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

　　财务状况

　　根据银监会年报，截至2011年底，我国共有城市商业银行144家，较2010年减少了3家。在货币环境偏紧的2011年，城商行资产负债规模及其在全部商业银行中的占比延续了持续增长的趋势；不良贷款率较2010年有所降低，但不良贷款余额持续多年的下降趋势结束；拨备覆盖率和资本金充足性远高于商业银行总体均值；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均实现了近年来最好的结果；流动性比率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但存贷比和贷款集中度则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资产负债情况

　　2011年城市商业银行规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资产和负债在全部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中的比例延续了2003年以来的持续增长的趋势。银监会2011年报数据显示，2011年底，城商行资产总额为9.98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21.7%；负债总额为9.32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26.5%；所有者权益总额为0.66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37.7%（图1、图2、图3）。存款和贷款同样保持高速增长。2011年底，城商行存款总额超过7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约28%；贷款总额超过4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约34%。

　　从单个银行看，2011年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城商行数量达到27家，较2010年增加8家；2011年存款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城商行数量为16家。在资产、负债、存款、贷款四个单项指标中，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和江苏银行分别列前三甲。其中，规模最大的北京银行2011年底资产总额接近1万亿元。

　　资产负债增速高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在全部商业银行中的比例继续增加。2011年底，城商行资产总额在全部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中的比重由2010年的8.24%增长0.57个百分点，至8.81%；负债总额占比由2010年的8.24%增至8.79%（图1、图2）。

　　资产质量

　　2011年，尽管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仍然保持以往的下降趋势，但不良贷款余额下降的趋势结束。2011年四季度末，城商行平均不良贷款率由2010年四季度末的0.9%降至0.8%，低于全部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0%和大型商业银行的1.1%，但高于股份制银行的0.6%和外资银行的0.4%（图4）。其中，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不良贷款比率均为0.2%。不良贷款余额连续下降的趋势在2011年一季度结束，2011年一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333亿元，较2010年四季度末增长7亿元，2011年四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为339亿元，较2010年四季度末增长13亿元（图5）。

　　从散点图情况看，城商行资产规模和贷款规模越大，不良贷款率越低（图6、图7）。其中，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城商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1%，处于100亿元到500亿元的城商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0.8%，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的城商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0.7%，资产规模大于1000亿元的城商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0.6%（图8）。

　　风险抵偿能力

　　贷款损失准备金是商业银行吸收信贷损失的基础，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充足性通过拨备覆盖率来衡量。2011年底，城商行平均拨备覆盖率为534%，高于2010年底的334%，远远超过同期商业银行总体的278%和大型商业银行的250%。从不同规模城商行平均拨备覆盖率看，平均拨备覆盖率最高的是资产规模处于10亿元到5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为599%，其次是资产规模大于1000亿元的城商行，为549%，最小的是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城商行，为442%（图9）。银监会规定，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不得低于150%。我们掌握数据的城商行全部达标。

　　资本充足性

　　截至2011年底，我国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为15.3%，高于商业银行全体的12.7%和大型商业银行的12.8%；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3.7%，高于商业银行全体的10.2%和大型商业银行的10%。从不同规模城商行资本充足性看，银行资产规模越小，资本充足性越高（图10）。其中，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为16.5%，高于资产规模大于1000亿元的城商行3.4个百分点，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4.9%，高于资产规模大于1000亿元的城商行3.9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城商行权益与资产比率呈上升趋势。2011年底，城商行平均权益与资产比率为6.7%，较2010年底上升0.6个百分点，高于大型商业银行的6.3%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5.9%（图11）。

　　盈利状况

　　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

　　城商行利润总额持续增长。2011年，城商行实现税后利润1081亿元，较2010年增长40.4%（图12）。其中，北京银行实现税后利润总额达到101.4亿元，占全部城市商业银行税后利润的9.4%，远高于排在其后的江苏银行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分别为1.24%和23.10%，这两个指标均高于北京银行和上海银行（图13）。

