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汕合作要的是实惠 乌坎事件逼出的是信用

　　--专访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

　　正在砍掉落后尾巴的汕尾，希望借助深汕合作区完成跨越式发展，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对此充满信心。而在回顾解决乌坎事件决策过程时，郑雁雄认为最大的亮点是对事件性质的重新判断，用群众去主导群众的稳定，解决群众的问题

　　汕尾是董事长，深圳是总经理

　　《小康》：深汕特别合作区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如果项目合作成功了，会对汕尾产生怎样的影响？

　　郑雁雄：2008年之后，全省各地都在试点一些产业转移工业园，汕尾最初是考虑在西部海丰县搞一个10.38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准备和东莞的大朗镇搞毛纺工业城。后来我接手之后，觉得这个不太靠谱，因为毛纺业是集中、单一的产业，不利于园区经济的发展。我们后来跟时任广东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汇报工作时，就提出一个要求，说能否把大朗毛纺工业城改为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汕尾的土地开发强度还不过9%，深圳的已经超过35%，基本到了无地可用的地步，深圳的党政领导当场同意。

　　几个月后，刘玉浦书记带着20多人的队伍到现场考察，刘书记当场提出来“能不能把那一块地拿出来给我们深圳，作为发展的飞地。”飞地就是整个交给他们管，当时要求200平方公里，后来商量说深圳的同志们不熟悉汕尾的社会管理，汕尾完全不参与管理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就产生了深度合作的思路，就是我们也参与管理，经济工作由深圳来主导，社会管理由汕尾来主导。就如汪洋书记所言，汕尾是董事长，深圳是总经理。

　　“一方有需要一方愿意，还有个好婆婆”，省委省政府就是一个好婆婆，在其中协调促成了两地合作的成功。2008年8月6日，汪洋书记第一次到汕尾视察，当场表态“深圳和汕尾合作特别合作区的事，如果不是冲着跟你要钱，而是立足于机制创新进行产业深度合作，那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创意，要推动上升成为整体化的战略。”汪书记先后有5次专门的讲话，10次批示和2次到现场去指导工作，去年5月21号在广州举行授牌仪式。深圳市给了我们2.5个亿，省财政给了2.5个亿的前期资金，到现在已经开过4场招商引资的招商会，迎接过150多个深圳组织和行业协会来考察，接待过上万人，已经签的协议达139项1700多亿。深汕合作区由最初提出的200平方公里扩展成463平方公里。

　　特别合作区的招商引资势头很猛，招商不用担心，现在最担心两点，一是机制创新内力如何，合作区的行政机构11个部门全部大部制，包括了所有社会管理和经济运行的监管，赋予地级市的审批权，很多项目可以实现“宽进严管”，或者是“先进后管”。第二，设计了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的优惠政策，我们在税收上没有什么自主权。但华润电厂正好在园区内，因此我们争取了给园区内企业供电供热方面给予最大的方便和优惠。

　　为了方便深圳的投资者过来，我们的电话区号、邮编全部跟深圳打通，对深圳就不是漫游和长途话费了，类似这样的小细节我们想了很多。

　　现在首期10.38平方公里、也是未来的核心区，已经完成了基础设施的投入，截止到目前，投入的量已经超过4个亿。我们的启动资金只有5个亿，光征地就花掉了3～4个亿，是国资委的泛华建设采用BT合作方式，为园区的建设解决了资金难题。

　　《小康》：深圳、汕尾两市在合作区是怎样合作的？利益如何分配？

　　郑雁雄：最大程度地照顾合作区内的发展，大概的分配比例是这样，50%的税收给园区，另外50%两个市对半分，各25%，而且前面5年两市一分钱不拿，全部返还给园区，就只有一个统计数字。第二个五年，再返还一半，10年后我们才真正可以从园区内得到收益。汕尾市和深圳市的党政主要负责人都异口同声表态，“我们这两个当父母的，不要指望嫁女儿来发财，我们所指望的是带动这个家族的发展，而不是真金白银从这里拿钱走。”

　　有产能就意味着有就业，就业主要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占了大便宜，尤其是老百姓没有亏，老百姓只要有就业。汕尾要的是实惠而不是数字。

