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出穆巴拉克一年记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穆巴拉克,埃及
- 发布时间:2012-03-01 14:04
2月11日，年仅16岁的埃及少年哈辛在略显空旷的解放广场站着等活儿干。
他身材高瘦，浓眉大眼，上身穿着厚重的棉衣，下面却赤脚穿着一双拖鞋，满是泥巴，一脸憨厚腼腆的笑容。
哈辛其实是一位资深“职业示威者”。一年多来，他混迹在像被淋了热油的蚁巢般乱作一团的埃及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几乎参加了穆巴拉克下台后的所有示威和抗议活动。
一年前的今天，统治埃及长达30多年的前总统穆巴拉克递交辞呈，曾有数万民众聚集在开罗政治坐标——解放广场见证了穆巴拉克下台。随后，坦塔维领衔军方掌权，大批政治党派成立，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承诺尽快启动还权于民、军队返回军营等政治进程。
但推翻旧政权的喜悦很快变成挫败感。“拯救革命”、“清除穆巴拉克政权残余”、“民族团结”、“结束军统、还政于民”等口号喊了一整年，示威群众和军方、政府之间的拉锯战仍在解放广场这个方寸之地不断上演和升级。
今天，一些青年组织发出倡议，要以一场全国大罢工来纪念穆巴拉克下台，并敦促军方尽快移交权力。于是哈辛又一次来到了解放广场。
他说话带有浓重的埃及土语口音，这是没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体现。除了能流畅地喊出“军方下台”、“交还权力”等口号外，“日薪”50埃镑似乎对他是最大的吸引力。每有示威抗议活动，哈辛都在解放广场从早呆到晚。“一有冲突，就有人骑着摩托车，发给我们武器，”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而至于他的“雇主”，他只能笼统指认是埃及人。
到了上午11点，广场上还是稀稀落落，只有二三十人高喊着“军方下台”、“血债血偿”的口号到广场附近的街区“圈人”。走在队伍最前的，都是和哈辛年纪相仿的青少年。
全国范围内的大罢工最终没有实现。“我们希望埃及越来越好，为了国家，我们选择在这一天继续工作，而不是罢工和抗议，”一位公交车司机说。
解放广场上寂寞而稀疏的抗议队伍刚走到距离解放广场一箭之地的内政部大楼胡同口，就被便衣警察拦了下来。杂货店老板穆斯塔法看在眼里，摇摇头告诉本刊记者：“罢工并不是解决埃及问题的最好办法。”
“穆巴拉克的旧制度依然在管理埃及”
“大乱”已过一年，“大治”还未实现。一场血腥的球迷惨案给了愤怒的埃及人重回解放广场的充分理由。
2月1日，埃及塞得港队和到访的阿赫利队发生“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球迷骚乱。至少74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的血腥数字使得这天成为“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次日，义愤填膺的开罗阿赫利队球迷走上街头，要求“军方下台”、“内政部长辞职”。
“90后”埃及青年艾哈迈德觉得，“整个事件就是一个阴谋”。“比赛结束后，准备离场的观众发现球场出口被焊住了，塞得港的球迷径直冲进球场追打阿赫利队队员。当大规模冲突爆发时，场边的警察不作为，任由事态恶化。”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尽管穆巴拉克时代已经终结，其政权的两极：强硬的警察政权和不公的经济体制依然存在。”开罗美国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拉巴布.马哈迪说。
现年32岁的十月六日城大学教授艾哈迈德.阿卜杜勒则告诉本刊记者：“我对埃及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一点都不满意。革命前，经济发展缓慢，旅游业是支柱；革命后旅游业也急速衰落，国民经济基本陷入停滞。”
“现在穆巴拉克的旧制度依然在管理埃及。与过去相比，军方在埃及政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代行部分总统权力；政府内仍有许多穆巴拉克时期的政客，比如现任总理詹祖里，指望他们判处穆巴拉克、根除社会不公根本不现实，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阿卜杜勒说。
自动荡开始至今，埃及总理从沙菲克、谢拉夫再到詹祖里已换三届。谢拉夫上台时称其合法性来自解放广场，却最终因示威冲突而黯然下台。而79岁临危受命的詹祖里一上台就遭到一小撮青年分子的抵制，示威曾导致持续数日的冲突。
发生在塞得港的球迷骚乱催生了新一轮的政局动荡，要求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军方移交权力、内政部长解职、警察系统重组的呼声日益高涨。
广场示威成为谋生手段
在贫困率高达40%的埃及，广场示威活动成为一些像哈辛一样的埃及人的谋生手段。有身份不明的人给示威者提供免费饭食，还有一些人花钱雇用无业青年或暴徒专门搞破坏，挑衅军警，引发冲突。