　　从盈利能力变化趋势来看，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较2010年均有所增长。2011年资本利润率达到18.86%，较2010年增长0.55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为1.08%，较2010年增长0.1个百分点（图14、图15）。

　　从不同规模城商行盈利能力的表现看，资产规模越大，资产利润率越低，但资本利润率基本上不随资产规模大小变化而变化。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城商行资产利润率最高，为1.8%，高于资产规模大于1000亿元的城商行0.6个百分点（图16）。

　　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能力是银行盈利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成本收入比越高，说明城商行成本控制能力越弱。2011年，城商行成本收入比为34.0%，较2010年的35.0%下降一个百分点，但高于同期大型商业银行的31.7%。

　　从不同规模城商行情况看，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城商行成本收入比最低，为31.4%，资产规模大于1000亿元的城商行成本收入比最高，为34.6%。这说明，在城商行中间，资产规模越大，成本控制能力越弱（图17）。成本收入比与资产规模散点图也可以说明这一关系（图18）。在图18中，成本收入与资产规模趋势线拥有正的斜率。大型银行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多，这可能会使得大型商业银行拥有较高的管理效率，而且较大的资产规模意味着规模经济。但为什么城商行规模越大，成本收入比越高呢？其原因可能是规模增大导致成本减少不足以弥补管理成本的增加，信息系统改造升级的效果尚未充分显现，或者说其作用无法在更大的规模上得到发挥。此外，大型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尚在投入期。

　　收入结构

　　利息收入占比高、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比低是国内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一个普遍特征，这一点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尤为贴切。2011年，城商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高达85.2%，高于大型商业银行的76.9%；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4.4%，低于大型商业银行的19.3%（图19）。个别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较低的银行，比如包商银行和广东南粤银行，并非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比高，而是由于投资收益较高。

　　从不同规模城商行收入结构情况看，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最高的是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城商行的89.3%，最低的是资产规模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的82.8%。在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方面，资产规模较大的城商行，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其中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城商行为7.4%；由于信阳银行和江苏长江商业银行两家资产规模低于100亿元的城商行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为负值，导致资产规模低于100亿元的城商行整体的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1.1%（图20）。

　　流动性状况

　　流动性比率

　　流动性比率是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之比，衡量商业银行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规定，流动性比率不得低于25%。2008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比率保持在40％以上（图21）。2011年底，城商行平均流动性比率为54.3%，高于商业银行整体的43.2%和大型商业银行的40.8%。

　　从不同规模城商行来看，小规模的城商行保持着较高的流动性比率。其中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城商行流动性比率均值为58.2%，高于资产规模大于1000亿元城商行的44.5%（图22）。

　　存贷比

　　存贷比是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国内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状况。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存贷比不得高于75%。2011年底，我国城商行存贷比为58.4%，低于大型商业银行的65.6%。其中，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城商行存贷比最高，为62.3%，资产规模处于100亿元到500亿元的城商行存贷比为58.0%，资产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存贷比最低，为55.9%，资产规模大于1000亿元的城商行存贷比为57.4%（图23）。这些指标反映了，相比于大型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在城商行资产配置中的作用要小一些。

　　贷款分散程度

　　商业银行的贷款越分散，他们的贷款组合在应对个别客户风险事件的能力就越强。贷款分散程度一般使用最大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来衡量。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

　　2011年，城商行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率为6.2%，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为43.2%，远高于同期大型商业银行的指标（图24）。

　　贷款分散程度与商业银行的规模和客户结构有关。一般来讲，对于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而言，为大型客户提供大笔贷款往往会导致较高的贷款集中度。从不同规模城商行贷款集中度看，贷款集中度最低的是资产规模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的城商行，这类城商行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率为5.1%，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为35.5%，低于资产规模大于1000亿元的城商行（图25）。

　　2011年重大发展动向

　　2011年城商行总数出现了首次下降，随着城市信用社改制工作基本完成以及未来城商行之间合并重组活动的出现，城商行数量有可能继续减少。同年，共有8家城商行进行了更名，使得自2007年出现更名高潮期以来累计更名城商行数量达到81家，超过2011年底全部144家城商行一半。在跨区域经营方面，银监会基本上停止批复城商行跨省新设分行，但仍有至少31家跨省分行和60家省内分行开业。在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实现跨区域经营方面，城商行也是越来越积极。面对2011年资本金约束趋紧的巨大压力，城商行主要通过利润留存、增资扩股和发行次级债来补充资本金。

