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分羹谁是受益者？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进行的分税制改革，迄今已经过去了近20年的时间。在20年的时间里，我国中央财政收入从几千亿人民币增长到了十万亿人民币。与此同时，税制改革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眼下似乎正是一个恰当的，可以返回头审视这项改革效果的时刻。

　　税制改革从数量到质量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所进行的分税制改革前夜，依稀记得朱镕基总理曾说过类似这样的一段话：如果国家财政收入超过一万亿，那么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办成很多大事。

　　当时中国财政收入大约是几千亿的水平，中央财政极其困难，甚至曾发生过中央向地方借钱，之后还不起的情况--在这个背景之下，不但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下马，还有后来令普通民众印象深刻的“抓大放小”和“下岗再就业”。

　　时至今日，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税制改革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似乎眼下正是一个恰当的、可以返回头审视这项改革效果的时刻。

　　根据财政部今年一月份公布的数据，在去年，我国的中央财政收入首次超过十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有人对这一数量级的意义不是很清楚，那么可以借鉴几个其它国家的财政收入数字：2011年，美国的财政收入大约是在4.5万亿美元，英、法、德、日大约在8000亿到1.5万亿美元这个区间上。

　　因此，可以说，分税制改革扩大中央财政收入的目标是达到了。当然，这也与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提高有很大关系。

　　与之相对应的是，超级工程，例如我国在航海，航天、航空等领域上的突破，超级城市、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不断涌现，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从这个角度上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标也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那么，如果我们再进行税制改革的话，我们的目标又将是什么？

　　其实温家宝总理已经给出了答案。他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让各种要素遵循市场原则取得收益，并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

　　这段话说得非常概括，不过如果从税收角度上理解，它包含两层含义，税收作为初次分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调节手段，不但要“兼顾效率和公平”，而且要让各纳税主体“依据市场原则取得收益，并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

　　如果用相对浅显的话语来解读，那就是实现收益多的要纳税，收益少的要少纳税的“公平”原则的同时，还要对收益主体的贡献进行评估，尽量避免对财富创造“效率”造成伤害，尽量避免打击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这段话也比较明确地说明，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数量”上的积累任务，接下来，需要提高“质量”，充分发挥税收的分配调节作用，为“兼顾效率和公平”打下基础。

　　理解了这一点，人们可能接下来会更关心，“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这句话的所指：一方面，相信既得利益者谁也不愿意成为“不合理因素”，而被加强调节；另一方面，盼望税改能为自己带来好处的人群，其诉求能否集中和正确的表达，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现在看来，所得税等与人民个体息息相关的税制改革呼声最高，但这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在当下，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在城镇人口已达总人口一半还强的情形下，其就业压力可想而知。

　　因此，鼓励和促进资本创办更多的企业或其它赢利、非赢利性实体，创造工作岗位，增加纳税人数量，也应该是税制改革的一个目标。

　　文/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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