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之风自古而然——专访著名考古与盗墓史学者倪方六

　　几年前，在一个饭局上，一位美籍华裔考古专家听说倪方六要写“中国文物造假史”，给他提供了一个让人唏嘘的造假案例：

　　上世纪，河南两名盗墓贼盗出一批青铜器，被当地公安抓获。量刑需要参考被盗文物的价值，因此公安局请来两位专家鉴定。当时专家意见一致，皆认为被盗青铜器是一级文物，属国宝，价值连城。

　　因为这个权威鉴定，两名盗墓贼被处以死刑。后来发现，所盗出的文物是赝品，并不值钱。如果当时专家鉴定时严谨一点，罪犯也就不会被枪毙了，而盗墓贼家人至今不知真相。

　　“这件事情也说明文物造假手法之高超，造假之惊人！然而造假绝非新鲜事情，可谓自古而然。”著名考古与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对《瞭瞭望东方周刊》说。

　　基本没机会“捡漏”

　　南京朝天宫如同北京潘家园，热闹熙攘。文物摊贩们在空地上铺下一块厚布，将宝贝们一一展示于上，自己则蹲在摊边和买家看客聊天砍价。

　　2011年前春节前，某地电视台到南京找倪方六拍摄一档有关文物造假的节目。记者手持摄影暗访机跟着倪方六，在朝天宫附近的大小文物摊位间穿梭、砍价。

　　“我跟一个摊贩说，要过年了，公司老板让我来选几件东西当年礼送人。要好东西，你这摊上的都是假货。”倪方六向本刊记者回忆这次暗访。

　　摊贩倾身附耳，低声说：“老板你跟我来，真的都不在摊上。”跟着摊贩绕行至朝天宫后边的一条小巷，那里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上车后，车中人神秘地拿出几件包装精良的青铜器，这件50万那件100万元，开价都非常高。我仔细看了一会，笑了笑就找机会下车。”

　　无论是摊上的还是车里的，其实都是假的。倪方六解释说，“现在捡漏的机会微乎其微，摊贩做戏已成常态，增加些神秘感有人可能就信以为真。”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徐州刚有一个大墓被盗，一批青铜器流失。可见这些制假卖假的商贩对信息的掌握十分及时、准确。在那样的背景下，如果抱着“捡漏”的心态，觉得收脏容易压价，很可能钻进圈套。

　　解放后，最有名的一次文物造假---北魏陶俑事件，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牵涉面甚广，几乎骗倒了当时全国所有的专家，连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也不例外。

　　一名专家在北京琉璃厂闲逛时，发现了一批北魏陶俑：它们的形态从未现世，因此引来众多关注。时值洛阳被盗一北魏时期墓穴，所以该专家认为是北魏时期珍贵的文物，遂上报国家博物馆，拨专款、专项抢救性收购古玩市场上的“北魏珍贵陶俑”。

　　当时，中国国家博物馆还叫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虽然从肉眼判断这批文物是真的，但还是不放心，就使用考古中常用的高科技断代手段C14进行检测，发现这批陶俑在年代上与北魏完全吻合。

　　即便如此，为确保万无一失，馆里又邀请苏秉琦、王仲殊、安志敏、史树青……北京几乎所有顶级考古学家、鉴定专家“过眼”。结果他们一致认可，确为真品。时任馆长余伟超操办收进这批文物。

　　未料，此后类似的“出土文物”竟然源源不断出现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一时形成收藏热。此时，专家们才觉得不对劲，起了疑心，感觉可能受骗。

　　国家文物局专门为此事成立专案组，调查证明：国家博物馆收进的那批文物确实为赝品，是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做的。该系列伪造之成功，连苏秉琦都看走眼了。

　　“故宫博物院当时也收藏了这批陶俑。”倪方六说，当时媒体还以《著名文物专家建议，文物单位抢救收购国宝级文物---北魏彩陶俑》为题，报道过该事件。

　　漫长的文物造假史

　　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仿制之前的器物。官制的多为皇室成员把玩之用的工艺品，这种“仿制之风”流传到民间，便形成了文物造假。最早的造假潮流能追溯到唐宋。

　　唐代主要是青铜器造假，朝廷甚至有官办仿造工场。如李隆基当皇帝时，在离南京不远处、今属镇江的句容，就设有作坊，专仿夏商周三代青铜器。

　　宋徽宗时代又掀起新一波文物造假之风。这段时期及以后，文物造假以三代青铜器和书画领域最严重。现在不少青铜器都是唐宋时造的假文物，有意思的是，唐宋假文物到今天也成为了宝物。