　　城商行总数首次出现减少

　　2011年城商行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城商行数量首次出现下降。这一现象之后反映的是我国城市信用社改制工作基本完成，城商行数量很难再继续增长下去。

　　城商行组建始于1995年。1995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决定在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组建由城市企业、居民和地方财政投资入股组成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当时取名“城市合作银行”。1998年3月，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2006年到2010年，城商行数量持续增增加，至2010年达到最大的，为147家（图26）。通过处置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计提拨备，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信息系统，城商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逐渐成为国内银行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2011年，城商行数量为144家，比2010年底减少三家。2011年发生两起城商行重组事件。一是六盘水市商业银行、安顺市商业银行和遵义市商业银行等三家城商行重组为贵州银行。目前，重组工作尚在进行中。二是在合并重组原平凉市商业银行、白银市商业银行的基础上，成立甘肃银行。2011年9月27日，甘肃银行的筹建得到银监会正式批准。甘肃银行注册资本为34.86亿元，募集股本超过31亿股，总部设在兰州市。2011年11月19日，甘肃银行正式挂牌。

　　2012年4月6日，象山县绿叶城市信用社，中国最后一家城市信用社，成功改组为“宁波东海银行”，注册资本5.09亿元。这一事件标志着，城市信用社正式退出中国银行业的历史舞台。随着城市信用社改制工作结束，城商行数量在短期之内将很难在出现大的增长。

　　更名

　　更名是城商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甚至被认为是跨区域扩张和上市的必经阶段。银监会对城商行更名问题曾提出过两条原则性意见：一是原则上应达到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等水平或监管评级在三级以上；二是新的名称应充分体现地域特征。从更名前后的对比看，“去‘市’化”、淡化自身的地方色彩是城商行更名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城商行仍然采用了富有本地特色的名字，多数城商行仍以城市名来命名，个别城商行采用了省份的名称或其他有关联的名称（如晋商银行、齐商银行、福建海峡银行、珠海华润银行等）。可以说，大部分城商行并未在名称上彻底突破地域限制。

　　大规模的更名始于2007年。2007年之前有过几家城商行更名，比如2004年6月底，浙江商业银行在重组的基础上更名为浙商银行，同年9月中旬，北京市商业银行更名为北京银行，2006年底，南京市商业银行更名为南京银行。2007年起，更名的城商行数量显著多于此前几年。2007年～2011年更名城商行数量依次为13家、18家、25家、17家和8家，累计数量超过2011年底全部144家城商行一半（表1）。

　　更名、扩张、上市是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等发展较好的城商行的发展路径，这一路径备受城商行青睐。然而，这条路径，具体来讲跨区域经营和上市，是不是适合所有的城商行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随着前期跨区域经营过程中隐藏的问题逐步暴露，以及利率市场化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冲击的逐渐显现，城商行对于跨区域经营的认识会更为深刻。对于一些城商行而言，固守本地特色、发展成为优质的社区银行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跨区域经营与精耕细作

　　跨区域经营对于部分城商行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提高品牌知名度，改善客户结构，拓展市场空间，降低贷款集中度，分散贷款组合的地域风险。正是由于跨区与经营步伐的不一致，城商行之间的分化程度不断加深。然而，跨区域经营也隐藏着很多风险，省外分支机构的设立对于城商行市场开发能力、内控制度、管理模式、加强风险管理等的要求非常高，一些城商行的省外分行在设立之初连年亏损。

　　2009年4月，银监会下发《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明确规定城商行设立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限制。2009年，27家城商行设立36家分行，2010年，45家城商行设立了59家分行和1家代表处。2011年3月，王岐山副总理在“两会”期间批评了小银行一味做大、向大银行发展的势头，指出小银行往大银行发展的势头不减，很多银行都在往大搞，有“三不”倾向，即不平衡、不持久、不匹配；城商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要立足当地，合理布局，规范运作，避免片面求大和跨区域盲目扩张，在提高自身发展质量和效益上下更大功夫。