频发的示威和冲突，给外界造成埃及社会动荡的印象，游客人数和投资锐减。去年埃及外汇储备下降了一半，经济复苏极为缓慢，社会治安恶化。
32岁的马尔瓦在埃及田径运动员协会工作，收入中等。几个月前，她刚走出地铁站口，便被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抢走了价值2000多埃镑的项链。
“现在都是光天化日下抢劫了。”她说。还有一次她晚上乘坐地铁女性专用车厢，上来3名女性劫匪，其中一人拿着小刀，威胁乘客交出钱物。还好她急中生智，匆忙把镯子塞进嘴里，只把钱包里的200多埃镑交给劫匪。
即使在开罗的偏远市区，一套中等大小的两居室也需要40万埃镑。马尔瓦没有经济实力买房，她和丈夫租住的公寓月租1300埃镑，相当于她收入的一半。她抱怨说，革命虽然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社会不安全，没有秩序。
在解放广场，三十岁的出租车司机亚西尔告诉记者，由于埃及政治局势不稳，他的收入锐减。动荡之前，他每个月能挣到2500埃镑以上，每隔几天就能拉到外国游客。而动荡后的一年里，他只拉过两个外国游客，一个美国人，一个利比亚人，月收入徘徊在1000到1200埃镑之间。
看到解放广场仍有抗议者聚集，他愤恨地说，政府应该将这些人都抓起来，因为抗议活动严重阻碍了埃及经济发展。他认为应该给詹祖里总理一个机会，毕竟距离总统选举只有半年时间了。
“穆巴拉克时期有一样好处，就是社会安全有序，现在到处都有打架、抢劫事件，没人遵守法律。总统选举前，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应该采取强硬措施，控制国家局势，禁止示威活动，发展生产。”他说。
但也有埃及人坚信穆巴拉克时代不如目前局势好，“穆巴拉克在位时发生的骚乱更厉害，只是没有被广泛报道而已。”埃及金字塔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专家塔里克.苏努提说。
他认为：“这次球迷骚乱根本是有预谋的犯罪，肇事者都是埃及民族党的支持者，目的是让埃及民众产生错觉——即如果穆巴拉克还在，就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革命后，青年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
一年已过，那些凭着一腔热血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的埃及青年们已经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当时的所作所为。
“革命后，青年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许多人失去了原来的工作，更多的则是找不到工作。”阿卜杜勒告诉记者。
他的观点在21岁的阿卜杜勒.艾哈迈德身上得到了验证。革命前，这名开罗大学高等教育系大三的学生在餐馆兼职做服务员，月收入700埃镑。
革命后，这个埃及青年在一个户外运动商品公司做职员，工资每月900，比革命前多了200，但涨的这些钱全部被通胀吃掉了。“现在每月伙食费、房租以及零花钱大约需要1500埃镑，过去1000左右就够了，无奈之下我和５个同学又回到解放广场找点零活做。”他告诉记者。
“关于未来，我希望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希望社会稳定，不用再被恶棍和打斗包围、每天担惊受怕。”艾哈迈德说。
对于新当选的政党和议员，他持观望态度，只希望他们能够维护民众利益，“我们暂且给他们四年的时间，如果发现他们不能带来安定和繁荣，我们会再次发动革命，推翻他们。”
2012年2月，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上，无数示威民众踩踏过后，花坛和草坪已经变得光秃秃的。广场旁边有一群不起眼的年轻人，他们毕业于开罗大学、艾因夏姆斯大学、埃兹哈尔大学等埃及一流学府，却每天在解放广场附近的几条街道上游荡，靠为来往的示威人群和游客画国旗、涂口号赚钱度日。
领头的年轻人叫谢拉夫，与埃及过渡政府前总理同名。2010年他从开罗大学毕业后有段时间没找到工作，经常花1埃镑坐地铁到解放广场附近和几个同学闲逛。
当时广场边上的国家博物馆游人如织，他们靠着蹩脚的英文做点翻译，赚几个小钱。2011年1月开罗乱了之后，广场边作画的油画家不见了，谢拉夫就和同学凑了30埃镑，买了些油彩，继承下了油画摊子。
“那时候穆巴拉克还没有下台，广场比现在安全，到处都是往来的游客。”谢拉夫把两埃镑塞进口袋，一边在记者手上涂鸦，一边闲聊。不到一分钟，记者的手背上便绽开了一面笔法简陋、颜色并不协调的红、白、黑三色国旗。
落日的余晖洒在他那张黝黑的脸上，映出不应属于年轻人的迷茫。夕阳下，一群议员走出谢拉夫身边的人民议会大楼，他们承载着所有埃及民众的希望，这其中，就有一份来自谢拉夫。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李来房 | 埃及开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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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材高瘦，浓眉大眼，上身穿着厚重的棉衣，下面却赤脚穿着一双拖鞋，满是泥巴，一脸憨厚腼腆的笑容。
