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能源投资价值大调查

　　八年前，李俊峰在撰写《风力事在中国》一书时曾与友人自嘲：风电那是丹麦人搞的，你就当我讲一次中国的童话吧，别当真。

　　但其后的岁月里，阳光照进现实，风车巨人绵延中国大江南北。时过境迁，当李俊峰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接受《英才》采访时，风电产业正因产能过剩和电网消纳等问题跌向深度调整的临界点。

　　美国趋势学家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新能源与互联网以及新生产模式的结合将是占领未来世界制高点的利器。为了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占得先机，欧美等国在多年前便已押注新能源。

　　金融危机后，中国果断将新能源提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强力支持，配套政策迅速跟进，地方政府和银行倾力相扶，各路投资客纷纷涌入，新能源产业由此得以加速成长。

　　各种产业荣耀随后接踵而至，到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能源生产大国，水电和风电装机冠绝全球，核电在建规模亦居世界第一。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然而，诸多“第一”的叠加却在浇铸一尊极其沉重的奖杯。中国新能源的速度和体量在全球无出其右，但产业狂飙后却已积弊重重。不利因素的积聚，终使这个产业的各种矛盾在2012年春天集中爆发，令人瞠目的是，一些企业的崩溃似乎只在一夜之间。

　　光伏产能极度过剩，欧美筑起贸易高墙，内外市场空气稀薄；电网消纳问题未解，风电“弃风”、光伏“晒太阳”的现象普遍存在；生物质能则因原料掣肘在进行艰难抉择；同时，“技术依赖症”在经济下行周期一次次叩问产业的创新机制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如果将目光收束到微观的企业和员工层面，困顿随处可见。《英才》记者在对大量业内人士的采访中，仍能感受到来自市场的种种痛楚和进退两难。

　　困顿的当下，低价竞争，相互倾轧，拖款欠款，不择手段骗取补贴，保护主义盛行等种种负向的市场行为却仍在侵蚀新能源产业的肌体，打击着萧瑟空气中残存的勇气和信心。

　　坏消息往往是低谷投资的时机，但如果消息太坏，朋友也会翻脸。过去的一年，产业阴霾亦浇灭了PE对中国清洁能源的投资热情：行业仅披露融资案例8起，融资总额为5.1亿美元，数量和金额同比分别下降82.2%以及48.9%。资本市场方面，仅有5家清洁能源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实现上市，累计融资金额9980万美元，数量和金额分别同比下降44.4%和69.0%。回报方面，有3家VC/PE通过企业上市实现8笔退出，累计获得账面回报2.44亿美元，IPO平均账面退出回报率仅为1.45倍，创出6年新低。

　　“变革终究是令人痛苦的，需要冒风险，需要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彼得·德鲁克在90岁高龄时写下的这段话。其实，不只是中国，许多经济体的新能源亦哀鸿遍野；全球新能源的产业格局正经历一个调整、重构、再建设、再定位的关键节点。而在这个变动调整的周期，中国与欧美日等国的贸易摩擦可能越来越频繁。

　　并非没有亮点。发轫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正撬动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国内核电的谨慎重启，亦为上下游产业链的各色企业带来新的希望。水电在舆论压力中逆风匍匐多年后，在“十二五”迎来平稳成长期。即使是进退两难的光伏和风电行业，产业链的结构性调整中，亦不乏投资机会。

　　接下来的一年乃至更远的未来，新能源产业会更好吗？

　　光伏电站建易卖难

　　内忧外患，命悬一线。

　　狂飙突进之后，中国的光伏产业将自己一步步推向产能过剩的深渊。2012年，在需求不振，欧美双反，海外市场急速收窄的背景下，大量光伏企业跌向生死边缘。当所有规模企业全部亏损时，这个产业的信心和力量在哪里？

　　裁员、减产、输血仅能止痛，尽快撬动国内市场是根治过剩的一剂药方。

　　2012年岁末，国务院常务会议开出禁止地方保护主义等五大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今年1月7日，国家能源局召开全国能源工作会议确定，年内光伏新增装机容量的目标瞄定1000万千瓦。到2015年底，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100万千瓦(21GW)以上。

　　暖风频吹之下，去产能化仍是当务之急。全球光伏累计产能已达到50GW，中国就占了80%，但全球市场需求仅为30GW。全球20GW的过剩产能何去何从？矽亚投资副总裁张兰丁估计，光伏去库存化需要3-5年；彻底去产能化则需5-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秘书长孟宪淦亦判断，一旦欧盟对中国“双反”裁决的“靴子”最终落地，很多企业将更加困难。而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究员萧函更加激进地判断：八成左右的多晶硅企业将在年内被淘汰出局。

