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审批周期折射出什么？

　　日前，湛江市长王中丙在发改委门口亲吻批文的照片红遍网络。“官员”总给人四平八稳的印象，而这位市长在大庭广众下的举动，看来是动了真情。真情的背后，想必巨大的艰辛也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王市长在返回湛江的航班上，挥笔写下数千字的《湛江钢铁湛江梦》。在文中，人们可以看到梦想成真、终成正果的喜悦，也可以看到马拉松式审批的艰辛，还可以看到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一次次的努力和动员。一个项目审批34年，有多少官员多少次往返京湛两地？估计没人算得清。

　　更有意思的是，在王市长的文章中，我们感觉到政府更像个巨大的公司。700亿的投资项目，构想由政府提出、推进由政府落实、选址由政府拍板、投资由政府接洽，最后批准由更高一级的政府决定。似乎政府是整个项目的主角，投资企业只是配角。

　　地方政府用34年时间落实一个钢厂，确实不易，其中艰难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否则就不会有那忘情一吻。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政府官员的辛苦、不能因为项目会给当地经济带来贡献，就为政府叫好。如果这样的“好”叫多了，政府这样的好事做多了，我们岂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计划经济中，政府主导一切经济活动，表面上看是为了更加合理地配置经济资源，避免市场经济所谓的“盲目性”。但建国以来30余年的历史证明，政府对经济的参与越多，经济结果就越糟糕，人民生活水平就越落后。我们曾用计划经济“赶英超美”，但结果是国家陷入赤贫，与世界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这是因为邓小平放弃了计划经济模式，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动员了人们的自主创业和创富精神。如果政府对此认识不清，反而对自己“管理经济”的能力洋洋自得，打算用“计划”来替代“市场”、用“审批”来替代“竞争”，我们最终又会走回30多年前的老路。

　　湛江钢铁项目在34年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就开始审批，到现在依然要审批，只是审批部门的名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变成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34年前地方政府的梦想，终于在现任地方政府手里实现，这只能说明，计划经济模式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

　　王市长的吻，让我们看到整个广东乃至全国的钢铁产业，都是政府手中的一盘大棋。产能如何规划、在哪里建厂、上什么项目，这些都由各级“英明领导”来布局和构思。国家发改委构思全国棋局，地方政府为了在大棋局中分到一杯羹，必须前仆后继地“跑部钱进”，因拿到发改委的“路条”、批文而激动不已。

　　钢铁产业如此，其他产业亦是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央大笔一挥决定4万亿“救市”，结果发改委门庭若市，附近的餐馆、酒店生意爆棚。而今，经济再度陷入疲软，中央又有投资拉动迹象，发改委门口再次看见地方官员排起的长队，连清洁工都抱怨“这几天，垃圾都要多拉一车”。

　　湛江钢铁项目是一个商业决策，它本该由其利益攸关方来决定。负责投资的企业要算好财务回报，当地民众要在坏境损失、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中做出权衡，而地方政府则要尊重当地民意，并考虑是否符合国家法律。而现实中，湛江项目由政府推动，最后由远在北京的国家发改委决定，而做出决定居然用了34年。

　　一个项目历时34年通过审批，简直匪夷所思。难怪王市长说，若要用一个字描述整个项目的审批过程，只有“难”。

　　34年审批过程，报批者和审批者想必都换了几茬。一个项目的审查需要这么长时间，究竟是其中的问题太多，还是审批者的效率太低？如果是问题太多，那么一个34年都考虑不清楚的工业项目，其价值究竟有多大？如果是审批效率太低，设立这样的审批机构意义又何在？但又如何理解发改委一个月审批近百个项目的“高效”？

　　发改委过去34年都不批准湛江项目，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因为有太多问题和风险，那为何不让民众知情？而审批得以通过，是否又能告诉民众，这些风险和问题是如何化解的？项目最终通过审批，我们不禁又想问，为何发改委34年都不能否定一个项目，背后的角力和博弈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王市长的批文之吻，吻的是GDP和地方政绩；而从他在航班挥就的感慨之作，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地方官员的艰辛。但是，我们应该通过这个历时34年的审批，反思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分配、反思发改委不可思议的办事原则，更应该反思，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是否太过主动和活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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