　　监管部门在2011年加强了对城商行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管理，降低了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步伐。然而，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步伐并未停止。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省内异地经营；二是跨省经营。

　　在跨省分行设立方面，2011年至少28家跨省分行正式开业，但这绝大多数是在2010年获准筹建。2011年，银监会基本上暂停了批准城商行筹建跨省分行的工作。

　　在省内分行开设方面，至少55家分行在2011年开业，在可得到获准筹建时间的8家分行中，2011年和2010年获准筹建的数量各占一半。此外，徽商银行宣城支行2011年5月17日获准升格为分行。

　　在异地开设分行受阻的情况下，2011年城商行在深挖掘本地市场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一是增设当地营业网点。例如，宁波银行增设29个营业网点，哈尔滨银行增设8个，大连银行和上海银行各增设6个，杭州银行新增设4个；二是加速网点转型，打造特色网点。比如，南京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和长沙银行设立“科技支行”，专营科技型中小企业业务；在提供全天候服务方面，宁波银行高塘支行实行24小时社区银行服务，龙江银行在营业网点内开设24小时人工服务窗口；三是升级改造信息管理系统，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四是加强产品、服务创新，着力满足地方中小企业金融需求。比如华融湘江银行推出“给力贷”特色产品，该产品具有担保组合、信用增级、循环使用、综合服务等特点，向能提供组合担保资产的优质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以上数据表明，2011年，城商行跨区域设立分行确实受到了很大阻力。同时，城商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人才储备不足、研发能力低、信息系统建设滞后、内控制度不健全、风险管理能力待加强等，还发生了多起票据诈骗案和违法违规行为。这些问题的发生也印证了监管部门的担心。

　　从短期来看，城商行将更加重视省内异地新设分行，以及相应的下属支行。从长远来看，监管部门可能会对国内商业银行进行重新分类，并结合监管评级和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能力等来管理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市场准入。对于城商行而言，不论跨区域经营是否受限，它们都需要持续锻练内功，提高自身素质。

　　发起村镇银行

　　2006年12月22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鼓励、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随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村镇银行数量快速增加。截至2011年底，已开业村镇银行数量达到635家，如果包括在筹建的，村镇银行数量则高达726家，而2010年底才349家（图27）。

　　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尤为重要。一是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与城商行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的战略定位具有内在一致性。二是可以借此突破地域限制。三是可以改善经营业绩。随着城商行对村镇银行的认识不断提高，它们在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方面也表现得越来越积极。2011年仍有不少城商行发起的村镇银行开业。从银监会的新设新型金融机构的计划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异地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仍然具有一定空间，城商行在不断夯实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的同时，可以考虑通过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来实现或进一步推进跨区域经营。

　　2011年7月25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村镇银行组建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对组建村镇银行的核准方式、挂钩政策进行了调整，并要求村镇银行主发起行要按照集约化发展、地域适当集中的原则，规模化、批量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总体来看，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资本管理

　　保持充足的资本金是满足监管要求、赢得存款人信心、抵御风险、扩大规模、增设机构、跨区域经营的必要条件。2011年5月3日，银监会发布了《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要求在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和10.5%，若出现系统性的信贷过快增长，还需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资产规模的扩张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使得商业银行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资本金约束。有效管理资本金、建立补充资本金的长效机制是摆在商业银行面前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对于城商行而言。从长期来看，城商行需要多渠道的补充资本金，完善资本结构，加大力度发展资本金占用小的业务。

