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张彤禾眼中的中国打工妹

　　在东莞跟随女工生活、采访三年后，张彤禾于2008年完成《打工女孩》一书。她想描述几百万女工的成长故事，这些故事里的女工直到今年才有机会被我们所认识

　　“伍春明，你总不能每天就如此过下去吧！你想想你来到这个厂已整整半年了，然而你到底有些什么收获呢……难道你就是一个如此无用之材吗？”

　　“2004年，敏领到了新工作头半个月工资，但是她没有把钱寄回家。她去商场买了一件合身的黑色衬衣和一条白色的紧身七分裤。她答应过老朋友要去看她们，而拜访老朋友要穿新衣服。”

　　能把这样的日记和故事与中国打工妹联系在一起吗？

　　“现在，我给你们读一段日记，伍春明是《打工女孩》这本书里的主角……”2013年4月8日，华裔女作家张彤禾来到北京大学，以向中国人介绍“打工妹”的方式，开启了来华与读者见面的首站行程。

　　早在5年之前，伍春明、吕清敏、蒋海燕、陈英等中国打工妹就已经被世界所认识，《打工女孩》英文版在出版当年即被《纽约时报》选为“2008年百本应读书”，转年又获得美国笔会非小说文学奖，随后该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直到今年《打工女孩》简体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些打工妹们才有机会被中国读者认识。

　　“流水线”上的单词

　　这里是中国东莞。

　　想象着自己置身于一个偌大的房间，天花板很低，日光灯照明，每个人各自分开，坐在长桌后面，每个桌子上都摆着一个椭圆形的金属机器，上面有纵向一列的旋转面板，装着一张张卡片……一个词语便很容易从中国人的脑海中蹦出来：流水线。

　　关于东莞，有种说法是：中国是世界工厂，位于南方的东莞就是工厂的主要车间。但这条流水线却真的不在车间里，而是出现在东莞科技馆内--确切地说，这是一所语言学校，金属机器也有个被烙上了东莞印记的名字，叫流水线学习机。

　　“卡片上印着一排排单词，匀速从学生面前滑过。机器旋转的低沉呼呼声充满了整个房间，就像在洗牌。一排单词从我面前滑过……”张彤禾将这一切记录下来，“房间的尽头，一个年龄较长的男人坐在一台电脑前。他没起身，只是递给我他的名片，上面用汉字印着：吴氏活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吴倌熹……”

　　“在一个工业城市里，英语可以这样学”，这样的英语教与学的方式不仅仅引起了张彤禾的好奇，在“追踪”过农民工生活的中国纪录片导演范立欣看来，这也很不可思议，“我一直没有看明白他到底是怎么让人学习的。”

　　听到范立欣的不解后，张彤禾笑了--在《打工女孩》一书中，我们很容易便能发现以英语为母语的张彤禾对这种教学方式的不认同，“他的方法违背了已被广泛接受的语言学习规律--简而言之，就是表达和理解，以及教师在学习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吴先生的教学指导思想就是，掌握英语的关键就是要把人当作机器来对待。学完英语的字母和基本发音后，学生坐到机器前，让一排排单词从面前滑过。学生要把每个词都读出来，写下，但不用知道意思，一周接着一周练，直到最快速度……”

　　不管学习规律如何，也不管吴先生的理论如何，最重要的是，“流水线上的英语学习”是有市场的，来自江西的打工妹刘以霞便是最用功的学生之一，她“离开家的第一年，吃饭睡觉呼吸都在流水线英语。”

　　流水线的背后，蕴藏着打工女孩们巨大的决心。

　　在东莞，几乎张彤禾认识的每个打工女孩，都曾下决心要学习英语：吕清敏有段时间晚上自习，学《疯狂英语速成班》的旧课本；蒋海燕随身携带一册口袋本的单词书；上过白领培训班、后来进入管理层工作的陈英，也计划过自学英语并参加专科入学考试……“甚至连KTV里的姑娘也认为英语是条出路：外国客人可能会对她刮目相看，雇这个小姐当文员或是秘书。”

　　而当伍春明决心要学英语时，张彤禾已经一点儿也不奇怪了，她甚至能听懂伍春明决心背后的言下之意：“英语可能是帮她找丈夫的另外一条路。”

　　QQ上的爱

　　别以为聊QQ、参加交友俱乐部、八分钟约会等等都是城市姑娘们的专利，打工女孩们同样熟悉这些现代化的恋爱方式。

　　在来华与读者见面的几次演讲中，张彤禾都讲述了伍春明上网交朋友的故事，“一天我在春明的公寓里，她给我演示QQ聊天，上线的时候你可以下拉一个名单，所有在线的人都在上面，你可以选特征，比如城市、籍贯、年龄和性别，她告诉我上面的人经常会聊到性，而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聊这些。上线几分钟之后，一个男人出现了，他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他被作为备选男友介绍给春明……”

