习生活。
这愿望看起来美好而简单，但是对于顾慰源和慈善事业来讲，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
遗产
2010年夏天，96岁的李清泉生病住院。一天下午，他把顾慰源叫到床边说：“遗嘱我已经写好了，在家里枕头下面。大家生活都还可以，我和你舅妈商量过，打算把房产捐给西南地区的贫困孩子。”
之前在2005年，他的妻子，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退休教师汤梅君也已过世。
有晚辈知道李清泉要捐出房子，曾一脸惋惜地说：“留着我们以后去上海，住住也可以。”李清泉听说后，在病床上意味深长地讲了句：“钱多无益。”
9月，南京大学退休教师李清泉也去世了。
这是他回到中国的第71个年头。1939年，风华正茂的李清泉从巴黎政治大学完成学业，在上海一家大公司做财务。
令人羡慕的高级白领职位于1956年结束。经历了三大改造之后，李清泉从工商业脱身，应聘到南京大学教授法语。而他的妻子汤梅君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教书一直到退休。
“文革”结束，一直作为“臭老九”的夫妇俩便也退休了。这就是普通上海市民李清泉和汤梅君在年轻时的故事。
不过，由于没有子女，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们就不得不雇保姆照顾生活。用顾慰源的话说：“他们每个月的退休金基本上就是保姆的工资。”
退休后一直到去世，老夫妇每月退休金加起来从200多元逐步涨到近3000元。2003年，他们将40年代建的旧房子卖掉，换了广元西路上的这套商品房。
和大多数人一样，李清泉和汤梅君的暮年生活简单而平静，听广播、看报纸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旋律。每次看到教育新闻时，李清泉总喜欢用笔做个记号。也许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他每天5点准时起床，看法文杂志、学习新词汇。顾慰源说：“我整理遗物，收集了一大叠手稿。他生前说，那是他手写的法文新词汇字典。”
年底的时候，李清泉和汤梅君的房子才会热闹起来。每年都会有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师生带着水果、花篮登门看望。顾慰源印象中，外国语学院的党委书记也曾来访。
晚辈们都分散在北京、香港、广西等地。顾慰源其实是他们在上海的唯一亲人。他退休前在华东理工大学教书。住在闵行区的他每周都要拎点东西，坐40分钟地铁上门看看舅舅、舅妈。
每次外甥过来，不喜欢说话的李清泉都会谈论时事，偶尔也语气激动地批判社会。总之，像个老派知识分子那样。
在顾慰源的记忆中，留学过法国的李清泉并不浪漫。有10多年时间他没有看到过老夫妇给自己添置新外套，只是冬天买几件保暖衣、保暖裤。整理遗物，顾慰源发现保存最好的就是法文书籍和一些老照片。
不过，顾慰源如今也想不起来，他们平淡的人生与西南地区有何因缘，以至于要把房子捐给这里的孩子，“也许因为，他们都是搞教育的。所以要给孩子。”
按照老夫妇的遗愿，他们的骨灰都“肥田处理”。这样，他们这一辈子就留下了这处还算体面的住房以及10万元存款。按照遗嘱，顾慰源可以使用其中的1万元来处理李清泉的后事以及捐赠事宜。
请示
办理完李清泉的丧事，顾慰源就开始忙乎捐房的事情。
他记得，李清泉在病床上曾提起要捐给希望工程。2010年12月，顾慰源上网查到了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地址，“应当不会太复杂，带上身份证、房产证、遗嘱估计就差不多了。”
第二天，顾慰源就和妻子信心满满地挤上地铁去黄浦区的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地铁上，他一身休闲装，戴着棒球帽，准备办完回去打球。