　　还原乌坎事件决策过程：

　　要勇敢地面对问题，不找借口

　　《小康》：汪洋书记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到用五年的时间解决基层组织突出的一些问题，您对此如何理解？

　　郑雁雄：村一级党支部的基层组织，我理解是跟乌坎事件有点关系。乌坎一直是先进村，先进党支部，但这次却暴露了许多基层组织存在的问题，从选举到账务、土地出让，再到村里的一些贫困项目怎么解决，这个党支部是没有作为的。汪洋书记听取我们的汇报时，敏锐地判断：“第一，村民的主要诉求是对的，基层政府确实有错，基层在上访过程中有些过激行为可以理解。第二，必须提高到更高一级的信用来解决问题，所以他一下子提出由省里派朱明国副书记任工作组组长，带领省有关部门来解决问题，汕尾和陆丰做配合。

　　在事件发生之初，我曾经向他请缨，”先别搞这么大级别，我自己来当组长，带着汕尾工作队去，然后由省派出督战队，但没有得到汪洋书记的认可。

　　当时有两个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就是打出了一条反对独裁的标语，另一个是好不容易抓了几个人，以为张扬法治可以威慑想闹事的人，没想到这个人死在警察局，群众情绪汹涌，必须尽快平息下来，必须回归到对话的渠道，坐下来面对面解决问题。

　　《小康》：你认为乌坎事件的起因是什么？有关你谈话的那段视频是怎么被放在网络上的？在这个事件处理过程中你总结了什么经验？

　　郑雁雄：后来汕尾成立了一个由我担任组长的对接组，专门来配合省调查组的工作。乌坎没有国家重大项目，没有外来矛盾，全是村内矛盾，我亲自去和村民对话，亲自参加记者见面会、新闻发布会。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村里的选举有问题，土地出让1000多亩大多数有问题，村账一塌糊涂，打白条，一支笔，村民自治走入误区，村民自治成村官自治，政府不能管我，老百姓不懂怎么管，村民平时懒得理，一有问题一哄而上。镇、县两级干部把自治看成自流，三个错位之下，村一级组织长期失管、失控、失职。

　　事件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撤销村委会领导，承认村民理事会的合法性被看成是政府的妥协，开始有一部分基层干部担心会产生连锁反应。以我在汕尾8年的工作经历判断，勇敢地面对问题，有问题就解决问题，逐步来解决，总比问题积压在一块儿最后爆发好很多。乌坎村民9月21号开始上访，22号闹事，我10月初就召开全市的政委书记工作会议，汕尾历史上第一次开这样的会，讨论结果出来之后，当时就有人建议说“为了有利于事件的处理，让更多的村民了解我们的用心良苦，把讨论过程录像刻录一张碟给村民代表看看”，但没想到刻录碟到了村民手里之后却被传到网上，以致那一段被认为“雷人”的话轰动一时。

　　在汕尾，乌坎事件之后的七八个月以来，没有任何连锁反应，没有哪个村举出旗帜说我是“乌坎第二”。

　　我认为，要勇敢地面对问题，不找借口，不以怕连锁反应为借口。

　　汪洋书记提出来要用5年来整顿好村里的基层组织，确实在三个错位的情况下，村民自治走偏了，选举走过场，没有得力的监管渠道，村民真正的民主没有享受，这种错位使村内群众利益被大量损害。所以这几年要去整顿好这个事情的话，一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按汪洋书记的原话叫做充分地按照国家和省的村民自治有关条例和实施办法，做到充分、不走过场。第二是进一步完善对村官的监督体系。汕尾提出“3+2”，党支部、村委会和监督委会，是3驾马车，“2”就是村委会主任向上要向镇人大主席团述职，向下要向村民大会年度述职，这就是3+2制度。

　　我们这次之所以能处理好，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有三，一是对事件性质的重新判断，我取了个名字叫做“首问决定首善”； 第二点是站稳群众立场，用群众去主导群众的稳定，解决群众的问题，这一招才漂亮；再有一个就是要借用一些高层信用，坚守中层信用，回归基层信用。

　　（《小康》记者谭畅，见习记者丁敏，实习记者傅旦妮、李伟、李珺、朱燕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

　　(图说）

　　郑雁雄 汕尾市委书记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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