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叙述存尴尬

　　“东亚”世界的叙述，有三个层面：民间、学界和官方。5月13日，中日韩三国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年内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并签署投资协定，为三国自贸区建设，奠定了法律和制度基础。此前，历经24年，三国分别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此次协定的签署，说明“东亚”叙述在官方层面，较之民间和学界，远远走在了前头。

　　可以看出，此次协定的签署，用的是三国概念，并未出现“东亚”字样。一方面表明三国官方在“东亚”叙述上的谨慎，另一方面也说明，“东亚”叙述即使在三国官方，也存在同样的尴尬——毕竟，中日韩三国，远不能涵盖“东亚”，朝核会谈是六方而非四方，也是注脚之一。

　　历史记忆不容回避

　　最近二十多年，学界有关“东亚”叙述的努力，在上述三国以及台湾，不绝如缕，但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形是：各自表述，鸡同鸭讲，达不成任何共识。民间叙述是通过学界完成的，——它不可能形成完整、独立叙述，可见的部分，除与“东亚”叙述没什么关系的大众娱乐外，便是与历史记忆紧密关联的相互怨怼乃至仇恨。换句话说，民间叙述成了官方往来的制约因素，也曲折地影响了学术界交流的成效——谁也不敢忽视民间历史记忆的间歇性发作。

　　据知，近年有关“东亚”叙述的主力军，是韩国学界。日本知识人谈到“东亚”概念以及延伸话题时，极其小心谨慎，而中国知识人对“东亚”概念始终抱着提防心态，除个别学者专于此，另一些学者将其作为话头工具，绝大多数学者避之唯恐不及，因而成果了了。

　　造成尴尬的第一个原因，是痛苦、悲怆的历史记忆。历史上，东亚各国和地区相互纠葛，征伐占领，兵戎相见的悲剧不断上演，影响所及，至今不时发作，使该地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问题中心，严重妨碍了该地区的和平与和解进程。尽管经贸关系让身处该地区的成员隐约感觉到相互团结的重要，但任何可与历史勾连上的事件，都会使双边甚至多边关系，瞬间处于猜疑乃至敌对状态。远的不说，仅当今存在于该地区的难解矛盾，就包括中日领土领海之争、日韩领土领海之争、韩朝暂时休战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中韩中朝存在的各种矛盾、海峡两岸仍未达成全面政治和解的事实，以及俄日北方四岛争端、朝美敌对、美在韩日驻军等等。

　　概念模糊不清

　　第二个原因，是概念的模糊不清。东亚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它是地理概念、政治地缘概念，还是历史文化概念？它是某些成员的一厢情愿，还是所有成员间必要的共识，甚或世界各国认同的客观事实？东亚除中日韩三国，何种意义上包括朝鲜、台湾？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蒙古是否涵盖在此概念中？已经内在化于日韩台的美国，是否注定成为东亚(事实上)的成员之一？果如一些学者所说，东亚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儒家文化是它们共同的遗产，那么它应该包括越南吗？在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的过程中，如何排除美俄巨大的事实存在？

　　以上尴尬，无一虚构，都是真实而确切的存在，真可谓“东亚”叙述，牵一发而动全身，剪不断理还乱。

　　解铃还须系铃人。且不说“东亚”概念是否成立，该地区地理-政治上的事实存在，使得人们无法避而不谈“东亚”。全球化进程，使得该地区的和平和解必须提到议事日程，——其实，这一努力，几十年来从未停止，且有不同程度的收效。

　　政府层面，刚刚签署的中日韩协定，是其重要的进展之一。民间层面，5月23日至25日在东京举行的第十三届“东亚出版人会议”暨韩国Paju市东亚图书奖评选活动，亦是难得的努力之一。会议期间，“东亚”三国四地出版人、学者共同规划“东亚文化地图”，以及“走向东亚文化地图共有——如何描绘感情记忆”研讨活动，呈现了一个“东亚叙述”的视角，其中后者尤值得关注和记述。