这间办公室在进贤路上的一栋小洋房里。顾慰源还记得，门口的桌子上有一个翻开的登记本，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捐款金额、捐款人签名。
接待的小姑娘热情地请顾老夫妇入座。顾慰源把情况说了下，对方却有些迟疑。她说，“这里只收钱，你们稍等下，我上楼问下领导。”
顾慰源的妻子有些疑惑：“登记完房子、签个名不就行了吗？”
几分钟后，小姑娘下来，客气地把他们领到楼上。一位五六十岁的中年人接待了他们。这位领导给顾慰源夫妇倒了水，听他们把情况说了一遍，犹豫了片刻。
最后，对方让他们留下证件复印件，回去等消息。
走出办公楼，顾慰源的妻子脸上掠过一丝不悦：为什么捐个房子，还要等消息。顾慰源安慰说：“人家也都蛮客气的，他们不是说，一般都接受钱款，没遇到这种情况。”
一周后，那位领导打来电话，“办不了”。顾慰源说，他表示没遇到过房产捐赠。而且老人已经过世，如果想捐赠，应该先去公证处做遗嘱公证。
听完电话，一向脾气温和的顾慰源也有点不开心。这时已经是2011年春节前夕，他决定先放下这事。
说是年后再说，但舅舅一家的托付还是让顾慰源满心焦急。节后上班第一天，顾慰源和妻子便带上证件到公证处。这次他不再那么轻松，心中默默祈求能够顺利。
公证处的办公大厅和银行一样，摆着几行冷冰冰的金属椅子。顾慰源走到门口取了一个排队的号，坐回椅子。
等了半小时，终于轮到顾慰源。窗口里年轻小伙子的迎面微笑，让这老人终于感到些轻松。不过，听他讲完情况，小伙子淡淡地说：“我请示下领导。”
出路
隔着玻璃窗，顾慰源看到小伙子拿起电话。一会儿他告诉顾慰源：这事情办起来有点麻烦，“你留下证件复印件和联系方式，回头给你电话。”
于是，顾慰源夫妇失落地回家了。他到处咨询，一个相关机构的人曾建议：实在不行可以交给法院。
退休前在高校搞仪器设备研究的顾慰源一头雾水。“我听说法院判决都得有原告、被告，这算怎么回事。不过，我也想好了，最后没办法就让法院判决，该判给谁判给谁，只要最后能用到贫困地区孩子身上。现在搁那，每年的物业费、水电费都得2000多。”
四五天后，公证处来电话说：“这种情况，直接找民政局。”
顾慰源听到这，反而有些轻松。他有些揣测地对妻子说：“估计不需要公证了，以往看人家捐衣服、桌椅什么的直接给民政局了，我们这个属实物捐赠，估计也是直接给他们。到时跟民政局说下，用在希望工程上，就好了。”
数日后，顾慰源和老伴来到徐汇区民政局，找到了捐资救助部门。这次，民政部门没有让他们交复印件等电话。
一个小伙子麻利地说：“这个找慈善部门比较好，你们愿不愿意捐给他们呢？”
顾慰源揉了揉疲惫的眼睛，管不了什么部门什么组织了，“我说只要政府的、值得信任的都行”。于是，小伙子又打了一通电话。
10分钟后，他告诉顾慰源：“慈善基金会徐汇分会答应接受，我带你们去吧，不远。”
夫妇俩跟着他走了十几分钟。顾慰源在上海慈善基金会徐汇分会的小楼门前还犹豫了下，走了进去。
这天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是陈晨。“顾老夫妇到我这时一脸疲惫地说，他们跑了很多地方，一直没有头绪。这么大年纪到处奔波，没有放弃，我听后就心生感动。”陈晨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遇到捐赠房屋的情况。听完顾慰源的讲述，他也只能让对方留下复印件，回去等电话。
顾慰源心中嘀咕：“会不会反悔？”只是，既然已经到这步了，回去等消息吧。
笔迹鉴定
送走顾慰源之后，“我们意识到可能会涉及房产纠纷等问题。我们这边商量了下，觉得几位老人十分可敬，这也是我们慈善组织职责所在，我们打算先接下来，看可不可以操作，有什么困难跟老先生商量一起克服。”陈晨说，“以往的实物捐赠没有这么复杂。”
他与领导商量了许久。关于捐房，相关慈善法规都没有明文内容。他们最后考虑，只能适用民法。
