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竞逐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这样一段话：“不同国家有激烈竞争不难明白，但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有像中国今天所见到的激烈竞争，历史上没有出现过。”

　　这位花白卷发、经常语出惊人的学者认为，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过瘾精彩，是今天经济增长大有可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这种竞争的动因，见仁见智。香港大学的许成钢用了一个术语：“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翻译成中文就是“分权式威权制”。

　　他解释，“分权式威权制”的特点是在行政、经济控制权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权，这种体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超出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理论范畴”。

　　无论原因如何，最近一二十年间，提升本地竞争力已成为地方官员的主要施政目标。又有研究者在“竞争力”前面加上“综合”二字，使之统领一切单向度的排名、指数，带有“榜中榜”的意思。

　　一些地方大员就像跑道上的运动员，不分昼夜地辛苦竞逐。而正是这种不止歇的内部竞争，造就了今天中国城市的方方面面---从大广场、宽马路、摩天楼、新小区，到这些年日益流行的湿地、文脉、幸福感、软环境。不论是弹是赞，中国的大小都市乃至小城镇，都已历经剧变。

　　“选手们在竞争什么？”“竞争力如何构成？”“什么因素真正影响竞争结果？”观察这场还在进行中的竞赛，剖析这一系列问题，不仅能勾勒出中国城市走过的道路，也助于更加清晰地预见中国城市的明天。

　　“解放思想、黄金万两”

　　在中国，城市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瑜亮情结”几乎在每个地区都有实例。不过，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研究员倪鹏飞认为，以资源为目标的竞赛，是最近30多年来的事情。

　　倪鹏飞同时是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组长。这项研究因为权威而细致地描述了中国城市竞争的现实图景，于2005年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在1978年改革大幕开启之前，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竞争，更多围绕着中央倡导的一些概念、指标而展开，极端的如“放卫星”、“大炼钢铁”等等。至于资源，在强硬的计划经济框架下，由自上而下的整套体系来分配，城市自主竞争几无更多空间。

　　直到改革开放启动，资源渐渐解冻，可以自由地跨地区流动，竞争环境才开始形成。

　　比如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开始跑去广东。包括北京、上海、珠三角以外的所有城市几乎都动用行政手段限制本地人才流出。

　　1995年，经济学家胡鞍钢曾经对特区政策提出批评，认为珠三角短期内腾飞的根本原因是在不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政策上的倾斜使沿海城市迅速发展。

　　这与今天对大城市的战略倾斜较为相似。

　　整个90年代，胡鞍钢都致力于对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地区差异进行研究和评点。在这个时期，中央对地方的分权让利改革使地区差异愈发明显，也让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时代来临。

　　“通过分税制等一系列改革，城市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倪鹏飞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主掌一座城市的官员必须积极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因为除去固定上缴的税费，大部分增收将留在地方。

　　于是，竞争从传统“摆成绩”变成了经济数字对抗，“这种竞争包括资源、资本、资金、市场的竞争，但归根到底还是关于经济发展优势的竞争。”倪鹏飞认为，说到底就是地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竞争直接而激烈。比如在高利润的烟酒行业，外地产品不得在本地销售或课以较高税费。经济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也由此而始。

　　总体来讲，资本和资金一度成为竞争最激烈的要素。中国城市外源型的发展模式使其必须得到投资来推动经济，特别是在发展初期整个国家都面临资金紧张的状况下。

　　90年代末，倪鹏飞的博士论文就以城市竞争为主题，“有两个结论，第一是资本，第二是思想观念。当时有句话叫‘解放思想、黄金万两’。”

　　在他看来，招商引资其实具有丰富含义：它不仅是资本的吸引，还包括技术、人才、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等的引进和吸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乃至于今天，项目投资规模仍是衡量招商引资成效的核心标准。“这是90年代前后城市竞争的最主要内容。”

　　在中国，每个地方几乎都流传着一些关于招商引资的经典故事。比如市长在公路上截下本来要去邻市的外商、把最能喝酒的干部调到招商引资部门等等。

　　为了给投资者留下好印象，城市面貌的竞争也剧烈起来。比如说“迎宾路恋爱症”---自从90年代机场在中国的城市普及，每座城市总都要有一条堂皇的迎宾路，要么与机场高速接通，要么直接连接机场，它具有景观大道的特征，大多是整座城市最宽敞的道路。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的名句说：“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从这个角度看，“迎宾路”可以说是一座城市面向来客的第一次亮相，满含“一见钟情”的热切期待。