　　领先企业纷纷重构自身定位，建光伏电站正成为新的投资方向。民企、国企和外企皆纷纷进入。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杨怀进表态：做电站是目前规模光伏组件商唯一且最好的出路了。

　　有业内人士估算，只要收益率达到9%以上，建电站就能赚钱。但现实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孟宪淦告诉《英才》记者，光伏电站的开发运营回款周期较制造长很多，企业必须考虑自身的承受能力，“投资是要靠卖电来收回成本的，如果电站建好后电却卖不出去怎么办？”

　　青云创投执行董事左林非常看好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但他也认为，“企业应对自身实力和资质要反复掂量，如果能力不足，所有的付出都可能打水漂”。

　　除却产能魔咒，技术制肘亦无法回避。张兰丁与欧美企业的接触了解，世界上目前有三家领先的公司在研发最新的薄膜技术，已步入试验阶段，“成本可能低过水电，如果这种技术一旦推向全球市场，对我们的冲击可想而知。”

　　“技术升级的工作是要做，但现在国内十大光伏企业负债已经超过1100个亿，短期内很难拿出太多资金搞研发”，孟宪淦认为，“现在的第一任务还是活下去”。

　　根据规划，在剩下的3年内，需要完成平均每年6GW左右的新增装机量，其中一半以大型电站项目为主。左林预计，2013年全国装机量可能在8-10GW左右。

　　页岩气 民企玩得起伤不起

　　若要在全球萧瑟的经济寒流中汲取些许热度，非“页岩气革命”莫属。

　　一场能源革命在美国潜行多年，最终瓜熟蒂落，迅速改变美国自身的能源结构，增强能源安全控制能力，且可能助力美国在不久的将来走向“能源独立”。更大的影响还在于，其可能重构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并对地缘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能源消耗增量占到全球71%，且供给严重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讲，“能源独立”一词无疑有极其巨大的诱惑力。并非痴心妄想，居于全球第一的页岩气资源储量也为中国开发页岩气提供了最大的底气。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姜鑫民的预测，到2020年仅气井钻探带来的资金需求就超过4000亿元。而在管网建设方面，目前我国天然气主干管道4.9万公里，还需要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

　　也就在过去的一年里，“十二五”产量达到65亿立方米的发展目标落锤，国家明确提出页岩气价格将实行市场定价，放开价格。对页岩气开采企业，2012-2015年0.4元/立方米的补贴标准也已经出炉。种种政策的利好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向这一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

　　但目前我国已钻完的页岩气气井只有63口，不到美国的0.07%，在中石化石油勘探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张抗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不同的管理部门和各种资质的企业都真正动起来、干实事，不要相互推诿。

　　目前，两轮页岩气招标，仅有两家民企中标，中国70%页岩气资源与三大石油集团油气资源存在重叠，仅拿出相对贫乏的剩余资源来招标，进入该领域的战略意义大打折扣。

　　按照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的说法，美国高度的市场化进程鼓励了中小企业参与丰富但分散的浅层天然气的开发，成就了6300家天然气生产商。中小企业、跨国公司、风险投资、风险钻探，形形色色的公司、资金在一起，仅在巴奈特页岩构造上就打了超过40万口生产井，由各种投资主体出资建设运营的天然气处理厂已超过530家，通过160家股权不一的管道公司，建设了超过48万公里的管网输送到用户。

　　“最难模仿的是美国的市场化体制”，张抗认为，要真正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唯有推动能源产业的机制改革，没有其它办法。同时，监管机制的建立也任重道远，“页岩气开发谁来监管，包括管理机构、管理体系如何设置的问题，这并不是某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还有，补贴谁来发放怎么发放？现在都还没有明确说法。”

　　作为全球最大的陆地石油钻机制造商之一的宏华集团，2013年也将在非常规油气(页岩气、致密气等)领域适时投资上游优质区块。对于民企参与页岩气开发，宏华集团页岩气项目负责人王明社向《英才》记者表达了担忧：基础设施和管网都归国资所有，民企开发出页岩气后，怎么输送？民营资本和国外的领先技术结合起来以后，引进标准是什么？“页岩气能否规模化开发的问题，说来说去还是破除垄断的问题。”王明社说。

　　由此观之，建立明确且公平的游戏规则，设立环境与各方利益保护机制，在管网、配套设施等方面建立全方位市场参与机制以打破日后的垄断陷阱，严厉约束强势企业转嫁风险，是页岩气市场化的重中之重。