　　增资扩股

　　增资扩股是城商行补充资本金的另一重要方式，而且增资扩股的意义不局限在单纯提高资本金充足性。通过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城商行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引进先进理念和技术，拓展视野，提升品牌价值。2011年城商行在增资扩股方面依然是频频出击。比如，华融湘江银行实现增资扩股8.49亿元，总股本增加至49.29亿元；珠海市商业银行在更名为“珠海华润银行”之后成功增资50亿元；浙江民泰银行增资1.83亿元；内蒙古银行完成第四次增资扩股工作，实收资本达到30亿元；昆仑银行增资25.13亿元；吉林银行完成5亿股增资扩股工作；广东南粤银行实现增加资本8.49亿元和利润转增股本资金0.82亿元；贵阳银行按计划完成第五次增资扩股工作，募集资金4.07亿元；桂林银行增资扩股5.86亿元；沧州银行增加股本1.57万元；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入股富滇银行6亿股，增资后富滇银行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达到30.77亿元；安阳银行新募集资本金3亿元；丹东银行将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原有股本每十股转增4.5股，使丹东银行股本由64692万股增加到93804万股，并向优秀民营企业等募集新股6亿元；郑州银行实现一次性增发25.08亿股，共募集资金68.22亿元。此外，湖北银行、大连银行等城商行的增资扩股工作正在进行中。

　　发行次级债

　　次级债是商业银行附属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发行次级债也是近年来城商行补充资本金的重要渠道。2011年，5家大型商业银行、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6家城商行共27家银行发行次级债3174.5亿元，超过计划发行量134亿元。

　　2011年，16家城商行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实际发行金额305.5亿元（表2）。从发行时间来看，2011年12月份城商行次级债发行活动比较密集，8家城商行在12月发行次级债，累计实际发行量69亿元。

　　次级债发行量的增长导致次级债融资成本显著上升。2011年，17家城商行次级债平均票面利率为6.3%，高于全部27家商业银行次级债平均票面利率5.7%，较2010年的5.4%高出将近一个百分点。其中，只有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和杭州银行三家城商行次级债券票面利率低于6%，五家城商行次级债票面利率超过7%，票面利率最高的是浙江泰隆银行和长沙银行的7.3%（表2）。

　　此外，银监会还于2011年8月1日批准张家口市商业银行发行不超过5亿元的10年期次级债券，于2011年8月24日批准吉林银行发行不超过20亿元的次级债券，于2011年10月8日批准沧州银行发行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10年期次级债券。重庆银行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发行8亿元次级债券的议案》，同年完成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次级债的行政审批手续，并获得了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批复。这四家城商行次级债均在2012年上半年成功发行。

　　公开上市

　　公开上市是充实资本金的重要方式。截至目前，在A股市场16家上市银行中，仅有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三家城商行。自2007年这三家城商行实现成功上市之后，不少城商行都明确表示了上市意向，近年来一直在积蓄力量，准备申报资料。然而，进入2008年股市进入低迷期，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A股市场一直在低位徘徊。同时，城商行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股权过于分散、内部员工持股、内部控制落后和管理无序等。2010年9月，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城商行股权转让有了依据。然而，齐鲁银行伪造票据案、烟台银行汇票案等城商行金融案件频频发生，暴露出城商行内控制度建设上的落后。这些因素增加监管部门对城商行上市可能引发不良社会效应的担心。

　　2011年，在公开上市方面，城商行依然是“后继无人”。然而，城商行业没有闲着。据证监会公开披露，截至2012年二季度末，盛京银行、大连银行、江苏银行、锦州银行、上海银行、贵阳银行、重庆银行、杭州银行和东莞银行等11家城商行已提交上市申请并在等待审核。2011年，频频出现城商行增资扩股、更名改制、股权拍卖转让的消息，达到公开上市标准是这些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未来一段时间，城商行在明晰产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确战略定位、提高风险管控能力等方面下功夫。

　　由于在A股上市受阻，越来越多的城商行通过地方产权交易市场转让股权。股权转让一方面可以优化调整股权结构，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股东对城商行迟迟不能上市的失望。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至少有11家城商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股权转让。部分城商行股权转让还出现了流拍的现象。此外，很可能一些城商行会选择先在H股上市。

