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活得“有意思”——白燕升谈离开央视前后

　　当一个“有意思”的人做“有意思”的事，本身就有意义。原来是为“有意义”活着，现在是为“有意思”活着

　　“我离开是迫不得已，再不走我感到羞愧”。落座后，不等记者发问，白燕升就道出了离开央视的原因。这是他离开央视之后，首次面对媒体讲述“出走”的前前后后。

　　在2013年3月一个月内，央视三名主持人先后离职，李咏、白燕升、王凯。李咏去了中国传媒大学教书，属于平调；王凯在央视本属聘任制；而白燕升是拥有央视编制的正式员工，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

　　几个月内白燕升换了两次手机号，在沉默了三个月之后。2013年6月初，白燕升在他的新办公室里，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此时，他刚刚加盟香港卫视，担任副台长之职。

　　手头的工作不足以调动我的激情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央视工作了整整20年，作出离开的决定，应该很不容易。

　　白燕升：离开，我的朋友和同事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支持的人大多数是同事和同行，反对的都是圈外的人。支持我的人祝福我，反对我的人说，“在这儿呆着吧，干吗呢，多好的养老的地儿啊！”他们说的都不是我心里想的，我没有想好与坏，就是觉得我应该走了。

　　我有意选择工作20年的时候走，想给自己一个节点，其实，我已经等了几年了。

　　我属于传统意义上在国家编制的央视正式员工，在这里不仅稳定，可以养老，而且这个平台太有影响力了，舍不得离开。我曾劝慰自己，再等等。等了三五年，发现这个生态环境根本没改变，我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谁愿意这样消耗自己？三五年之前，我的心已经游离了，我手头的工作不足以调动我的激情了。

　　《瞭望东方周刊》：我看到你最近几年主持的节目非常少了。

　　白燕升：跟多与少没有关系。你真正想做的（东西）做不了，我又不愿意重复。感觉自己是个多余人，再不走我感到羞愧。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想做的做不了？

　　白燕升：（沉默了一会儿）肯定是有事，但我不想抱怨，既不想抱怨体制，也不想抱怨领导，抱怨环境，只能从自己找原因，可能是我自己想法太多。

　　表面上看，我是主动请辞，其实是迫不得已。没有谁怎么着你了，你怎么着他了，没有这些矛盾，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对抗，这个更可怕。

　　《瞭望东方周刊》：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新的栏目吗？

　　白燕升：何止是新的栏目，包括整个戏曲频道的构架，我都操过心。因为在戏迷和观众的眼里，他们想看什么节目、哪个艺术家，觉得我能做这个主，觉得我说了算。实际上我的话语权非常有限。

　　《瞭望东方周刊》：戏曲频道最近几年也在改版，感觉改得有点媚俗，有些栏目也跟着选秀节目学。

　　白燕升：也许吧。一言难尽，如果那里有希望，我不会离开的，我比谁都更胜任。“中央电视台”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跟具体的人打交道，要跟很小的范围内的这个频道里的某些领导打交道，一个团队的水平取决于这个团队主要领导的水平。中央电视台是一艘航空母舰，这个航空母舰上的很多人的想法和意识，已经在这艘航母的前面了，但是你只能跟着它走，否则就是牺牲品。要么就老老实实呆着，要么就离开。

　　《瞭望东方周刊》：你当时没有找到下家就辞职了？

　　白燕升：如果为了找更好的下家，前年就离开了。当时河南卫视给我更高的职位，河南省的主要领导跟我谈话，希望我去，我至今感激这份知遇之恩。当年我没离开央视，还在等待，心想，万一有变化呢？最终我决定离开的时候，人们问你去哪儿？我真不知道去哪儿。我很清楚，去哪儿都没有央视平台大，但去哪儿，都不想再呆在戏曲频道了，尽管我是那么的爱戏，伤了。

　　我办理辞职，要跑十几个部门去签字盖章，有些老领导是看着我进台的，道别的时候，有人问：“燕升，你都走了，怎么啦？”当他们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内心很感动，哦，原来我工作了20年的媒体，还有温暖，平时是感觉不到的。全国电视人都被央视这样的平台吸引，但是来到这里，是不是还能人尽其才，是不是有一种培育人才选拔人才重用人才地良性机制，让有为的人真正有位置，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我觉得走是对的，人生要有清零的勇气，不能总想着失去了多少，我在央视20年得到了很多。

　　这里给了我极大的自由

　　《瞭望东方周刊》：加盟香港卫视，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白燕升：来到香港卫视最大的感受是，这里给了我极大的自由。香港卫视董事局主席高洪星先生对我说，电视我不懂，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地去做！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自由，具体指什么？

　　白燕升：以前，喜欢或者不喜欢一个剧种和一个人，在屏幕上你不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现在，就可以有态度，大胆地表达自己，表达爱憎，这是多大的自由啊。