　　“全面竞争”时代到来

　　2012年，致力于城市竞争力研究的第十个年头，倪鹏飞及其团队对2002年至今的中国城市竞争力变迁进行了总回顾。

　　“可以用时间来分析各因素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变化。”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卜鹏飞对本刊记者说。

　　他撰写了“城市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这个章节，用计量研究显示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城市竞争力的大小。

　　他说，这些因素对竞争力的影响本是客观现象，但城市政府往往在认识到这些变化后主动采取措施，使其成为一种主动竞争，促成“全面竞争”时代到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发生在21世纪最初几年。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上海的“173计划”。当时上海为了适应制造业承接转移，把降低成本试点园区的规划用地面积从67平方公里扩大到173平方公里，并对园区内的重点新增企业进一步加大税务支持力度。

　　“173计划”被认为引发了长三角城市的“全面竞争”。各个城市负责人一方面纷纷表态不怕上海的强力措施，另一方面则在全国推进招拍挂制度的同时，推出“零地价”等措施。

　　在专家看来，“全面竞争”实在是各个城市的无奈之举。历经20年改革开放，来中国内地投资的已非港台地区的“三来一补”企业，而是拥有完整投资评估系统的世界500强企业。热情的招待和“联络感情”很难撼动这些企业的投资取向。

　　“全面”还代表着竞争范围的扩展。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加入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城市竞争；全国区域平衡战略的提出，使“特区”政策驱动力衰减，珠三角不得不与中部城市乃至西部城市争夺资源。

　　不过，对资源、资本、市场等的争夺，主题未变。

　　在倪鹏飞看来，新世纪以来，城市竞争中最具转折性的是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全面施行。

　　从这时起，土地成为城市竞争的关键因素，城市规模的扩张、拆迁改造等表象竞争，皆由此而来。

　　“招拍挂让土地价格迅速上涨。”倪鹏飞说，它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财政收入结构。一家工厂几年、十几年上缴的税收，恐怕还不及一块土地的售价。

　　一个城市的土地还有多大扩展空间、多大改造空间，成为一种无言的竞争资源。

　　“资本、土地这些资源要素的竞争，是过去30年间城市竞争的主线，因为它们能比较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倪鹏飞总结说。

　　人才和政府管理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最大

　　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统计系统，城市竞争力研究不仅揭示了影响因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主政官员的关注度，或者说，他们认为城市竞争的锦标所在---人才、基础设施、科技等等。

　　研究结果显示了一些积极变化：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由硬条件向软实力转变，基础设施和开放度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呈下降趋势，而政府管理、科技、人才、资本等的贡献度进一步提高，在提升城市竞争力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换句话说，过去城市依靠硬环境和外部因素的改善来提升竞争力。而如今，数据显示，人才和政府管理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最大。

　　卜鹏飞的统计表明，2011年，科技、资本、人才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已从10年前的第6、第4和第3上升到第4、第3和第1。

　　他认为，这一方面显示了城市领导人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也显示城市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差距在增大，因而它们“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

　　基础设施、经济结构和开放程度的影响，则从第1、第5、第7下降到第5、第9、第8。

　　在基础设施、资本、人才、科技这些比较宏观的一级因素之外，课题组研究细化了各个子因素。

　　2002年，对中国城市竞争力影响最大的5件事是：人文国际化、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经济体系健全度、科技转化能力和政府推销能力。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城市有更多跨国企业、更好的道路和更全面的政策法规，它就会在锦标中占得先机。

　　10年后的2012年这个排序是：科技转化能力、经济区位优势、市内基本基础设施、金融控制力和政府推销能力。

　　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下降了一位，但它曾在2006年下降到第六位。也许此后影响力的反弹，与经济下滑后巨大的基建投资拉动存在一定关系。

　　卜鹏飞对人文国际化因素排位下降的解释是：历经30年改革开放，各地开放程度都已达到一定水平，互相之间差距较小，同时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攀升，导致外资日益谨慎。

　　区位影响从2002年时的第9位一路上升。与人们的期望相反，除了广州对周边城市和海南、福建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外，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深圳这样几个区域金融中心，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均为负向。

　　也就是，假如一座中小城市位于环京津地带，它恐怕需要更大的努力来克服区位带来的负面影响。

　　政府推销能力一直处在重要位置，它在2006年甚至还排在市内基本基础设施之前。作为其组成部分，“城市营销”和“城市品牌”等名词炙手可热，竞争愈演愈烈，让城市主官们为创意绞尽脑汁。

　　当然，排名靠前的因素往往也说明各城市在这些问题上的差距越拉越大，使其更大程度地影响城市竞争。

　　这大概可以在城市口号中得到体现。

　　此外，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科技转化能力、金融控制力的提升，显示了中国城市形态的进步。而令人遗憾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竞争的关键内容。