一周后，老人接到了陈晨的电话，不过这次没让他们失望：要到他家再核对一些情况。
陈晨那天去顾慰源家之前，已经跑了公证处等单位。结果还算顺利，就是要一步步按要求：登报公示、笔迹鉴定、遗嘱鉴定？？顾慰源后来说，估计是机构和机构沟通要方便些
于是，陈晨拿了一堆材料来到顾慰源家，由他查看、签字。
“终于有了接收机构。”顾慰源难掩喜悦，忙戴上老花眼镜仔细翻看材料。有两个工作需要他亲自去做：公证处要做遗嘱的笔迹鉴定，必须找到老人过去的档案。此外，还要和李清泉的兄妹们确认是否同意遗嘱意见。
顾慰源先给南京大学打电话找档案。等了一周左右，对方回复李清泉的档案已经调回上海。顾慰源去民政部门，结果没有找到。
陈晨又去了街道办。翻箱倒柜，最后在一叠故纸堆中翻出已经泛黄的李清泉档案。
9月，终于可以笔迹鉴定了，顾慰源和陈晨在公证处一位中年女办事员的带领下，找到了对应的司法鉴定机构。“一个字需要几十元，这份遗嘱算下来需要一万多元。我之前登报公证已经花了一些钱了。”顾慰源有些没底：捐房的事情还没大着落，钱却要先花出去了。
所幸的是，“那位鬓角斑白的鉴定中心负责人，得知这个事后说这是老人们的一片心意，他十分感动。决定不收任何费用，找几个党员加个班就好了。”顾慰源心中一阵感激。1个月后，笔迹鉴定结果出来。
与此同时，顾慰源还得跟舅舅的兄妹进行遗嘱意见确认。公证处的人说，这是为了防止日后产生纠纷，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舅舅去世时都96岁了，他的姐姐和弟弟，我们根本就没有联系。姐姐即便在世也得100岁左右吧。可公证处说，人不在了也要死亡证明。”顾慰源只得拿起电话，向亲戚们四处打听。
几番询问，老人们竟然都还在世。“舅舅的弟弟在北京、姐姐在香港。于是，我把遗嘱复印件寄给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再让他们把回复的信件，直接寄到公证处。”1个多月时间过去后，公证处打电话告诉顾慰源，虽然他小舅舅已经签了字，但文件上没有“说明意见”。公证处领导也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曲折，最后打电话到北京确认。
但是，公证处一直没有收到香港的信件。顾慰源打电话到香港，对方说早就寄出来了。也许信件遗失了，只能重新邮寄。此时，李清泉的姐姐在成都旅游时中风，只好又由她的子女代办了一切。
12月中旬，遗嘱鉴定终于结束。2012年1月8日 ，在一个大型慈善活动中，顾慰源把象征着房屋产权的金钥匙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分会。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件善举，引得一片称赞之声。
可这事情，还没完。
变现
“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捐房的情况，算是第一次吃螃蟹吧。律师告诉我们，李清泉老人遗嘱说捐给希望工程，所以，房子要变现，我们得先是接受主体。”陈晨说。
这边顾慰源却已经疲惫不堪：“怎么过户、变现，我也不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的意见是按照老人要求捐给西南地区的希望工程就行。”
不过，现在还考虑不到如何变现的问题。按照程序，先需要把房子过户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分会名下。他们觉得，也许拍卖是个公开、透明的方式。但具体办法，仍在商量之中。
上海徐汇区对口支援云南红河州，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分会就联系到红河州。他们初步打算在那建两座希望小学。
“包括舅舅剩下的存款。我的想法是一所小学叫李清泉爱心小学，一所叫汤梅君爱心小学，剩下的钱可以当奖学金，长期资助爱心小学里的孩子读书。”顾慰源说。