　　在《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中，学者孙歌谈了五个问题：东亚范畴、中国的亚洲论述、日韩东亚论述困境、东亚论述第一现场(在朝鲜半岛和冲绳)，以及“分断体制理论”与东亚论述难题。孙歌在“难以谈论东亚，又不能不谈东亚”的质疑中展开叙述。她认为，任何意义上，“东亚都无法作为一个单一自足的范畴成立”，东亚论述的目的既非为东亚一体化进程寻求正当性，亦非静态地求证什么是东亚，而是借助此一视角进入历史。在孙歌的认识中，寻求历史和解，进而才可谈论现实中的东亚，才是东亚论述当下的第一要义。的确，东亚各社会如果不能就历史达成谅解，任何谈论它的努力，都非常可疑。

　　美国“内在化于”东亚

　　孙歌论述可圈可点之处，是指出美国“内在化于”东亚这一基本事实，惜之她未能全面展开此一话题。无论文化的、历史的还是地理-政治的东亚是否确实存在，也不论处于该地区的成员是否有意愿成为东亚叙述的对象，美国“内在化于”东亚这一基本事实，使得东亚-亚洲论述，都不能脱离开美国而成立。

　　在通讯和交通发的今天，即使中国政府都愿意承认，美国是与中国隔洋相望的国家，中国从不反对美国“重返亚洲”(事实上，一百多年来，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东亚内部寻求和解，以及东亚各成员达成“现代化”的任何努力，都必须考虑美国因素的存在，离不开美国的参与(和介入)。仅拿中日——这一东亚内部和解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和解进程来说，也大概只有中美首先建立互信，才是可预的。换句话说，中美建立互信机制，是中日和解互信的前提条件。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载爵先生的《去殖民化：台湾历史重建的复杂经验》演讲，充满历史的悲怆、痛苦和曲折。林说，从去殖民化角度看，被殖民者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本该是以其自主性重新审视被殖民的经验，建立新的自我意识。但对台湾人民来说，此一过程，因新的统治者施加的统治策略和手段，而被压制，使得台湾去殖民化的历史重建任务，遭到延误，且走了一条曲折道路——这既是当代台湾最主要的经历，也是最重要的不可回避的课题。

　　在演讲的最后，林载爵引用了台湾历史学家周婉窈的一段话：21世纪第一个10年，台湾社会正面临如何整合两种历史记忆的关键性时刻。由于我们无法把时光拨回1945年，为了内部的融合，为了建立一个理性沟通的社会，这两种历史记忆必须处于开发状态，向对方敞开，甚至向一个更为遥远的过去敞开。唯有如此，分裂的社会才能获致“正反合”的生成力量。

　　以笔者观察，台湾“正反合”的生成力量，既离不开中国大陆，也离不开美国因素。台湾融入“东亚”社会，并非指日可待，它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大陆的政策，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大陆与美国互信结构的建立。

　　日本学者、出版人龙泽武和韩国出版人韩性峰的演讲，都是以批判美国而展开。龙泽通过反省战后日本出版界推动和平利用核能，以及背后的促动力量美国所起作用的教训，为东亚出版人应该承担怎样的历史责任，提出示范性警告，予人启发。而韩性峰以“韩流”大行其道为例，阐述了东亚自决自立，以及消除美国对东亚影响的可能性。

　　不论正面批评还是潜台词，主要演讲人的“东亚”论述，都无法抛开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在笔者看来，这构成了东亚叙述独立成章的第三个尴尬。不仅日本成为美国地区战略伙伴，美日安保条约甚至覆盖韩国和台湾；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美国是要角；朝韩南北和解进而统一，美国依然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即使海峡两岸的和平前景，美国因素亦不可忽视。在此意义上，美国到底是东亚论述的妨碍性因素，还是积极的建设性因素？结论恐怕既不取决于感情，也非会议争论所能得到。

　　还是那句老话，形势比人强。正如孙歌认为东亚论述只能采取动态策略一样，对东亚论述的美国因素，唯一的策略，恐怕也是历史-地缘政治的，以致文化-情感的。由于美国在东亚持续且深刻的存在，——它不仅已经塑造了东亚各社会的性格，未来东亚社会的各种存在方式，亦恐难剔除美国色调，这是事实，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台湾如此，韩日如此，恐怕俄罗斯、中国亦如此。

　　刘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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