　　核电印钞机缓慢重启

　　核电往事，喜忧参半，一波三折。

　　因日本福岛核泄露事件牵连，全球核电陷入沉寂。在事件发生整整一年半以后，中国谨慎重启核电，给蛰伏观望的各路企业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机会。

　　然而，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做出“十二五”时期只在沿海安排少数经过充分论证的核电项目厂址，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的部署，让豪情满怀的江西彭泽、湖北咸宁和湖南桃花江三大内陆核电顿时梦断。目前，三大内陆核电站合计投资额超过2000亿元，而前期投资额则已超过100亿元，损失惨重。

　　在国内，则有华润、三峡集团等企业曲线参与核电产业；大唐、华能等传统能源企业则纷纷划定势力范围，提前锁定珍贵的核电选址资源。尽管政策层面对核电采取保守态度，仍难挡核电企业的发展热情，为松绑资金链，中核等四大核企纷纷加快上市步伐以解决资金链难题。

　　大央企热衷核电项目，除了看好核电在未来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外，更看重的无疑是大型核电项目建设中的万亿市场份额。数据显示，“十二五”接下来的3年中，核电建设约4000亿元的投资有望落实，其中近2000亿元的设备采购量将释放；如果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新增6000万千瓦，则直接带动投资将达1.2万亿元。

　　从投资回报来看，核电站素有“超级印钞机”的美誉。一般来说，一个百万千瓦级的核反应堆，造价约100亿人民币，正常运行一天的收益约为1000万，5年左右的时间即可收回投资，而一个反应堆的正常寿命为40年左右。目前，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的最长设计寿命已达60年。

　　现在全球核电占电能的比重平均为17％，而中国核发电量占总量仅为1.8%，远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法国的85％和美国的30％水平。

　　国泰君安核电研究员王威分析，除设备市场，核电站建成后，设备的维修、检修都需要各种服务，这将为国内不同资质的厂商提供更多的进入机会，其建议外部投资者关注产业链上下游中细分市场结构性调整带来的利好。

　　国务院原核电引导小组办公室核电专家组组长鲍云樵告诉《英才》记者，虽然受福岛事件的影响稍有波折和停滞，但国家层面核电战略发展的大方向不会变。

　　“最主要的风险还是安全问题，假如全球再发生大的核电安全事故，核电成长就可能推迟几十年”，鲍云樵判断。

　　国内外巨头押注水电

　　在生态和移民等问题的舆论压力下，中国的水电产业曾匍匐多年，动弹不得，愁闷不已。一家踞于西南的大型水电企业甚至“八年之内不发一声”，只待择机而行。“十一五”期间，大型水电项目核准几近停滞状态，以至于到2010年，5年周期的规划目标尚有70%的空缺。

　　直至2010年底，主管部门对水电项目的审批开始解禁，隐匿于金沙江、雅砻江、黄河上游等流域高山深谷中的水电项目陆续开工。在全球经济一片萧瑟的当口，中国水电产业却迎来“最好的年代”。

　　对照“十二五”水电发展规划5年开工1 .6亿千瓦装机容量（含抽水蓄能）的水电投资规划，平均下来每年需新增装机容量3200万千瓦。若按目前的发展速度，仍难达到总体目标，但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向《英才》记者分析，未来三年一直到“十三五”末“应该还会更快”。若综合各种要素测算，未来三年水电年均投资额将超过2000亿元。从资源储备的角度看，目前中国水电资源开发程度为24%，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的水平，未来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依侍多年的技术积淀和较强的制造能力，中国一重、二重、哈电、东方电气、上海电气等龙头企业已不惧与世界各大巨头直面竞争。孟宪淦告诉《英才》记者，我国水电设备的国产化在整个能源领域里占的比例相当高，无论是大型水轮机，发电机，还是保护、控制设备，都是自行生产，基本走的是自主创新的路子。

　　据萧函分析，大型水电机组由于行业壁垒高，竞争力度小等因素，盈利能力远远大于小型水电机组。所以，这一市场会赋予水电设备新的成长空间。

　　但原东芝水电的一位高层告诉《英才》记者，如今其目标市场可能会逐渐向中小水电项目倾斜，未来的水电市场将会形成以大型水电项目为主，中小型水电项目为辅的格局，水电企业有望开发新的盈利增长点。

　　国际电力巨头的动向无法忽视。2012年7月，占中国水电设备市场20%的阿尔斯通宣布在天津建立水电全球技术中心，以支持其在中国和海外市场的发展。与此同时，福伊特、西门子、东芝水电、安德里茨、维奥水电、通用电气(GE)和克瓦纳等跨国企业也纷纷加大中国市场的权重。可以预见，随着产业的加速发展，更多猎食者加入战团，接下来的竞争将愈发激烈。