2012年，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房价松动，处于上海中心地带的徐汇区众多楼盘更是大幅降价。“我舅舅去世时房子估价400万，现在听说只剩290万了。要是早点办好，这110万不就投给希望工程了。”顾慰源有些惋惜。
现在，顾慰源夫妇和陈晨最关心的是房子如何顺利过户，能不能和税务部门协商，省掉中间费用。“契税、印花税还有一些费算下来估计至少十几万。”顾慰源掰了掰手指头。
2012年春节前后，陈晨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件事上。“我们正抓紧沟通过户减免税费的事，尽量把钱投到希望工程上，市慈善基金会在帮忙沟通，估计希望很大。”陈晨说，如果把房子捐给他们做工作用房，可以免税。如果不是，就要交税。
上海老夫妇生前约定捐房产的消息传开后，顾慰源和徐汇分会已经接受了五六家上海媒体的采访。也有人提出，个中过程如何做到公开透明。
陈晨承诺说：“我们每一项工作和手续都要报告经顾老同意后，才能继续，必须符合李清泉夫妇的愿望。而且，我们所产生的费用、收支开支等清单每季度都会公示出来。这次捐赠，包括房子的建设成本、工作费用等等我们都要进行追踪，报告给顾老，并公示出来。”
房子变现后，他们和顾慰源将亲赴云南，准备建设爱心小学的事宜。
“以后，房子等不动产的捐赠会越来越多，我期待制度上进行一些改善，为老百姓做慈善提供方便。但进行程序改善时也要考虑周全。”说话时，他正走在大街上，赶着去办一个手续。
《望东方周刊》记者钱贺进 | 上海报道
……
书桌上摆着李清泉最喜欢看的法文版《今日中国》，两只旧茶叶筒中的一只成为了笔筒。推开窗户便是26路公交始发站和一个老车行。只是在主人都故去后，这房间里显得更为静谧。
69岁的顾慰源，李清泉的外甥，用了1年多时间为这处住所寻找新的主人。按照两位老人的遗嘱，所有的一切都将无偿捐出，但是必须用于改善西南贫困地区儿童的学习生活。
这愿望看起来美好而简单，但是对于顾慰源和慈善事业来讲，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
遗产
2010年夏天，96岁的李清泉生病住院。一天下午，他把顾慰源叫到床边说：“遗嘱我已经写好了，在家里枕头下面。大家生活都还可以，我和你舅妈商量过，打算把房产捐给西南地区的贫困孩子。”
之前在2005年，他的妻子，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退休教师汤梅君也已过世。
有晚辈知道李清泉要捐出房子，曾一脸惋惜地说：“留着我们以后去上海，住住也可以。”李清泉听说后，在病床上意味深长地讲了句：“钱多无益。”
9月，南京大学退休教师李清泉也去世了。
这是他回到中国的第71个年头。1939年，风华正茂的李清泉从巴黎政治大学完成学业，在上海一家大公司做财务。
令人羡慕的高级白领职位于1956年结束。经历了三大改造之后，李清泉从工商业脱身，应聘到南京大学教授法语。而他的妻子汤梅君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教书一直到退休。
“文革”结束，一直作为“臭老九”的夫妇俩便也退休了。这就是普通上海市民李清泉和汤梅君在年轻时的故事。
不过，由于没有子女，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们就不得不雇保姆照顾生活。用顾慰源的话说：“他们每个月的退休金基本上就是保姆的工资。”
退休后一直到去世，老夫妇每月退休金加起来从200多元逐步涨到近3000元。2003年，他们将40年代建的旧房子卖掉，换了广元西路上的这套商品房。