　　除官仿外，古代民间造假更为泛滥。以三代青铜器来说，宋元时代的江苏、浙江都有一些出名的造假作坊，如宋代的“台州铸”，元代的“杭州铸”、“平江铸”等。清乾隆年间，江苏、山东、北京、陕西到处都有造假作坊。

　　扬州和苏州，一直是江苏文物造假的大本营。扬州以书画和玉器为主，苏州则是书画、玉器、青铜器无所不能。民国时的青铜器出现了“苏州货”、“潍坊货”、“西安货”和“北京货”等来自不同地区的假货，以上地区都属于仿造出名的青铜器货源地。

　　收藏界有个至今传讲的笑话：民国大文物贩子之一吴启周，与卢芹斋开办了倒卖文物公司“卢吴公司”，却被自己的外甥叶叔重所骗。吴从上海古董商洪玉琳那里买到一批商代青铜器，结果得知是叶叔重搞的“苏州货”，气得吐血，从此退出江湖。

　　民国时另一起有名的造假案发生在南京。

　　时为首都的南京，有个张姓古董商极善作伪。1935年，他根据《古泉辞典》，伪造了一批萧梁时代的五铢钱范，声称是在南京光华门外草场湖出土，借此发了笔财。尝到甜头后又用唐志残石，刻上“谓山窑”三字，又刻上“大通纪年”。

　　当时中央大学教授朱希祖是中央古物保管会委员，见此石刻，惊为稀世宝物。张很大方，干脆将石刻献给古物保管委员会，获60块大洋奖励。报纸上还对此作了正面宣传。

　　此后，另一委员马衡看出了破绽。朱希祖遂将张告到法院，结果张姓古董商行贿法院，反而胜诉。胜诉理由有些强词夺理：你一个考古专家无法鉴定赝品应该自担责任，且“奖金”也是自愿颁发的，古董商未强要。从此朱希祖再不谈考古。朱希祖之子朱楔，后以考察六朝陵墓而出名。

　　现今，文物造假又呈一波高峰。造假者技艺更加精湛，造假对象则趋于重大文物。

　　盗墓对文物造假推波助澜

　　如今在各博物馆附设的文物商店里，都可以购买到仿古文物。这类物品以工艺品的身份在市场上合法流通。制作仿古文物的厂家需取得相关资格，而很多没取得资格的厂家也在这一行业中伺机谋生。一般来说后者的产品售价要低于正规厂商，生产管理业相对混乱，很多文物造假也是从这一渠道流出。

　　与制假者一样，盗墓贼也有自身产业链，两条完整的“产业链”部分重叠且共同发展。

　　盗墓贼以“伙”为单位作案，探墓盗墓后将赃物送至中间人处，再由中间人向富商、收藏者乃至博物馆贩卖。“现在的盗墓贼与文人雅士都有一定联系，他们往往得手后就将物品送到北京。”倪方六说，“除了收藏家和鉴赏家，潘家园背后的大老板们也承担了中间人的角色。”

　　由于中国文物种类繁多，制假产业链也较复杂。以青铜器为例，制假者一般先选择精致、好销的器型，确定后请专业人士拍照、制图。这些专业人员或为制假团伙自己的技师，也常常“外包”给正规文博单位、美术院校的“工艺大师”来完成，这些人也愿意接此类可捞一外快的私活。有些古董只有博物馆的人才能见到拍到，所以有时“私活”也必须请他们做。

　　接着便需要制作蜡模。制蜡模对技艺要求很高。“在安阳有个村庄，那里的一些村妇长期在村里这样的作坊里打工，技艺已相当熟练，都成了制模的能手。”倪方六说。

　　赝品能不能以假乱真，关键看做旧工艺，以青铜器来说，做旧有很多种办法，物理法和化学法以及各种民间土秘法会分步骤使用，以求达到最终完美的效果。

　　玉器的作假更有讲究。如苏州的玉器制作，从选料到设计都十分讲究，“苏工”更是玉器雕刻中顶尖的技法。但以前无论“苏工”如何美轮美奂，却始终无法骗过眼尖的收藏家，其关键在于玉器雕磨打琢做旧后，却无法拥有古玉的“水头”。

　　这里的“水头”和缅甸翡翠用来判别等级的“水头”概念并不完全一样。以新疆和田玉为代表的中国软玉是古玉器制作所运用的传统材料，玉器长期埋在地下后，其透光度和柔润度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形成特殊的光泽。

　　在过去，“苏玉”最后一道工序并非在苏州完成，工匠们会将玉器运到安徽蚌埠做最后一道工序，经蚌埠大师之手的“苏玉”外人很难辨识。“蚌埠人肯定有自己的独门祖传秘法，就算苏州人再精明能干，这道做旧工序也只能到那完成，苏州人并没有偷师成功。”倪方六说。