　　而张彤禾第一次认识伍春明正是在东莞交友俱乐部，“这是东莞最大的约会机构，我去那是想认识年纪比较大的打工女性，在东莞如果你超过三十岁就是了，找到一个好工作之后，每个农民工最关心的就是找个好对象，但是这个事情不容易。”张彤禾说，春明的很多事情让自己很感动，“在这个无情的工厂世界，她有过这么多无聊的工作、这么多可恶的老板、这么多糟糕的男朋友，但她还可以这么乐观，还可以想去改善自己的身心，还相信自己可以找到真的爱情。”

　　张彤禾知道有很多人批评中国人只关心赚钱、买车、买房子，“但春明让我了解有人要的很不一样，她跟我说，‘我想提高生活质量’、‘我想找到新的快乐’，她在找更深的生活的意义，虽然她自己也说不出这是什么。”

　　2004年2月，当张彤禾第一次来到东莞时，她还是《华尔街日报》的驻北京记者，后来为了写《打工女孩》她辞去工作，凭借着作为记者培养出的观察力和沟通力，她不仅多次走进东莞交友俱乐部，还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向她敞开了会员资料。

　　一个秋日的下午，张彤禾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她发现，大多数人的自我介绍既简短又腼腆，每个人报出自己的会员号后，都说自己“普通”，而不说自己的名字，“男人有做电工，律师，广告主管，流水线工人；女人则是护士，文员，老师，销售员，流水线工人。有相当比例的会员离过婚。”张彤禾将这一切记录下来。

　　后来，张彤禾发现，大多数会员的关注点都很现实，例如有事业心、经济条件好、工作和收入稳定、能吃苦等。“女性尤其迷恋身高。”张彤禾补充道。

　　虽有争议，但“这就是中国的故事”

　　张彤禾最后一次去东莞是在2007年2月，书中关于打工女孩的记录也在那一年画上了句号，现在张彤禾仍然和书中的主人公保持着联系。

　　在打工世界一路高升的伍春明，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她在为开一间幼儿园的梦想打拼；吕清敏已经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了，她的另一半也是农民工，她和老公都在东莞打工，他们买了辆二手车。

　　媒体对于东莞打工者的报道很多，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工人是流水线上的沉默者，甚至可以当做被随时替换的零件；而在中国人眼中，中国工人虽然沉默、低调，但他们顶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要艰难地面对难以解决的户籍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看不起病，还有很多人虽在城市，心里却永远装着留守在村子里的孩子……对于这些问题，怎能视而不见？

　　与在西方颇受好评不同的是，《打工女孩》在中国陷入了争议。4月8日和9日，张彤禾连续两天分别在北京大学和单向街书店与读者见面，虽然闻讯而来的人足以将活动主办方提供的场地塞满，但有人坦言，是因为敬重张彤禾的丈夫彼得·海勒斯（中文名何伟）--他同样以描写当代中国的非虚构作品而闻名，“希望您能转达我对他的敬佩。”活动现场，也有人直言，认为张彤禾丈夫的作品更加客观地反映了中国，“他的思考也更精准一些。”网络上，很多评论将张彤禾与她的《打工女孩》定义为“外国视角”和“给美国人看的书”。

　　“我不是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这样说并不完全准确。”面对中国媒体，张彤禾袒露心声。

　　“外面的人对这个群体看得不是很清楚，不全面。他们只看到打工女孩们多辛苦，多受虐待，却没有想到她生活上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她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她的朋友圈、家里人会有什么纠纷、有什么发展，我觉得这都很值得写。”张彤禾说，“我看到很多美国媒体对这个群体的报道常常是很负面的，我觉得这不是事实，我想纠正，但是我不认为这就是为美国人写的，因为我认为谁想了解这个群体，都可以看这本书。”

　　更多的质疑则来自于书中的两个核心人物样本，伍春明和吕清敏，她们都从工厂基层车间起步，后来得到了收入更好的工作。她们的故事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流动人口的状况？在北京，张彤禾的回答是：我记录我所看到听到的，这就是我的职责。而在来北京之前，张彤禾已经在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不能说敏和春明是中国广大农民工的典型代表。她们只是我碰巧写到、关注，并且最为了解的两个年轻女性。但她们的生活和奋斗象征着她们祖国的今天。最终，跨越了时间和社会阶层，这就是中国的故事：离开家，吃苦受累，创造新生活。”在张彤禾看来，敏是勇气与韧性兼顾，春明则始终在追寻幸福和生命的意义，“她们的雄心和百折不挠的劲头是中国农民工普遍拥有的特质。”

　　中国打工女孩的真实生活，有着复杂多变的特点，要了解真正的她们，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观察和探究。

　　“从观察她们的脸开始”