和大多数人一样，李清泉和汤梅君的暮年生活简单而平静，听广播、看报纸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旋律。每次看到教育新闻时，李清泉总喜欢用笔做个记号。也许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他每天5点准时起床，看法文杂志、学习新词汇。顾慰源说：“我整理遗物，收集了一大叠手稿。他生前说，那是他手写的法文新词汇字典。”
年底的时候，李清泉和汤梅君的房子才会热闹起来。每年都会有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师生带着水果、花篮登门看望。顾慰源印象中，外国语学院的党委书记也曾来访。
晚辈们都分散在北京、香港、广西等地。顾慰源其实是他们在上海的唯一亲人。他退休前在华东理工大学教书。住在闵行区的他每周都要拎点东西，坐40分钟地铁上门看看舅舅、舅妈。
每次外甥过来，不喜欢说话的李清泉都会谈论时事，偶尔也语气激动地批判社会。总之，像个老派知识分子那样。
在顾慰源的记忆中，留学过法国的李清泉并不浪漫。有10多年时间他没有看到过老夫妇给自己添置新外套，只是冬天买几件保暖衣、保暖裤。整理遗物，顾慰源发现保存最好的就是法文书籍和一些老照片。
不过，顾慰源如今也想不起来，他们平淡的人生与西南地区有何因缘，以至于要把房子捐给这里的孩子，“也许因为，他们都是搞教育的。所以要给孩子。”
按照老夫妇的遗愿，他们的骨灰都“肥田处理”。这样，他们这一辈子就留下了这处还算体面的住房以及10万元存款。按照遗嘱，顾慰源可以使用其中的1万元来处理李清泉的后事以及捐赠事宜。
请示
办理完李清泉的丧事，顾慰源就开始忙乎捐房的事情。
他记得，李清泉在病床上曾提起要捐给希望工程。2010年12月，顾慰源上网查到了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地址，“应当不会太复杂，带上身份证、房产证、遗嘱估计就差不多了。”
第二天，顾慰源就和妻子信心满满地挤上地铁去黄浦区的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地铁上，他一身休闲装，戴着棒球帽，准备办完回去打球。
这间办公室在进贤路上的一栋小洋房里。顾慰源还记得，门口的桌子上有一个翻开的登记本，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捐款金额、捐款人签名。
接待的小姑娘热情地请顾老夫妇入座。顾慰源把情况说了下，对方却有些迟疑。她说，“这里只收钱，你们稍等下，我上楼问下领导。”
顾慰源的妻子有些疑惑：“登记完房子、签个名不就行了吗？”
几分钟后，小姑娘下来，客气地把他们领到楼上。一位五六十岁的中年人接待了他们。这位领导给顾慰源夫妇倒了水，听他们把情况说了一遍，犹豫了片刻。
最后，对方让他们留下证件复印件，回去等消息。
走出办公楼，顾慰源的妻子脸上掠过一丝不悦：为什么捐个房子，还要等消息。顾慰源安慰说：“人家也都蛮客气的，他们不是说，一般都接受钱款，没遇到这种情况。”
一周后，那位领导打来电话，“办不了”。顾慰源说，他表示没遇到过房产捐赠。而且老人已经过世，如果想捐赠，应该先去公证处做遗嘱公证。
听完电话，一向脾气温和的顾慰源也有点不开心。这时已经是2011年春节前夕，他决定先放下这事。
说是年后再说，但舅舅一家的托付还是让顾慰源满心焦急。节后上班第一天，顾慰源和妻子便带上证件到公证处。这次他不再那么轻松，心中默默祈求能够顺利。
公证处的办公大厅和银行一样，摆着几行冷冰冰的金属椅子。顾慰源走到门口取了一个排队的号，坐回椅子。
等了半小时，终于轮到顾慰源。窗口里年轻小伙子的迎面微笑，让这老人终于感到些轻松。不过，听他讲完情况，小伙子淡淡地说：“我请示下领导。”
出路
隔着玻璃窗，顾慰源看到小伙子拿起电话。一会儿他告诉顾慰源：这事情办起来有点麻烦，“你留下证件复印件和联系方式，回头给你电话。”
于是，顾慰源夫妇失落地回家了。他到处咨询，一个相关机构的人曾建议：实在不行可以交给法院。
