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难未已

　　清政府在1898年秋天政治变动后的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安全与效益，原本问题不大的中外关系在那时却突然遇到了新障碍。

　　毓贤来了

　　北京政治变动的凉风很快吹遍全国。由于这场变动的主旨被说成是反对新法，因而各地的排外主义情绪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消停后又悄悄酝酿。这种情形尤以山东最严重。

　　山东是德国重点投资近乎承包式开发的利益独占区。在山东，不仅有大量工程技术人员负责铁路、矿山、城市设计和施工，而且有大量来自德国的传教士。当然，为了维护德国资本安全和德国人的利益，德国政府也在那里驻扎有军队，负责开发区内的治安及突发事件处置。

　　在巨野教案特别是胶州湾事件之后，在山东的中德关系由于大环境的变化确实迎来一个“小阳春”，中德双方都在尽力维护着社会平稳，防止再度发生类似于巨野教案这样的恶性事故。

　　然而现在，由于中国大环境变了，换了一批比较守旧的官僚主持朝政，先前具有国际视野、知道世界大势的被排斥出局。山东形势在这个时候出现微妙变化，排外思潮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

　　巨野教案中被中国民众打死的两个传教士为能方济和韩理。这两位其实只是替死鬼，在本专栏上期稿件中我曾分析过，中国民众趁着夜色潜入巨野磨盘张庄教堂并不是对着能方济和韩理有目的作案，而是要找在这个教区主事的薛田资神父。只是薛田资当晚太好客，将自己的卧房让给了能方济和韩理，自己住到了仆人的房间。

　　薛田资换房间使自己躲过了一劫，却为中国惹来了大麻烦，后来的胶州湾事件因此而来，俄国人强租旅顺、大连湾，英国人强租威海卫，法国人强租广州湾等，实际上都是因为薛田资一念之差而发生。薛田资就是引发1897年之后几年大事的那只“小蝴蝶”。

　　在巨野教案发生当晚，薛田资安全逃走了。但正如俗话所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随后一年时间里，由于中德关系趋暖，薛田资在山东继续传教，并没有引发新的问题。但当后来政治气氛变化，薛田资再次成为“麻烦制造者”。

　　1898年11月9日，薛田资在山东日照被中国民众捉住。当地老百姓不知从哪儿知道薛田资是一个不太本分、不太地道的传教士，知道薛田资利用教会特权，袒护教民，欺压民众，横行乡里，作恶多端，鱼肉百姓。现在狭路相逢，老百姓愤恨至极，不由分说将薛田资堵在一所寺庙里面评理。

　　我们现在当然可以相信围堵薛田资是有心人的策动、煽动和运动，肯定不会是一般百姓的自发行动。如果没有人领头，中国老百姓不会就这些事情发表看法，更不会行动。这是肯定的。只是一旦这些老百姓被“运动”起来，后面的事情谁都无法控制。愤怒的民众大骂薛田资，推搡中不知哪一位上前揪住薛田资的胡须，用力拔下来一大把。

　　第二天，日照县令闻讯赶来弹压，救出了被围困的薛田资，但由此却使山东境内的中德关系遇到了新问题。

　　薛田资被围堵事件后来被称为“日照教案”，德国人不依不饶从严惩处杀一儆百，强硬要求日照老百姓出资为教会修建五间教室和四间厢房，另外还要赔偿两万五千两银子。

　　处罚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或许还可以理解。然而，山东局面日趋紧张，德国人又照会清廷，要求严厉处罚日照、莒州等地民众，要求中国政府加强对德国人的保护。转过年，1899年2月19日，圣言会山东主教安治泰竟然不顾传教士身份，引导德国驻山东海军陆战队百余人攻打日照县城，占据县衙好多天，直接参与对中国民众的镇压。日照教案愈演愈烈。

　　日照教案是义和团运动触发点，其意义就是当教案发生不久，原山东巡抚张汝梅因故被开缺，任命江宁将军毓贤接任，为山东巡抚。张汝梅对外国人、传教士比较温和，对中国民众也相当关照，尽量从两个方面进行疏导，尽量维持中德友谊。而毓贤的情形就不一样了，他素以清廉自居，以酷吏自任，镇压中国民众毫不手软，对付外国人也从来吃软不吃硬，山东境内中德关系因毓贤而大幅调整。

　　纵容排外酿苦果

　　清廷任命毓贤接任山东巡抚的时间为1899年3月14日。从这一天开始，山东境内的危情越来越严重，中国老百姓与德国人的冲突在毓贤诱导下，不仅没有消停，反而越来越紧张，德国人渐渐背开中国政府单独行事，直接介入对民众的镇压。

　　在毓贤接任第二天（3月15日），清廷发布一项通知，规范地方官与传教士往来应该注意的几项事情，规定传教士主教其品位既与中国督抚相同，应准其请见总督、巡抚。倘若主教有事回国，或因病出缺，护理主教印务的司铎，亦准其请见督抚。至于传教士中的下一个品级如代理司铎、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请见府厅。州县各官亦可按照品秩以礼相待。清廷的这个规定，很显然是希望加强中国地方官府与教会之间的沟通，最大限度减少冲突。山东是传教士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教案频发的地区，这个规定在毓贤就职第二天出台，应该有训示的意思。

　　然而，当时的困难在于，德国人在日照教案发生后不依不饶，也使中国人的情绪渐渐失控，朝廷在训示毓贤“不得稍涉孟浪，衅自我开”的同时，也不能不提醒毓贤不能一让再让连三让，“固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但是究竟在什么问题上能够让，在什么问题上不能让，朝廷当然不会随时训示，这就要靠毓贤自己领悟自己把握了。

　　对于朝廷的指示，毓贤用心领会，寻找解决办法。他在4月30日写给朝廷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就对山东民教冲突的由来及解决办法作了阐述，以为山东民教不和由来已久，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入教的人多非安分良民。在二十年前，平民贱视教民，往往有之，但并没有发生虐待教民事情。只是到了后来，彼强我弱，教民欺压平民的事情越来越多。特别是到了最近几年，大约因为外国在华投资急剧增加，教会势力日见鸱张，不可一世。中国百姓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所如何。在这样大背景下，当然不会发生无端虐待教民的事情。物极必反。由于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终于酿成一些教案，发生民教冲突。此种情事发生后，教会领袖根本不听平民投诉，一味偏袒教民，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地方官府委屈迁就而后已。

　　实事求是地说，毓贤在山东任职已二十多年了，耳闻目睹山东民教冲突始末，他的这些分析大致可信，教会领袖在甲午战后特别是胶州湾事件之后确实越来越傲慢，确实渐渐失去早期传教士的儒雅、谦和与平易近人。问题在于，毓贤既然这样认识了，他当然也就不愿让教会继续狂妄自大了，对于中国民众自发的反对教会的行动，也就不再像其前任格外下工夫约束控制了。

　　就在毓贤就任山东巡抚不久，朱红灯领导的拳民开始大规模闹事，波及山东长清、荏平、平原等数县，震动朝野，惊动各国，毓贤终于尝到了纵容排外的苦果。一个领导者的不谨慎，引发了一场巨大灾难，真的应和了山东人的一句老话：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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