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顾岚是在我爸的办公室,她是采访记者,帮一本商业杂志来做我爸的一个专访。我在旁边安静地看着她,她扎着马尾辫,自信得闪闪发光的眼神,坐在我爸的对面毫不怯场。她和我周围的女孩们很不一样,她看人时很真诚。专访做出来我爸很满意,说这是个很硬朗的女孩,以后不简单。
我找人弄来她的资料,传媒大学新闻系四年级,是那种每年都包揽奖学金的好学生。我去接近她的时候才发现她的冷漠,不是普通女生虚荣地欲拒还迎,而是发自内心地抗拒与躲闪。追她的第三个月,我感到深深的挫败感,她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语调刺伤了我。那一阵我每天晚上呼朋引伴出去喝酒,最终喝进了医院。迷迷糊糊转醒,发小在床边问我:“这次顾岚能戒掉了吗?”我望着输液管里液体一滴一滴掉下来,也想过不如就这么算了吧。以前也快乐,后海的酒吧里大把这样年轻得像樱桃一样的姑娘,为什么就一定是顾岚呢。
从医院出来,我硬撑着好一段时间没联系她,可是到底还是放不下,想起她的一点点好来。她唯一一次跟我出来吃饭是我生日,她坐在我身边不怎么说话,乖乖吃菜。后来那帮损友喝高了硬要灌我酒,她知道我酒精过敏,站起来帮我挡酒。一大杯红酒,一口就干了。我当时站在旁边特别幸福,我觉得这个姑娘真是撑场面。我甚至想到我们以后结婚办酒席时,她穿着一身新娘红,站在我旁边挡酒,画面该多好啊。
顾岚搬宿舍那天,她的室友偷偷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帮忙。我站在不远处看着她楼上楼下地搬书搬行李,马尾辫在阳光里活泼地跳跃着。我看着看着就有些难过。我觉得这个女孩太坚强太独立了,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完成。她根本不需要一个男人来帮她一起承担。
我几乎就要放弃她了。转机是那一年的情人节,整座城市甜腻得像一杯滚烫的牛奶。我和一群人乌泱泱地从酒吧里出来,突然很想见顾岚。我守到近11点她才下班回来。我远远地看着她在卖红薯的老大爷的烤炉旁停留了一会,昏黄的灯光,肃杀的天地,那一瞬,我真的觉得心疼,她单薄的身影看上去是那么孤单。她走近了看到我,有些意外,说:“你一直等在这里吗?”我又表白了一次,顾岚那天围了一条大红色围巾,双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一如以前拒绝我时的姿态。可是这一次她低头想了会,抬头笑了,她说:“陈天,好吧,我愿意。”
我们几乎每天傍晚都在一起度过,在她小小的一居室里,厨房里永远文火煲着汤,水微微沸腾的声音听着令人那么心安。我咽炎犯了,顾岚会每天帮我炖一盅冰糖雪梨。冬天的黄昏天色晦暗,顾岚在寒风中的水果摊上一个个耐心地挑那些结实饱满的公梨,这个场景总会让我回想起来。顾岚和我身旁那些姑娘是多么不同啊。那是我从没有过的生活体验。她像冬夜里把手从被窝里伸出来旋开手边的落地灯,灯光也是温暖的。
我跟我爸正式提起顾岚,他沉吟了一会,说:“这姑娘好是好,但是不适合你。”周末我带顾岚回家吃饭,她很拘谨和紧张,全然不是第一次采访我爸那会自信闪亮的顾岚。我悄悄握紧她的手,试图活跃气氛。可是那餐饭吃得很尴尬,没坐一会顾岚就走了,而且坚持不要我送。我妈说她太小家子气。即使我再拼命维护顾岚,在父母面前我显得还是很无力。
时间越久,我们的相处越来越怪,顾岚不愿意应酬我的那帮哥们儿。她总是说我们各有各的生活圈,她让我和哥们玩得开心。她安静沉默的时候多,温情的时候也不过把头搁在我的膝盖上,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上,温顺得像一只猫。她就在我身边,可是好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隔开好远。我真的要以为她就是这样静默,如果不是我见过她在她那帮朋友中率性随意,酒喝得眼睛亮晶晶的,不停地说话,不停地笑。那是生动具体的顾岚,那是从不在我面前展露也从不属于我的顾岚。我怀里的顾岚,总是有些防备,不可亲近。
分手是我先提的,我死死地盯着她的脸,我想如果她有一丝不舍我就立刻收回分手的话,以后再也不提。可是她太平静了,她说“再见,好好保重。”她不知道这句话多伤人。
今年过生日的时候,我看着满屋子的朋友,突然就特别特别想念她,我喝了一些酒,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在雪地里。顾岚给我打来电话,说最后一次祝我生日快乐。
这个时候她已经在另一座城市,换了一份新的工作。
我听着她细柔的声音,一个人走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被雪滑了一跤就再也站不起来。我把脸埋在泥泞的雪地里,生出了温暖的错觉。
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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