退休前在高校搞仪器设备研究的顾慰源一头雾水。“我听说法院判决都得有原告、被告，这算怎么回事。不过，我也想好了，最后没办法就让法院判决，该判给谁判给谁，只要最后能用到贫困地区孩子身上。现在搁那，每年的物业费、水电费都得2000多。”
四五天后，公证处来电话说：“这种情况，直接找民政局。”
顾慰源听到这，反而有些轻松。他有些揣测地对妻子说：“估计不需要公证了，以往看人家捐衣服、桌椅什么的直接给民政局了，我们这个属实物捐赠，估计也是直接给他们。到时跟民政局说下，用在希望工程上，就好了。”
数日后，顾慰源和老伴来到徐汇区民政局，找到了捐资救助部门。这次，民政部门没有让他们交复印件等电话。
一个小伙子麻利地说：“这个找慈善部门比较好，你们愿不愿意捐给他们呢？”
顾慰源揉了揉疲惫的眼睛，管不了什么部门什么组织了，“我说只要政府的、值得信任的都行”。于是，小伙子又打了一通电话。
10分钟后，他告诉顾慰源：“慈善基金会徐汇分会答应接受，我带你们去吧，不远。”
夫妇俩跟着他走了十几分钟。顾慰源在上海慈善基金会徐汇分会的小楼门前还犹豫了下，走了进去。
这天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是陈晨。“顾老夫妇到我这时一脸疲惫地说，他们跑了很多地方，一直没有头绪。这么大年纪到处奔波，没有放弃，我听后就心生感动。”陈晨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遇到捐赠房屋的情况。听完顾慰源的讲述，他也只能让对方留下复印件，回去等电话。
顾慰源心中嘀咕：“会不会反悔？”只是，既然已经到这步了，回去等消息吧。
笔迹鉴定
送走顾慰源之后，“我们意识到可能会涉及房产纠纷等问题。我们这边商量了下，觉得几位老人十分可敬，这也是我们慈善组织职责所在，我们打算先接下来，看可不可以操作，有什么困难跟老先生商量一起克服。”陈晨说，“以往的实物捐赠没有这么复杂。”
他与领导商量了许久。关于捐房，相关慈善法规都没有明文内容。他们最后考虑，只能适用民法。
一周后，老人接到了陈晨的电话，不过这次没让他们失望：要到他家再核对一些情况。
陈晨那天去顾慰源家之前，已经跑了公证处等单位。结果还算顺利，就是要一步步按要求：登报公示、笔迹鉴定、遗嘱鉴定？？顾慰源后来说，估计是机构和机构沟通要方便些
于是，陈晨拿了一堆材料来到顾慰源家，由他查看、签字。
“终于有了接收机构。”顾慰源难掩喜悦，忙戴上老花眼镜仔细翻看材料。有两个工作需要他亲自去做：公证处要做遗嘱的笔迹鉴定，必须找到老人过去的档案。此外，还要和李清泉的兄妹们确认是否同意遗嘱意见。
顾慰源先给南京大学打电话找档案。等了一周左右，对方回复李清泉的档案已经调回上海。顾慰源去民政部门，结果没有找到。
陈晨又去了街道办。翻箱倒柜，最后在一叠故纸堆中翻出已经泛黄的李清泉档案。
9月，终于可以笔迹鉴定了，顾慰源和陈晨在公证处一位中年女办事员的带领下，找到了对应的司法鉴定机构。“一个字需要几十元，这份遗嘱算下来需要一万多元。我之前登报公证已经花了一些钱了。”顾慰源有些没底：捐房的事情还没大着落，钱却要先花出去了。
所幸的是，“那位鬓角斑白的鉴定中心负责人，得知这个事后说这是老人们的一片心意，他十分感动。决定不收任何费用，找几个党员加个班就好了。”顾慰源心中一阵感激。1个月后，笔迹鉴定结果出来。
与此同时，顾慰源还得跟舅舅的兄妹进行遗嘱意见确认。公证处的人说，这是为了防止日后产生纠纷，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舅舅去世时都96岁了，他的姐姐和弟弟，我们根本就没有联系。姐姐即便在世也得100岁左右吧。可公证处说，人不在了也要死亡证明。”顾慰源只得拿起电话，向亲戚们四处打听。