　　转型发展中的机遇和挑战

　　利率市场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城商行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在进一步转型发展中，城商行需要找准定位明确方向，并坚持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夯实当地经营基础，加大力度服务中小企业；着力推进业务发展转型，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重，降低业务发展对资本金的依赖。从短期来看，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难度有所增大，不良贷款形势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大背景之下亦将恶化，城商行可以采取合作结盟的形式来应对长期短期挑战。

　　找准定位明确方向

　　跨区域发展和规模不断壮大是城商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绩。然而，随着规模持续增长和资本实力的不断增强，城商行在满足单笔贷款能力越来越强，它们似乎呈现出越来越偏离“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市民”的初始定位，与大银行争抢客户资源。

　　城商行由城市信用社改组而来，生存发展于在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之下，找准定位明确方向一直是城商行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组建城商行的早期，监管部门要求城商行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市场定位和改革、发展的方针，在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拓展自己的市场空间。这一思路在2004年颁布的《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有明确的体现。

　　这一战略定位是符合大部分城商行的基本情况的。城商行的股权结构和人员结构都深深地根植于地方，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和特征。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密切联系使城商行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这构成了商行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成立之初，城商行只有充分利用与地方经济的“鱼水”关系，密切关注地方经济发展动向，保持自身战略与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一致，才能取得良好的发展业绩。

　　在实践中，城商行做大的冲动非常强烈。特别是在少数几家城商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异地扩张、上市等“大手笔”而迅速提高市场定位的激励下，一些城商行一方面继续宣传坚持自己的“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市民”定位，另一方面争相做大规模、跨区域、与大银行抢客户。

　　2011年以来，监管部门重新审视了城商行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定位问题。银监会2011年报提出的城商行的发展思路应是“立足本地、服务小微、打牢基础、形成特色、与大银行错位竞争”。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2年陆家嘴论坛上指出，“小银行应努力发展成为‘立足于本地发展、立足于特色经营、立足于实体经济、立足于小微企业’的社区性金融机构，真正服务于地方经济”。

　　要在大行林立的国内银行业中站稳脚跟持续发展，城商行需要走差异化和特色化的发展道路，要找准定位，明确方向，通过深化市场细分，明确市场定位，加大创新力度，完善管理模式、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城商行应该从自身实际和当地经济情况出发，集中资源，着力创造富有本地特色的竞争优势，避免与大银行的同质化竞争，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寻找业务空间和利润增长点，实现自身发展与当地经济繁荣之间的良性互动。

　　对于跨区域经营这一点，城商行需要充分考察其中的成本、收益和风险。确实，近年来，通过引资、异地扩张和上市，城商行之间的分化程度有所提高，一些城商行已经成为规模较大的区域性商业银行，另外一些则不得不“固守一方”。在未来的发展中，城商行需以客户为中心，建立差异化的、有别于其他银行的战略定位，特别是避免与大型银行争夺市场，积极培育适合自身发展实际的核心客户群和利润增长点。其中，有条件的可以选择发展成全国性银行，但对于大部分城商行而言，发展成为区域性银行、社区银行、特色银行也许是更为合理的选择。但是，不论选择什么的战略定位，城商行都需要夯实自己的经营基础，扎根当地，突出特色，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在客户选择方面，城商行应该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根据工信部《“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2010年末，全国工商登记中小企业超过11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3400万个。在工业领域，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44.9万家，年均增长8.5%，占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的99.3%；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17.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9.1%；完成利润2.6万亿元，占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的66.8%，年均增长18.9%。中小企业仍然是一个极具商业价值的群体，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也说明，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仍然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城商行自身情况看，城商行为中小企业服务具有比较优势。城商行从业人员大部分来源于当地，熟悉客户情况，便于监督地方性中小企业。城商行还拥有决策机制灵活，更适合中小企业“短、小、频、急”的融资需要。实践也证明，立足本地、服务中小企业是适合城商行的。包商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等城商行在服务中小企业过程中获得来很大的发展。即便是宁波银行、杭州银行等规模较大的城商行也将主要客户群定位于中小企业。在这方面，《银行家》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

　　业务发展转型

　　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收入过度依靠利差的盈利模式一直在经历着严峻挑战，国内银行一直提倡加强金融创新，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重，但始终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011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11家在80%以上，平均则高达83.0%。

