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上市多阻

　　2013年5月31日，随着大连银行进入“申请中止审查”状态（详见证监会公布的《发行监管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谋求香港上市的城商行们又多了一位“战友”。

　　近年来，大连银行、上海银行、重庆银行、徽商银行等纷纷公开表示将赴港上市。然而，在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三家城商行之后，再也没有成功登陆A股的城商行。

　　在排队上A股的城商行中，据Wind数据显示，上海银行的总资产为8169.04亿元，江苏银行则达到6502.38亿元，其规模已经超过了上市的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然而六年来，A股的闸门始终对它们紧闭。

　　无奈之下，城商行们惟有调整航向，转道香港。

　　《望东方周刊》记者就上市事宜致电盛京银行、上海银行、锦州银行、江苏银行相关部门，均以“话题敏感”为由遭到拒绝。

　　“去香港上市是无奈之下的选择，而这也并不意味着比A股这条路好走。众所周知，A股市盈率高，且监管相对宽松，这对于存在着许多历史问题而且急缺资金的城商行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市银行内部人士对《望东方周刊》表示。

　　转战H股

　　2012年4月，上海银行在股东大会上通过了H股发行方案，计划发行不超过12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5%。该行在2012年6月进行了H股IPO承销及投行业务、投行中确定与多家银行组成该行H股承销团。上海银行行长金煜曾公开表示，该行H股IPO已经上报证监会，并已着手进行内部组织架构调整，以提高竞争力和经营管理水平。

　　同样于2012年开始筹备赴港上市的还有重庆银行，该行于2013年2月股东大会上通过H股上市方案，计划A股H股同时推进。为达到赴港上市要求，重庆银行甚至计划降低国有持股比例。

　　2013年4月，徽商银行股东大会通过H股上市议案的同时，还审议通过了在发行H股中，国有股份减持的相关议案。

　　公开信息显示，近日来，大连银行、温州银行、天津银行、哈尔滨银行等城商行开始在产权交易所挂出部分股权等待转让。

　　2013年5月29日，大连银行部分股权在北京金融产权交易所挂出；5月27日，哈尔滨银行总计4100多万的股权在北京金融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5月21日，温州银行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挂出759788股股份（占比0.04），参考价每股4.5元。

　　“变卖股份的行为可能是为了稀释国有股份，另一方面有的城商行也真的很缺钱。”前述上市银行内部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实际上，政策似乎对于城商行转战香港也早有指引。

　　2012年底，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报文件及审核程序的监管指引》取消了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的“456”条件（即4亿净资产、5000万美元融资额、6000万人民币净利润的标准）和前置程序，不再设盈利、规模等门槛，同时简化了境外上市的申报文件和审核程序，为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提供了便利。

　　“如果能上A股，这些城商行恐怕都不会选择H股。因为这两者是不同的规则和体系，准备工作的差别很大，中途改弦更张意味着之前的工作都白做了，又要增加额外成本，这不仅包括IPO的各种费用，在港上市之后每次信息披露和审计也都要比内地贵得多。此外，香港的监审都更加严苛，城商行内部又存在着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经营不规范的问题，这对它们来说是个挑战。更重要的是，香港市场的估值和市盈率都要远远低于A股。”上述上市银行内部人士分析称。

　　然而，融资已经成为城商行刻不容缓的任务。除了自身的业务扩张的内在需求之外，对于银行风险防控的政策规定也越来越严苛。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对监管资本要求、资本充足率计算、资本定义、资本充足率等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等进行了规范。这对于资本充足率及不良贷款率一直不甚乐观的城商行无意中加了一道紧箍咒。

　　这种情况下，“上市”而非“在哪里上市”才是关键所在。

　　先天不足

　　90年代中后期，一个城市的多家城市信用社合并成一家商业银行。这些城信社多数经营不善，不良资产严重，几近破产。地方政府则出面帮助化解其不良贷款，从而成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大股东。这便是中国城商行的由来。

　　由于历史原因，城商行的一大特点便是人数众多的个人股东，这种过于分散的“头小尾大”式股权结构也成为其先天不足之一。

　　“城商行在1997、1998年增资扩股时很多都资不抵债，谁愿意买它们的股票啊？当时都是强令那些股东购买的。试想如果当时股票很枪手，怎么会卖给个人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城商行内部人士对《望东方周刊》说。