　　风电50%产能过剩

　　风机依然在转，但企业却在亏损。

　　上游产能过剩、下游需求疲软、并网消纳困难、弃风限电严重、产业链资金压力加剧、出口遭遇贸易壁垒等等，风电全行业面临亏损风险，从相关统计来看，目前国内风电整机行业产能估计在30-35吉瓦(GW)之间，产能过剩率在50%以上。

　　产能过剩的直接后果则是引发设备的价格战。目前1.5兆瓦风机报价已跌破4000元，降至3800元左右，整机价格大幅下滑30%。在此背景下，风电企业纷纷各显其能抵御“严寒”，而其中绝大部分企业则相继选择了人事调整、减薪，集体放假等手段达到“减负”的效果。

　　遭殃的还包括四五年前在华市场几乎一统天下的外资风电巨头。已在华设立6家工厂的西班牙歌美飒风电去年一季度在华销售下降超过50%；世界最大的风电企业丹麦VESTAS已关闭了三家风电企业中的一家；印度SUZLON公司也宣布将出售其在华的生产部门。风电机组价格持续下跌，逼迫外资风电企业纷纷逃离中国市场。

　　除了制造规模的膨胀，因消纳不畅，弃风限电成为困扰我国风电前进的最大障碍。统计显示，东北一些地区冬季弃风限电比例已近50%；西北主要风场因数次脱网事故，目前限电竟高达70%—80%，风能资源最好的一些地区，设备年利用小时数还不到1400小时。2011年，并网风电发电量尽管同比增长48.16%，但设备利用小时数却比上年降低144小时，全国范围内平均风电弃风电量占比达20%，直接经济损失达近百亿元。

　　对于风电及其“难兄难弟”光伏产业目前面临的困境，李俊峰认为“罪魁祸首”是金融推手和企业本身的急功近利。“这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市场，需要每年百分之几到十几的合理增长，而不是百分之百的增长”，李俊峰说。

　　虽然目前风电整体状况不济，但国电龙源电力总经理谢长军保持乐观：电网这两年加快了外送通道的建设。

　　“现在风电产业的发展格局处于焦灼混沌期”，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高级顾问施鹏飞告诉《英才》记者，风电行业牵扯的利益面太广，各方的暗中博弈难分难解，所以对未来一两年整体的产业发展格局还是难有清晰的判断。生物质能地方冲动

　　弹指一挥，庄会永已在生物质能这个历经冷暖的产业里摸爬滚打很多年。

　　作为国家农林生物质工程专家，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生物质发电企业国能生物发电集团科技部总经理，8年里，庄会永的脚步遍及全国140多个生物质资源丰富的县市，密切跟踪分析国内规模化生物质发电产业的运行和管理情况。

　　与“风光无限”比，中国的生物质能发展相对滞后。但事实上，这个产业的政策从来不缺，特别是“十二五”规划出台以后，国家强化产业支持力度的意志愈发浓烈，产业投资的热情再次抬头。

　　根据去年颁布的《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生物质能年利用量超过5000万吨标准煤，预算新增投资达到1400亿元。规划还承诺，对于新型生物质能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示范项目，以及涉及农村生活用能的生物质能项目建设，中央财政给予资金支持。

　　政策给力，地方招商引资的冲动不可抑制。2012年仅湖南、湖北二省便连续核准近20个项目，后续还有20个项目待核，这样的速度多年未现。但是，新一轮的投资热潮也在积累新的产业隐患。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仅考虑眼前引资利益，使得生物质发电厂布局过密，两个电厂之间20-50公里范围的比比皆是。庄会永告诉《英才》记者，合理距离应该在100公里左右，高密度布局必然造成电厂之间对秸秆等原料的争夺，企业间恶意竞争，原料价格上涨、质量不可控制，“这种现象可能会葬送一个很好的生物质发电产业”。

　　上游原料的规模化收储成为掣肘生物质能发展的最大瓶颈，同时，补贴的结算延迟也可能挫伤企业的积极性。“电费补贴需要申请审核，程序较繁琐，结算滞后，在这种情况下，从农民手中购买燃料的积压资金负担很重”，庄会永说。

　　面对产业内外的各种争议和质疑，庄提醒同行，不能局限于原有的小农、小规模、小型用户的陈旧思维模式，必须走“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标准化”的路子。

　　文|本刊记者 李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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