　　如前所述，对利差收入的依赖对于城商行而言尤其严重。2011年，城商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高达85.2%，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4.4%。其中，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等三家上市城商行2011年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高达90.6%，87.3%和85.8%。包商银行和广东南粤银行等个别城商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较低，但这并非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比高所致，而是由于投资收益较高。

　　未来城商行在调整业务模式方面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一是利率市场化的积极推进将缩小了存贷款利差，类似2011年的全行业高利润时代将难以再现。二是国内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正在加快金融脱媒的进程，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有可能会加剧。更多开展中小企业业务对商业银行利率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将深刻改变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和风险轮廓。三是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强化，但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仍然不完善。商业银行不得不加强创新和发展少占用资本金和不占用资本金的业务。

　　正如尚福林主席在2012年陆家嘴论坛上所说：“通过高资本消耗支持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城商行同其他商业银行一样需要切实改变“扩张—融资—再扩张”的发展模式，合理减少资本消耗，走内涵式集约化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提高存贷款等各类产品定价和服务能力，积极发展中间业务，拓展非利息收入渠道，逐步改变过于依赖利差的盈利模式。

　　跨区域经营难度提高

　　跨区域经营在2011年受到了很大挫折，但并没有被禁止，银监会仍然批准了一些城商行筹建异地分行，尽管相比于前几年数量极少。此外，借道村镇银行，城商行异地扩张的步伐仍然在持续推进。综合各种因素看，监管部门对城商行整体发展现状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强调城商行应加强当地市场服务力度，关注各类风险。从长远来看，这是促进城商行有序发展重要力量，城商行发展前景仍然是不错的。但当前，高速跨区域扩张也凸现了一些城商行在人才储备、内控制度、研究能力、信息技术和管理模式等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城商行在跨区域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难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一是申请设置异地分行的难度增加。2011年至今，银监会没有在批准其他城商行开设跨省异地分行，同时银监会还压缩了城商行新设省内异地分行的审批。很难讲监管部门会在什么时间再次大批量批准城商行新设异地分行。这取决于对很多因素的综合考虑，比如城商行自身的素质和风险控制能力、资本充足性、不良贷款情况以及监管部门对城商行前期跨区域经营活动的评估和认识。不加区别地，长期限制全部城商行新设异地分行可能并不合理，但监管部门很可能会对申请新设异地分行的城商行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城商行在新设异地分行方面的难度都将有所增加。

　　二是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难度增加。2006年以来，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准入政策，银行业在发起村镇银行方面非常活跃，对于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在村镇银行数量的迅猛增加的过程中也隐藏着不少风险和问题，比如社会认知度不高、吸收存款的难度较大、贷款发放受规模控制、资金结算问题迟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外部经营环境亟待改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地域跨度大、管理半径长，协调和管理成本过高，不利于村镇银行的可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这些风险和问题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中进一步暴露。城商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行为很可能会面临与异地新设分行一样的困境，即被监管部门限制。银监会2011年7月25日发布的《关于调整村镇银行组建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再次对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要求进行了调整，要求村镇银行主发起行要按照集约化发展、地域适当集中的原则，规模化、批量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对优质主发起行提出了明确规定：主发起行除监管评级达二级以上（含）、满足持续审慎监管要求外，还应有明确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规划、专业的农村金融市场调查、详实的拟设村镇银行成本收益分析和风险评估、足够的合格人才储备、充分的并表管理能力及信息科技建设和管理能力、已经探索出可行有效的农村金融商业模式以及有到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内在意愿和具体计划等。对于那些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动机不正、资本实力不强、风险管控能力不足、人才储备不充分以及IT系统支持不力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银监会不再支持其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总体上看，此次政策调整完善的目标在于引导和鼓励“优质”主发起行批量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将有利于实施集约化管理，提供专业化服务，有效解决村镇银行协调和管理成本高等问题，促进合理地域布局，提高组建发展质量，但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标准无疑是提高了。

