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成长曲折路

  商业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受到抑制,商人受到歧视。

  “重农抑商”可追溯到商鞅变法,作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是不变的方针。商鞅变法明文规定奖励耕战,汉文帝提出重视农业生产,再到清朝初年的海禁等,“重农抑商”贯彻始终。

  “重农抑商”直至清末

  商鞅变法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有具体规定,粟帛生产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经商及因怠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当奴隶。

  这是历史上中国“重农抑商”思想最严酷的制度设计。

  由此形成稳定的“士农工商兵”的排序,商人在社会中居于底层。

  农业作为民本得到当权者的重视,而商人不过是“贩夫走卒”,所谓“学而优则仕”,这些“贩夫走卒”之辈即便在富甲天下后,都想着捐一顶红帽子,倚身官家,从红顶商人胡雪岩到状元企业家张謇,身上无不流淌着传统的血液。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朝,抑商政策却被束之高阁,宋朝出台政策,将大量农民投入到商业手工业中,造就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民间经济繁荣时期。到宋朝中期,商业大潮兴旺,对外贸易发展,钱庄行业迅猛发展,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纸币和银行雏形。造船、火器、印刷、织布和瓷器等手工业出现繁荣景象。

  但是,明朝重回重农抑商旧轨,资本主义萌芽若隐若现,始终未有大的发展,直到清末。

  不得不提到清朝中后期的两位商贾巨擘,他们的故事如今家喻户晓。

  作为清朝时期浙商的代表,与同时代的晋商代表乔致庸相比,胡雪岩不是纯粹的商人。同样是做钱庄生意,胡雪岩依赖左宗棠,涉足政府军需、军火等垄断性行业,在富足的江南水乡攫取大量的垄断利益,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他以商人的敏锐眼光和对局势的判断而富甲一方。

  乔致庸早年立足民间,以粮食贩卖和钱庄汇兑为主,将生意拓展到边疆地区,从江南的茶叶丝绸到蒙古的羊皮,商通天下,广泛地进行物资的置换和贩卖,逐渐形成以票号为中心的早期金融业。

  当时,各地商人组成的商会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并未有很强的共同利益诉求,仅仅介于乡谊之间,并未变成强大的社会力量。

  近代意义上的商帮组织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中国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救亡图存,革命风起云涌。“士农工商兵”格局推倒重新排序,“唯军是重”、“实业救国”等理念,让军人和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

  清朝末年,商人的组织性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行会等早期商人的聚集组织,已经逐渐变成近代意义上的商帮组织。

  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近代中国商会的一个雏形。这是一个由上海部分官员和商人成立的议事机构,商人在公所内商量行业大事,清政府对实业鼓励的举措不断加大,同年,张之洞和袁世凯分别在汉口和天津成立商业会议所,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后,第二年根据现实需要,政府颁布《察定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商业公所一律改名为商会。

  1905年,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天津商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的商会。到1908年,中国共有58个总商会和223个分会,其中海外分会有9个。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商会总数得到迅猛发展,增加至794个,1915年激增到1262个。

  在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商业繁荣的地方,到处可见各地的商会和公所。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团体,同时也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商会制度的建立,确定了商人的社会身份和组织的有序化。

  此时,半官方半民间的商会普遍建立,却遭到政府的严密控制。

  按照规定,各地商会组织的建立,都需要呈报官府,政府对商会的活动也加以限制。《察定商会简明章程》的若干条文解释中明确规定,商会会议限于讨论有关商务事宜,演说只能集中于会议之内。“一切以商情利弊为宗旨,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

  这些,让商会的民间性大大减弱,但是清朝末年政府对民间的控制减弱,中央政府政令也难以触及到地方公共事务,因此商会的独立性反而大大增强。

  财团势力触及各个角落

  民国早期,军阀混战,各派系都拉拢财团成为重要的后盾,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短暂繁荣,上海地区迅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一些巨大的资本集团相继出现,以宁波人虞洽卿为首的航运公司和宁波系四明、中国通商银行为基础的银行财团,以纺织和面粉行业为核心的荣家资本企业,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高度交融,并与政府联系密切,形成类似日本财阀的财团组织。

  实力雄厚的上海江浙财团势力触及各个角落。当时流传有一句话: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

  商会成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振兴本国商务和实业,“联商、振商、保商”成为各地商会的宗旨。

  以上海为例,当时工商分家,分别有工业协会和商业协会,在上海的商会叫上海总商会。但一些工业企业也参加商会。商会某种意义上同政府存有矛盾,有斗争也有联合,这是因为政府要收税,企业总希望低税;而商业领袖又与政府关系密切,以获得某种垄断资源,获取巨大利益。

  解放后,新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与旧的中国工商联区别在于,国营企业成为会员,私营企业虽也是主要会员,但是国营企业已经处于领导地位。

  “文革”期间,全国工商联工作基本停摆。

  改革开放后,1979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崛起的前提下,工商联的行动纲领也相应调整。

  随后多次变革,到2001年,全国工商联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为“中国民间商会”,使得工商联具有“总商会”的性质。由此,全国工商联就可以以“中国民间商会”(中国总商会)的名义和形式,积极开展各种对内对外的活动,各地的商会也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

  文|黄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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