哈辛其实是一位资深“职业示威者”。一年多来，他混迹在像被淋了热油的蚁巢般乱作一团的埃及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几乎参加了穆巴拉克下台后的所有示威和抗议活动。
一年前的今天，统治埃及长达30多年的前总统穆巴拉克递交辞呈，曾有数万民众聚集在开罗政治坐标——解放广场见证了穆巴拉克下台。随后，坦塔维领衔军方掌权，大批政治党派成立，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承诺尽快启动还权于民、军队返回军营等政治进程。
但推翻旧政权的喜悦很快变成挫败感。“拯救革命”、“清除穆巴拉克政权残余”、“民族团结”、“结束军统、还政于民”等口号喊了一整年，示威群众和军方、政府之间的拉锯战仍在解放广场这个方寸之地不断上演和升级。
今天，一些青年组织发出倡议，要以一场全国大罢工来纪念穆巴拉克下台，并敦促军方尽快移交权力。于是哈辛又一次来到了解放广场。
他说话带有浓重的埃及土语口音，这是没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体现。除了能流畅地喊出“军方下台”、“交还权力”等口号外，“日薪”50埃镑似乎对他是最大的吸引力。每有示威抗议活动，哈辛都在解放广场从早呆到晚。“一有冲突，就有人骑着摩托车，发给我们武器，”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而至于他的“雇主”，他只能笼统指认是埃及人。
到了上午11点，广场上还是稀稀落落，只有二三十人高喊着“军方下台”、“血债血偿”的口号到广场附近的街区“圈人”。走在队伍最前的，都是和哈辛年纪相仿的青少年。
全国范围内的大罢工最终没有实现。“我们希望埃及越来越好，为了国家，我们选择在这一天继续工作，而不是罢工和抗议，”一位公交车司机说。
解放广场上寂寞而稀疏的抗议队伍刚走到距离解放广场一箭之地的内政部大楼胡同口，就被便衣警察拦了下来。杂货店老板穆斯塔法看在眼里，摇摇头告诉本刊记者：“罢工并不是解决埃及问题的最好办法。”
“穆巴拉克的旧制度依然在管理埃及”
“大乱”已过一年，“大治”还未实现。一场血腥的球迷惨案给了愤怒的埃及人重回解放广场的充分理由。
2月1日，埃及塞得港队和到访的阿赫利队发生“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球迷骚乱。至少74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的血腥数字使得这天成为“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次日，义愤填膺的开罗阿赫利队球迷走上街头，要求“军方下台”、“内政部长辞职”。
“90后”埃及青年艾哈迈德觉得，“整个事件就是一个阴谋”。“比赛结束后，准备离场的观众发现球场出口被焊住了，塞得港的球迷径直冲进球场追打阿赫利队队员。当大规模冲突爆发时，场边的警察不作为，任由事态恶化。”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尽管穆巴拉克时代已经终结，其政权的两极：强硬的警察政权和不公的经济体制依然存在。”开罗美国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拉巴布.马哈迪说。
现年32岁的十月六日城大学教授艾哈迈德.阿卜杜勒则告诉本刊记者：“我对埃及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一点都不满意。革命前，经济发展缓慢，旅游业是支柱；革命后旅游业也急速衰落，国民经济基本陷入停滞。”
“现在穆巴拉克的旧制度依然在管理埃及。与过去相比，军方在埃及政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代行部分总统权力；政府内仍有许多穆巴拉克时期的政客，比如现任总理詹祖里，指望他们判处穆巴拉克、根除社会不公根本不现实，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阿卜杜勒说。
自动荡开始至今，埃及总理从沙菲克、谢拉夫再到詹祖里已换三届。谢拉夫上台时称其合法性来自解放广场，却最终因示威冲突而黯然下台。而79岁临危受命的詹祖里一上台就遭到一小撮青年分子的抵制，示威曾导致持续数日的冲突。
发生在塞得港的球迷骚乱催生了新一轮的政局动荡，要求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军方移交权力、内政部长解职、警察系统重组的呼声日益高涨。
广场示威成为谋生手段
在贫困率高达40%的埃及，广场示威活动成为一些像哈辛一样的埃及人的谋生手段。有身份不明的人给示威者提供免费饭食，还有一些人花钱雇用无业青年或暴徒专门搞破坏，挑衅军警，引发冲突。