　　一方面，城商行自身基础较差，另一方面，城市商业银行作为银行业的第三梯队，在银行业中属弱势群体。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行政资源支持，股份制商业银行近几年也纷纷涉足小额贷款等城商行的主营领域，外资银行近年来也纷纷加大中国内地的网店布局，受“内外夹击”的城商行可谓处境堪忧。

　　因为自身规模的局限，再加上受制于地方政府而卷入理不清的地方债中去，城商行普遍存在着内控、操作风险的短板、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吸引人才能力差、信息系统建设滞后等问题。

　　2011年，银监会提出城商行“立足本地、服务小微、打牢基础、形成特色、与大银行错位竞争”的发展思路。然而，对于“规模左右业绩”的中国银行业来说，小而弱的城商行面对触角无所不及的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来说，错位竞争难以实现。而走出省外，异地开分行以做大规模的路径近年来又受到政策限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从国有银行开始，小银行先天就不在其体系里面。国有企业改革曾提出抓大放小，注意点一直在大企业上，政策也是给大企业，小企业自然先天不足。”包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而诚对《望东方周刊》说。

　　目前，包商银行在小微金融领域已独树一帜。针对于政策对中小银行的限制，华而诚对本刊表示：“重视小微企业就需要重视服务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实际上我们也并不需要政策有多么侧重，至少别一味限制其发展。”

　　问题重重

　　分析认为，证监会对城商行不放行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考虑到城商行的自身风险控制能力可能不足，二是目前股市虚弱，承受不了城商行上市所带来的冲击。

　　“城商行最大的问题不是内控和风险管理上的不足。中国有144家城商行，不可能所有城商行内控都不行。”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望东方周刊》说。

　　鲁政委认为，城商行的问题还在于受地方政府的行政控制。“即使是成绩优异的城商行，地方政府仍然有主要人事任免权力，它不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经营，这个银行依然还是地方政府的银行。甚至，一些城商行的行长可能还打算从政，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也对《望东方周刊》表示，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控制权是大问题，因为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想把政绩做出来，引起国家的重视。“这样城商行出现过度监管和监管不足的问题可能性更大，为了做业绩，城商行可能会不顾风险地去投资，从而造成过度贷款。这样带来的损害会很大。”

　　实际上，在2011年跨区经营被叫停之前，多家城商行已经在异地开设了分行。城商行的跨区经营不仅增加了其资产风险，也造成了无序竞争和金融资源的浪费。在急剧扩张的同时，城商行形成了巨大的资金缺口。而上市则成为唯一的出路。

　　“我看到一些城商行跨地区抢存款客户，利用国家允许一定程度利率调整的空间去和大银行竞争同样的国有企业。但是，和大银行做一样的事情并没有形成错位竞争，反而扰乱了市场，造成了恶性竞争的根源。所以跨区域经营的结果并没有提高其竞争力。”孙立坚告诉本刊记者。

　　“在目前监管政策不鼓励城商行跨省经营的前提下，城商行的发展是受到一定限制，但并没有影响其小微金融业务。实际上，本地市场也大有可为。而且，城商行异地分行的经营风险的确是要高于本地的。”前述城商行内部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对《望东方周刊》表示，城商行还是应该先把本区域的业务做好再扩张。

　　是否该“一刀切”

　　城商行的A股上市之路，似乎遥遥无期。

　　“证监会并没有回应过我们究竟在哪些方面不符合上市标准。而究竟这些等待排队上市的城商行是否存在内控和操作风险问题也无从而知。”盛京银行董事长办公室一张姓工作人员对《望东方周刊》说。

　　尽管，城商行因受地方政府的控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彼此不独立，没有形成制衡。但孙立坚认为，所有的企业上市都面临着内控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这并不是城商行多年为上市准备未成功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上市之后，依然摆脱不了“上市-圈钱-扩张-缺钱-再圈钱”的恶性循环。“问题不在于银行本身是否在圈钱，而在于是否给银行造成了圈钱的制度环境。上市的监管机制还是要强化，对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要到位。如果城商行不是个很健全的银行，老百姓就会用脚投票，把钱放到其他银行里去。”孙立坚认为。

　　同时，上市对于城商行优化治理结构、防范操作风险也不无益处。前述上市银行内部人士认为，上市后各类信息更加公开透明会倒逼银行提升管理水平。

　　“任何一家银行都希望自己能成为百年老店，上市、异地开设分行受限也只是当前未能完全利率市场化的暂时政策导向。城商行仍然要加强修炼内功，为将来上市闸门打开做准备。”上述人士认为。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张诗雨|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