　　三是跨区域分支机构风险管控难度增加。异地分支机构的开设增加了城商的管理半径，提高了风险管控的难度。随着分支机构的开业，特别是一批大案要案频频发生，加强对跨区域分支机构的管控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城商行需要按照集约化、扁平化、垂直化原则，建立健全“总—分—支”三级管理架构，构建业务线清晰、职责分工明确、精简高效的组织架构，优化业务流程，提升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在风险管理方面，需要明确异地分行风险管理职责，强化分行贷款集中管理，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建立完善风险预警体系，加强贷后管理，及时识别和化解风险。

　　不良贷款形势恶化

　　近年来，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一直保持着同时持续下降的“双降”的态势。这一趋势在2011年底被打破。2011年四季度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达到4279亿元，尽管同比仍然是下降的，但较三季度末增加201亿元，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在2011年四季度末达到1.0%，尽管低于2010年四季度末的1.1%，但高于三季度末的0.9%。尽管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仍然保持在0.8%的水平，与2011年三季度持平，低于2010年底的0.9%，但不良贷款余额也出现了增加（图4、图5）。

　　由于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前期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紧锁政策的滞后效应，工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环境困难会恶化，信用风险水平有可能提高。从区域分布情况看，东部南部地区对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外向型企业信贷风险加剧的可能性更高。部分产能过剩情况较为严重的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纺织等行业不良贷款率也可能会有增加。中小企业之间的“互保”、“联保”增加了风险复杂性和管理风险的难度。

　　此外，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贷款的清理整顿，平台贷款风险总体可控性不断增强，但进入偿还高峰期之后，政府平台贷款风险仍然不可忽视。利率降低使得房地产市场在近期可能会有所好转，但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政策立场并没有改变，降息的效应也会被逐步吸收，房地产市场好转可能并不会长久。部分二三线城市频频出现烂尾楼，房地产企业高负债率和资金流枯竭等现象也是导致房地产信贷风险上升的主要因素。

　　未来一段时期，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可能将继续上升。对于以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城商行而言，不良贷款形势可能会逐步恶化，信贷不良率也将因此上升，盈利能力和业务发展将遭到很大的打击。城商行需从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两个方面加强风险控制，加强贷后管理，调整信贷结构。

　　抱团发展合作共赢

　　城商行在跨区域经营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基本上仍然是地方性银行，绝大部分城商行经营活动往往局限在当地市场。城商行之间的合作时有发生，但大部分合作是局部的、浅层次的，缺乏长效性。客户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使得城商行在金融市场业务、银行卡业务、财富管理业务处于不利的地位，也限制的单个城商行在应对负面冲击方面的能力。

　　当前，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受到限制，城商行在跨区域经营上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偏居一方的城商行难以分散区域性经济下行导致的风险，在应对区域性经济周期冲击的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当前温州地区，由于外部环境外化，中小企业现金流断裂，不良贷款迅速增加。据统计，截至2012年6月底，温州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增至181.4亿元，比年初增加94.47亿元，不良贷款率2.69%，比年初上升1.33个百分点。其他东南部沿海地区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区域性系统风险在不断集聚。对于大部分城商行而言，应对区域性经济波动导致的风险已经是日益紧迫。

　　城商行之间的合作联盟是一条可选的方法。从短期来看，可以在风险评估、预警和识别，相互提供流动性便利等方面展开合作，集合大家的力量，联合应对经济下行给城商行带来的压力。长期来看，可以在更广泛的业务范围和领域进行深层次的合作。

　　2012年4月24日，由民生银行、包商银行和哈尔滨银行发起倡议的“亚洲金融合作联盟”（AFCA）创立。除三家发起行之外，其成员还包括成都银行、重庆银行、吉林银行、富滇银行、广东南粤银行等30家中小金融机构。亚洲金融合作联盟是亚洲范围内以国内中小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合作组织，重点在研究咨询、风险管理、科技开发、运营管理、公司业务、零售业务、金融同业等方面进行合作。这一倡议很可能预示着城商行合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期待她能取得实效。

　　（本部分报告执笔人：欧明刚、张坤）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