　　“盗墓贼也会购买赝品，多用于‘埋地雷’。”倪方六说。“埋地雷”是现代河北河南等北方盗墓贼的说法，就是将假货事先预埋在要“盗”的地方，这是针对喜欢现场“包坑”大老板的作假方式，实质就是忽悠买家，让其现场看着“生货”的出土过程。“眼见为实嘛，不明真相的老板往往会上当，盗墓贼有时比文物贩子更奸滑。当然，所埋的‘地雷’都是稀罕、贵重的假古董。”

　　有一个故事是：民国时，长沙有个姓蔡的古董商，经常与盗墓贼合作，也善于仿造古董。有一次，盗墓贼将一件他仿制的战国铜器埋入盗洞内，后来蔡姓古董商约某大学著名文物和考古教授上山看“货”。该教授亲眼看到他们从盗坑内取出一件精美铜器，其纹饰和铜锈都非常逼真。该教授便花巨款收买。

　　博物馆买赝品

　　业界认为，中国博物馆的馆藏品种有5%~10%为赝品，而倪方六甚至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实际上国内博物馆的问题藏品不少。

　　“早几年，徐湖平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时，曾收藏了一件先秦时期青铜器，后被圈内认为是假货。”该件青铜器质地年代并不存在疑问，重点在于此盆器的错金工艺被质疑造假。从市场价值上考虑，有铭文或者错金工艺的青铜器其价值要高于普通青铜器数倍甚至几十倍。青铜器上的铭文是论字的，用“一字千金”来说一点也不过分。

　　当下博物馆购买藏品的程序本身是比较严谨的，都会请业内权威专家鉴定，专家会在鉴定意见书上签名。具体鉴定时一般不只请一位专家“看”，但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如果权威专家认为是真品，即便其他人有不同意见，甚至提出质疑，博物馆也敢收。事实上，一些博物馆在收购文物时存在违规操作现象，有时候先收购了，再请专家来补个鉴定意见。

　　倪方六认为，博物院购入赝品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对藏品的需求量很大。每家博物馆每年都有一笔专门经费用于收购藏品，费用的多寡按照博物馆级别由数百万至数千万不等。大博物馆经常不够用，购买重器的时候需要再申请专项资金。但有的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博物馆，钱花不完，费尽心思想着如何买东西花掉。

　　因此造成文物市场中一种诡异的局面，本应再三鉴定的文物，或是存疑的文物，都会被博物馆当成“抢手货”---如果你犹豫不买，就可能被别的博物馆买走。而文物贩子正是利用这一点来骗取国家钱财。

　　其次，虽然有问责制度，但由于博物馆购买文物是集体行为，即便买入赝品，从专家到馆长其个人都不会为此付出行政责任，至今也没有听说哪个馆长真因为收了假文物丢职的。当然也不会影响下一年度的购买预算，甚至连当事人的奖金都不会被扣发。

　　就博物馆长买赝品丢职位之事，倪方六说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一个案例。

　　1933年，美国人普爱仑贿赂北京古董商岳斌，岳找人凿下一北魏帝后礼佛浮雕，卖给美国人，浮雕后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市纳尔逊博物馆陈列。

　　岳斌见浮雕来钱，又仿做了一件两幅，其中被德国博物馆的馆长买去了一件。这名德国馆长后到美国参观看到，告诉对方，你这是假的，真的被我们德国收藏了。美国方面说不可能，德国馆长回国后再鉴定，证明自己的馆藏是复制品，他因买假丢掉了职位。

　　岳斌给德国的东西是请当时京城最有名的仿古专家张兰会复制的，此人以善修三代青铜器出名，仿石刻也能乱真。1949年以后，张被中国历史博物馆聘为技师，专门负责整文修物，经他手的文物很难看出修缮痕迹。

　　现今社会的浮躁风气也从另一方面影响了专家的判定能力。“早年间期间藏家如果有一次重大失误，名声坏了往往不得不金盆洗手，退出古董江湖。而现在的很多专家，今天错了，明天继续错。如果有人仔细整理专家鉴定的错误数据，可能相当惊人。”

　　“如今鉴定圈的不良风气还在于‘我知道你看错了，我也不说’，其背后心理是‘日后我出错时，你也别抓我把柄’。”倪方六说，“国家对鉴宝类电视节目的管制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在现场那种情况下，很难有专家能完成谨慎的鉴定。”

　　“相比大陆的一些鉴定专家，当下台湾地区的专家相对更受欢迎和尊重。” 倪方六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骆晓昀|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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