频发的示威和冲突，给外界造成埃及社会动荡的印象，游客人数和投资锐减。去年埃及外汇储备下降了一半，经济复苏极为缓慢，社会治安恶化。
32岁的马尔瓦在埃及田径运动员协会工作，收入中等。几个月前，她刚走出地铁站口，便被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抢走了价值2000多埃镑的项链。
“现在都是光天化日下抢劫了。”她说。还有一次她晚上乘坐地铁女性专用车厢，上来3名女性劫匪，其中一人拿着小刀，威胁乘客交出钱物。还好她急中生智，匆忙把镯子塞进嘴里，只把钱包里的200多埃镑交给劫匪。
即使在开罗的偏远市区，一套中等大小的两居室也需要40万埃镑。马尔瓦没有经济实力买房，她和丈夫租住的公寓月租1300埃镑，相当于她收入的一半。她抱怨说，革命虽然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社会不安全，没有秩序。
在解放广场，三十岁的出租车司机亚西尔告诉记者，由于埃及政治局势不稳，他的收入锐减。动荡之前，他每个月能挣到2500埃镑以上，每隔几天就能拉到外国游客。而动荡后的一年里，他只拉过两个外国游客，一个美国人，一个利比亚人，月收入徘徊在1000到1200埃镑之间。
看到解放广场仍有抗议者聚集，他愤恨地说，政府应该将这些人都抓起来，因为抗议活动严重阻碍了埃及经济发展。他认为应该给詹祖里总理一个机会，毕竟距离总统选举只有半年时间了。
“穆巴拉克时期有一样好处，就是社会安全有序，现在到处都有打架、抢劫事件，没人遵守法律。总统选举前，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应该采取强硬措施，控制国家局势，禁止示威活动，发展生产。”他说。
但也有埃及人坚信穆巴拉克时代不如目前局势好，“穆巴拉克在位时发生的骚乱更厉害，只是没有被广泛报道而已。”埃及金字塔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专家塔里克.苏努提说。
他认为：“这次球迷骚乱根本是有预谋的犯罪，肇事者都是埃及民族党的支持者，目的是让埃及民众产生错觉——即如果穆巴拉克还在，就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革命后，青年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
一年已过，那些凭着一腔热血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的埃及青年们已经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当时的所作所为。
“革命后，青年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许多人失去了原来的工作，更多的则是找不到工作。”阿卜杜勒告诉记者。
他的观点在21岁的阿卜杜勒.艾哈迈德身上得到了验证。革命前，这名开罗大学高等教育系大三的学生在餐馆兼职做服务员，月收入700埃镑。
革命后，这个埃及青年在一个户外运动商品公司做职员，工资每月900，比革命前多了200，但涨的这些钱全部被通胀吃掉了。“现在每月伙食费、房租以及零花钱大约需要1500埃镑，过去1000左右就够了，无奈之下我和５个同学又回到解放广场找点零活做。”他告诉记者。
“关于未来，我希望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希望社会稳定，不用再被恶棍和打斗包围、每天担惊受怕。”艾哈迈德说。
对于新当选的政党和议员，他持观望态度，只希望他们能够维护民众利益，“我们暂且给他们四年的时间，如果发现他们不能带来安定和繁荣，我们会再次发动革命，推翻他们。”
2012年2月，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上，无数示威民众踩踏过后，花坛和草坪已经变得光秃秃的。广场旁边有一群不起眼的年轻人，他们毕业于开罗大学、艾因夏姆斯大学、埃兹哈尔大学等埃及一流学府，却每天在解放广场附近的几条街道上游荡，靠为来往的示威人群和游客画国旗、涂口号赚钱度日。
领头的年轻人叫谢拉夫，与埃及过渡政府前总理同名。2010年他从开罗大学毕业后有段时间没找到工作，经常花1埃镑坐地铁到解放广场附近和几个同学闲逛。
当时广场边上的国家博物馆游人如织，他们靠着蹩脚的英文做点翻译，赚几个小钱。2011年1月开罗乱了之后，广场边作画的油画家不见了，谢拉夫就和同学凑了30埃镑，买了些油彩，继承下了油画摊子。
“那时候穆巴拉克还没有下台，广场比现在安全，到处都是往来的游客。”谢拉夫把两埃镑塞进口袋，一边在记者手上涂鸦，一边闲聊。不到一分钟，记者的手背上便绽开了一面笔法简陋、颜色并不协调的红、白、黑三色国旗。
落日的余晖洒在他那张黝黑的脸上，映出不应属于年轻人的迷茫。夕阳下，一群议员走出谢拉夫身边的人民议会大楼，他们承载着所有埃及民众的希望，这其中，就有一份来自谢拉夫。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李来房 | 埃及开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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