　　对于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各地奔波的美籍华人张彤禾而言，刷新中国打工妹--颠覆她们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留着长发、身着正装、能用流利的中文表达、看上去很知性、“很中国”的张彤禾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自记事以来，她就一直想离开家，她在纽约郊区长大，在学校里她是班上唯一的华裔；她离家去读大学，主修历史和文学，大四时，毕业论文她写的是19世纪美国西部--写那些抛下故土迁徙的人，想象着在那未曾到过的地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毕业后，她不断搬迁，始终为新闻事业奔波，佛罗里达、布拉格、香港、台北、上海、北京、科罗拉多，现在到了开罗，虽然从本心讲，她并不是个喜欢流浪的人……

　　张彤禾发现，东莞有几百万年轻女子，每个人都有值得诉说的故事，她觉得自己应该从观察她们的脸开始。然而，张彤禾接下来发现，在工厂里交个真心朋友并不容易，虽然在工厂的宿舍里，常常是12个打工女孩睡一间房，但在狭小的宿舍里却要守住自己的秘密。

　　“打工妹”之间的交往尚且不易，更何况要以记者的身份与“打工妹”交朋友，很多人好奇，张彤禾怎能得到这些年轻女孩的信任。

　　“其实让她们和我说话并不难，跟几十个人在街上见面、说话，她们都很和气，都愿意和我谈，她们是外来人，我也是外来人，所以我觉得可以让她们比较容易接受我。”在北大的演讲中，张彤禾如是说。

　　但张彤禾与“打工妹”的交往故事却从“失败”开始。

　　来到东莞的第二天，张彤禾遇到了田永霞和张大丽，她带着两个女孩去了一家面馆，给她们点了可乐，两个女孩告诉张彤禾她们离家的故事：16岁时第一次离家，她们清楚地记得从河南农村老家出来的“黄道吉日”是大年初九，她们身处工厂生活的最底层。

　　在面馆用餐时，田永霞翻来覆去地看着张彤禾的名片，问能否给她写信，还告诉她“我们很想妈妈。我们很寂寞。”但突然，一个姑娘透过面馆的窗户发觉外面有情况，于是两人起身一起散开--那天，两个姑娘遇到了一个月挣八百的老乡--于是，她们不想“放过”她，便追了出去。

　　张彤禾只好与两位女孩约好两星期后再见面，可是当两周后，张彤禾从北京坐飞机南下来到东莞，在约定地点等待田永霞和张大丽时，她们却“消失”了。之后的几个月，张彤禾每次来到东莞，都会仔细看街上几乎是每一位打工女孩的脸，她希望能再找到两位女孩，但这却只是个没能实现的愿望。

　　“短线心态”与“靠自己”

　　范立欣很理解张彤禾的难处，因为他在拍摄以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家庭为主题的纪录片《归途列车》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难处，“我拍摄的那个小女孩，她换了一个厂，她没有告诉我，她把电话也换了，我当时就觉得，天啊，怎么办，幸运的是过了一个月后她又打电话来，关键是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做完这个片子后，我就再也不拍十五岁的小女孩了……”

　　而张彤禾也坦言，最难的就是和那些打工女孩们保持联系，因为每个人随时都可以换工作、搬家或者改变手机号码，她认识的打工族也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手机上--“为了更便宜的通话套餐不停地变换号码，去另一个城市的时候换一张手机卡以节省漫游费。这就是东莞的短线心态：为了省几分钱，不惜和一些人永远失去联系。”

　　最终，吕清敏和伍春明等打工女孩还是向张彤禾敞开了心扉。“我有时候觉得我写的人，是她们选了我，当然我也选了她们，她们对这个世界很好奇，对我这个外国记者也同样的好奇，这种相互的兴趣让我们保持联系，也成了朋友。”张彤禾认为。

　　在“刷新”中国打工妹的同时，张彤禾也“刷新”了自己的大家族--在写书的过程中，她研究了自己的家庭迁徙史。一百年前，她的祖父离开了在吉林老家的村子，改了名字，决心重塑一个新时代的自己，他先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又登船去了美国，在日记里，他抄下一行行英文单词，激励自己努力学习。

　　“这种自励的语言对于如今在东莞待了这么久的我而言，是那么熟悉而似曾相识。”但张彤禾祖父的这些“自励语言”最终还是没能展现在中国读者眼前，这也是张彤禾感到最遗憾的地方--占三章篇幅的家族故事在简体中文版中被删除了。

　　“写中国而不写历史，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虽然现在中国不是每天都在讲历史，但我感觉历史就在那里。为什么打工者们要从农村出来给小孩一个机会，是因为他们知道上一代人没有这个机会。”张彤禾希望，有一天这本书能够完整地呈现给中国读者。

　　虽然中国读者还暂时看不到历史留下的“自励语言”，但另外一句新时代的“自励语言”却反复出现：“我只能靠自己”--张彤禾笔下的人物，多次重复着这句话。而“靠自己”这样的信念相对于女孩们换工作、学英语来说，显得如此坚持与执着--认识张彤禾的那天，她们便这样对她说--有时候，张彤禾也难免从这句话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小康》 实习记者宋清源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