几番询问，老人们竟然都还在世。“舅舅的弟弟在北京、姐姐在香港。于是，我把遗嘱复印件寄给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再让他们把回复的信件，直接寄到公证处。”1个多月时间过去后，公证处打电话告诉顾慰源，虽然他小舅舅已经签了字，但文件上没有“说明意见”。公证处领导也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曲折，最后打电话到北京确认。
但是，公证处一直没有收到香港的信件。顾慰源打电话到香港，对方说早就寄出来了。也许信件遗失了，只能重新邮寄。此时，李清泉的姐姐在成都旅游时中风，只好又由她的子女代办了一切。
12月中旬，遗嘱鉴定终于结束。2012年1月8日 ，在一个大型慈善活动中，顾慰源把象征着房屋产权的金钥匙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分会。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件善举，引得一片称赞之声。
可这事情，还没完。
变现
“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捐房的情况，算是第一次吃螃蟹吧。律师告诉我们，李清泉老人遗嘱说捐给希望工程，所以，房子要变现，我们得先是接受主体。”陈晨说。
这边顾慰源却已经疲惫不堪：“怎么过户、变现，我也不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的意见是按照老人要求捐给西南地区的希望工程就行。”
不过，现在还考虑不到如何变现的问题。按照程序，先需要把房子过户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分会名下。他们觉得，也许拍卖是个公开、透明的方式。但具体办法，仍在商量之中。
上海徐汇区对口支援云南红河州，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区分会就联系到红河州。他们初步打算在那建两座希望小学。
“包括舅舅剩下的存款。我的想法是一所小学叫李清泉爱心小学，一所叫汤梅君爱心小学，剩下的钱可以当奖学金，长期资助爱心小学里的孩子读书。”顾慰源说。
2012年，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房价松动，处于上海中心地带的徐汇区众多楼盘更是大幅降价。“我舅舅去世时房子估价400万，现在听说只剩290万了。要是早点办好，这110万不就投给希望工程了。”顾慰源有些惋惜。
现在，顾慰源夫妇和陈晨最关心的是房子如何顺利过户，能不能和税务部门协商，省掉中间费用。“契税、印花税还有一些费算下来估计至少十几万。”顾慰源掰了掰手指头。
2012年春节前后，陈晨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件事上。“我们正抓紧沟通过户减免税费的事，尽量把钱投到希望工程上，市慈善基金会在帮忙沟通，估计希望很大。”陈晨说，如果把房子捐给他们做工作用房，可以免税。如果不是，就要交税。
上海老夫妇生前约定捐房产的消息传开后，顾慰源和徐汇分会已经接受了五六家上海媒体的采访。也有人提出，个中过程如何做到公开透明。
陈晨承诺说：“我们每一项工作和手续都要报告经顾老同意后，才能继续，必须符合李清泉夫妇的愿望。而且，我们所产生的费用、收支开支等清单每季度都会公示出来。这次捐赠，包括房子的建设成本、工作费用等等我们都要进行追踪，报告给顾老，并公示出来。”
房子变现后，他们和顾慰源将亲赴云南，准备建设爱心小学的事宜。
“以后，房子等不动产的捐赠会越来越多，我期待制度上进行一些改善，为老百姓做慈善提供方便。但进行程序改善时也要考虑周全。”说话时，他正走在大街上，赶着去办一个手续。
《望东方周刊》记者钱贺进 | 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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