　　《瞭望东方周刊》：在央视不能表达主观感受吗？

　　白燕升：很少，几乎不可能。如果表达了会受到限制，被谈话，被约束。我能理解，因为这个媒体影响力很大，你的话不仅仅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媒体，代表官方意愿。很多人无法想象，戏曲也有种种限制，就觉得不好玩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香港卫视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白燕升：负责传统文化栏目，还有大型活动。最近两三个月主要是了解运营情况，调试工作状态，办公室刚装修好，来上班不久。

　　这里的问题不比原来的地方问题少，包括做节目的方式、交流的方式，人们的语言和心态都不一样，都需要观察感知。但我既然加盟了，就全力以赴，有时候睡不着觉，有压力。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完美主义者，有点强迫症，无论条件多艰苦，既然做事情，都要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

　　“伪收视率”和“唯收视率”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两档很热的关于明星跳水的电视节目，你看了吗？

　　白燕升：没认真看，偶尔打开电视，觉得太恐怖了，就翻过去了。我从来不以一个人职务的高低，财富的多寡，来判断他是否成功，也不以收视率的高低，来判断节目的好坏。但是现在的电视界，太“伪收视率”和“唯收视率”了。“伪”和“唯”扰乱了我们的电视生态，甚至扰乱了人心。

　　《瞭望东方周刊》：央视也会如此看重收视率吗？

　　白燕升：我不是专门指央视，收视率调查公司面向所有的电视台。有的收视率是可以花钱买的，电视台则只拿收视率说事儿，因为要拉广告，赚钱。你看看现在的电视，不是相亲就是选秀；不是煽情就是暴露；动不动就泪奔，嘉宾哭、演员哭、主持人也哭。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老资格的主持人，你觉得一档好的节目应该有一个什么样标准？

　　白燕升：虽然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谈责任和理想了，但在电视节目中还需要责任和理想。杨澜说过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你给观众垃圾，观众就期待垃圾。拥有话语权的新闻工作者，应该用你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引导观众，而不是一味迎合，这非常重要。我们的心一斜、嘴一歪，马上就会在受众中产生巨大的负能量，你相信吗？

　　中国的电视，随着竞争的加剧，在技术层面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从人文和人性的角度，有什么成就，值得怀疑。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陆的电视节目已经能把大量香港、台湾、韩国等地的娱乐明星吸引过来，因为我们有了大量的资金和高端的技术。但是，我们的节目内容，大部分都是复制的，先从国外拷贝到国内，然后国内马上互相抄袭。缺乏创造力，而且，不以复制和抄袭为耻。

　　白燕升：对，这个风已经流行了20年了，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文化是兴国之魂，我们不能光靠GDP，如果把经济发展速度比喻成一列火车的话，没有文化的支撑和道德的约束，这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就像没有制动系统，后果非常可怕。宝马和夏利的区别在哪里？不是速度，主要区别在于制动系统上。不是看你飞得多高，跑得多快，而是看你能不能安全着陆和到达。我们的节目，对炫富和拜金的表达，无所不用其极。现在媒体节目是最繁盛的时候，也是最畸形的时候。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没有节目标榜自己是艺术节目，如果你批评它不好，他就说，我本来就是娱乐节目。

　　白燕升：全民娱乐，娱乐至死。所以说，娱乐的归娱乐，艺术的归艺术。

　　《瞭望东方周刊》：娱乐也应该有更高一点的追求吧？京剧，在上个世纪也被当成娱乐，被称为“玩意儿”，但当时的有些艺人非常尊重自己和职业，比如梅兰芳，他是戏子的生涯，但有君子的人格。所以，他把娱乐变成了艺术。卓别林，也把逗人一笑的喜剧变成了经典。

　　白燕升：对啊，陈道明说，现在人们把演员称为娱乐圈，他特别不习惯，他还是喜欢把自己当成文艺工作者。怎么就娱乐了，所以他拒绝上娱乐节目。我觉得之所以娱乐无极限，都是欲望浮躁功利物化的社会生态使然，有多少人还喜欢和享受艺术本身？相当多的艺术从业者把目光投向艺术之外的名和利。

　　有意思比有意义更好

　　《瞭望东方周刊》：经历“出走”，你生活上有变化吗？

　　白燕升：当你在一个功利圈子里逃都逃不开的时候，只能做急功近利的事。当离开那个最大的名利场，发现原来生活很重要。我更愿意换一种活法。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活法？

　　白燕升：以前，我听到更多的是“意义”，做这个选题，这个节目有什么意义？我们总是为了这个“意义”来论证，来丰富和圆满它。现在不再无端地被“意义”笼罩着，而是要“有意思”，当一个“有意思”的人做“有意思”的事，本身就有意义。原来是为“有意义”活着，现在是为“有意思”活着。