　　至少过去十年城市的发展方式转变收效甚微，经济结构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较低。对过去294个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考察发现，综合技术效率显著提升的仅有三成。

　　西部城市的迅猛崛起也体现了这一结果。十年来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竞争力提升明显。在综合竞争力跻身前50名的城市中，资源型城市占24%，其中西部地区超过40%。

　　研究报告警告说，“虽然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竞争力提升明显，但只是在GDP、财政收入等短期显性指标方面增长明显，城市可持续发展机制并未完全建立，未来在资源衰退期和枯竭期的发展受限。”

　　在倪鹏飞看来，中国城市还未进入全要素生产力的竞争。

　　要害的元素为何贡献率下降

　　尽管“生态城市”、“宜居城市”近年来被许多城市树为品牌，但它对城市竞争力增长的贡献，从2002年的第9位下降到2011年的第11位。

　　“我们觉得，它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下降。”倪鹏飞说。

　　与之相关，城市竞争力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显示出一个有趣的结果：城市建筑和景观优美度在2007年比2003年提升超过30%；此后持续下滑，到2010年下降了大约20个百分点。

　　如果仅从数字分析，这与中国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雷人标志性建筑”倒是有些切合。

　　由街区清洁度、山水环境、建筑布局和谐度、建筑和景观优美度等组成的生态环境，在2007年达到高点，2009年后出现了较大回落。在城市街区清洁度方面，2009年的数字比2002年还要低一些。

　　还有调查数字显示，人们认为，2007年之后政府的规划能力在下降。

　　一些更层次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比如，人们一致认为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经济制度、企业管理等，对中国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影响仍然有限。

　　总之，在这十年中，“经济结构调整在各城市普遍比较缓慢，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推动作用下降。经济制度、企业管理和生态环境的贡献度一直比较低。”卜鹏飞总结说。

　　“十年来我们在制度层面、企业层面的变化、改革不是很大。”倪鹏飞觉得，因为城市竞争要素的变化，上述因素在城市竞争中的重要性不如改革开放的前20个年头。

　　即便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企业管理的贡献也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这与90年代末期以来企业改革进展不突出有很大关系。

　　基础设施的影响虽然在下降，但它仍是过去十年城市竞争的主要环节之一。

　　与这一情况相互参照的是另一个结论：以城市领导任期为横轴，城市竞争力为纵轴，我们会得出一条倒V型的曲线。

　　在任期之初，城市领导人会不断推动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但较长任期之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不太显著。

　　研究者认为，出现这样的曲线，主要原因是官员们一直习惯用投资来解决城市的发展问题：在短期内将经济水平提升到新阶段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

　　但是，正如开放因素一样，经过多年积累，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备，这一因素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也会越来越小，在GDP指标上也是如此。

　　如果从人均GDP角度看，2002年金融资本和基础设施的贡献最大；到2011年，后者的贡献能力已经从第2位下降到第8位。

　　竞争如何走向竞合

　　竞争造就了城市。但作为总结而言，倪鹏飞的团队认为，过去十年间的城市化，无论是自身表现还是产生的影响，都还不够健康。

　　所谓“不够健康”在学界已有共识：人口不完全城市化，土地过度城市化，城市体系失衡。虽然影响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人大量涌入大城市，但由于行政分割等原因，拥有最强竞争力的大城市很难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这个过程更倾向于纯粹的竞争，缺少竞合。

　　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包括，粗放的城市化经营方式、过度的土地经营和城乡分割制度等，还包括过度倾斜的规划。

　　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大城市严重倾斜的背景下，过去十年出台的国家层面、区域层面的规划、政策，都将重点更多放在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上。

　　不过对于许多问题，倪鹏飞认为要一分为二地客观分析。比如地铁等基础设施虽然快速增长，但中国的许多城市仍然为基础设施不足的窘迫所苦。

　　这又牵扯另外一些更为复杂、深刻的因素：比如效率、利用率等等。30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建成区膨胀了4倍，人口仅增加了一倍，为何还会出现越来越拥堵的城市？

　　问题似乎进入了连环套。

　　倪鹏飞认为，进入城市社会的中国，城市正越来越强有力地主宰着国家的未来，城市整体竞争力也决定着国家竞争力。

　　“分析中国城市竞争力格局及影响因素的变化，能够帮助中国各级决策部门认清中国城市所处的位置与环境，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

　　当然，最终结果是帮助城市主官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的驱动力量和发展规律，使竞争本身更为健康。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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