　　《瞭望东方周刊》：这几个月你好像去了寺庙禅修？

　　白燕升：在浙江宁波的小山村里，一个叫慧日禅寺的地方禅修。你可以不信宗教，但是要有宗教情怀。少一点贪嗔痴，会快乐很多。达尔文说，人通往坟墓的道路是由无数欲望的石子铺成的。作家史铁生说，人为什么痛苦？欲望超过了实现欲望的能力。有欲望是正常的，争取一下能成就成了，如果为了实现欲望去拼命争抢，甚至出卖肉体和灵魂，一定是痛苦的。

　　我的转身，不是外界说的为了钱，这些都太外在了。我已年过不惑，不会为了五斗米折腰，生活必需品都有了，这些不是我人生的第一要义。真善美很重要，对于我，为什么“真”放在“善、美”的前面，首先要真，讲真话、做真事，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不需要真，谁都会说得很善美。没有真，就变成了伪善，伪美。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好像已经习惯于坐在一起说假话。

　　白燕升：以前，我有时候解嘲说，在外面见领导、同事、下属，见五行八作的朋友，演了一天的戏，回家躺在床上，真的魂不附体，这是多么恐怖的人生啊。有时候扪心自问，我这一年到头说过几句人话？

　　我的转身，并不像朋友们期待和祝福的那样华彩、靓丽。我看过一些成功人士的传记和演讲，在描述过往的时候，连那种最痛苦的不堪，都镶上了金边，连不堪都那么美好。别那么羡慕别人，别那么瞧不起失败，失败也是一种经历。

　　成功学和失败学我都不愿意看，人生就是经历，我把这次转身看成是我的经历，确实刻骨铭心，因为要放弃原来的掌声、荣誉和伸手可及的东西，接纳现在的不习惯。往坏处讲，是一种折磨，往好处讲，是一种修炼。

　　冷门里等待春天

　　《瞭望东方周刊》：香港卫视是不是也有收视率的压力？栏目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白燕升：我想，评价标准肯定也有收视率，但是我至少没有感受到来自收视率的高压。

　　《瞭望东方周刊》：你找到了具体的突破口了吗？

　　白燕升：还在寻找。现在已经有的理念是，“戏聚天地人”，以戏曲为原点，勾连天文地理、风土人情，谈天说地，讲人性。这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比如“梁祝”，从戏曲到歌剧舞剧，从戏曲到小提琴协奏曲，还有蝴蝶文化在海内外的影响，演播室内外穿插互动。这是我早就成型的东西，只是以前无法实现，因为原来的媒体只能就戏论戏。

　　中国戏曲有200多个剧种，题材和故事非常丰富。要让海内外的人感受到，原来中国有这么灿烂的文化。前些年做的“戏苑百家”、“燕升访谈”，表面上是谈戏，更多的是谈人性。过去，人们已经把我当成了电视上的戏曲代言人，接下来，我想通过三五年的努力，向传统文化节目的代言人这个方向发展。

　　我还有一个理念，电视是在闹着做成名的，我还是愿意静下来，我相信我能找到观众，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闹得差不多了。心里有很多梦想和冲动，重新开始，还不算老。

　　《瞭望东方周刊》：有些主持人一直主持不同的节目，比如何炅；有的会主持一两个节目到老，比如赵忠祥。你想走什么道路？

　　白燕升：我们刚到央视的时候，赵忠祥老师说，主持人别贪多，一定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有的人做得多，但是不会被人记住。做得专，才有立足之地。我喜欢在一个冷门品种里加温，胜过在热门里沸腾。

　　《瞭望东方周刊》：你现在的状态，是积累了很多年等待绽放吗？

　　白燕升：呵呵，如果要绽放，这里不如以前的平台影响力大，这里或许不是我爆发的最合适的平台。我最看重的，是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想过选择一个视频网站，可能是影响力更大的平台？

　　白燕升：现在很多网站都做视频。但我觉得好像电视更有优势，电视还不过时，甚至电视的春天又开始了。你没发现电视文艺甚至娱乐节目，在沉寂了很多年之后，最近三五年在几何式地爆发吗？无论拷贝的，还是原创的。在热热闹闹过后，会有静态的、有力量的、有文化影响力的节目出现，我一直期待有这样一个轮回。

　　白燕升：知名电视人，现为香港卫视副台长。1994年进入中央电视台。被莫言称为“上天为我们准备好的戏曲主持人”。2001年获得中国主持人最高荣誉“金话筒”奖。著有《冷门里有戏》《那些角儿》等。2012年举办“燕歌行”大型公益演唱会。2013年3月从央视辞职，加盟香港卫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香港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