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打算和你结婚

　　一

　　我第一次向妈妈表白心迹时，还是个三岁的小女孩儿。我当时的想法非常郑重：我打算和她结婚。

　　爸爸当时很少在家(随意地出现和消失也是一种权利)，一旦在家，他们便争吵，互相指责对方，气氛阴森可怕。相反，妈妈和我则是完美的一对儿。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古典音乐、民间故事、诗歌和科学知识)，我们一起玩耍，分享激动、快乐和恐惧。还有比这更好的伴侣吗？而且，我和妈妈之间一旦出现矛盾，我们就会协商解决。

　　在十分认真地听取了我的建议之后，妈妈对我说她也非常爱我，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婚礼还不能举行，因为我还太小。这是个我可以理解的理由。从那天以后，我努力吃得更多，也肯吃维生素和可怕的鱼肝油了。我希望加快我的生长，最终达到足够的年龄和个头，好和妈妈结婚。

　　二

　　在我满四岁时，妈妈决定送我去乡下。她作决定时并没有忘记征求我的意见(我们是真正的一对儿嘛)：她是在得了严重的肺病之后，听从了医生的劝告，才向我提这个建议的。

　　几个月之后，当我返回城里时，妈妈对我说现在我有一个妹妹了。妈妈拉着我的手走进卧室，那里现在有了一个摇篮，她向我介绍那个新来的小人儿。

　　“她不会说话？”我问。

　　“不会。”妈妈回答。

　　“她不会走路吗？”我又问。

　　“不会。”妈妈回答。

　　事情看起来相当令人泄气。我最后看了一眼摇篮中的那个难看的小身躯，用失望的口吻，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她不会玩吗？”

　　妈妈在忍受了我那细致的观察之后，回答说：“不会，她不会玩。她还小呢。”

　　“那多没意思啊。”我毫不客气地说，随后便去忙花园里等着我去做的那些事了。

　　三

　　那一年年底，妈妈告诉我应该送我去上学了。这个计划并不令我兴奋。我想学的东西她都教给我了，或是我在不停的探索过程中都学到了。

　　妈妈对我说，我没有兴趣去学校她可以理解，但是，她又说，国家的法律规定要上学。我不愿意让她因我的错误而违反法律，因此，我应该乖乖地接受我生活中的这个新阶段。我推论着，既然我已长大到上学的年龄，我就可以完成我的梦想了：和她结婚。于是我趁机提起我们的婚姻。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因为在我父母之间频繁和激烈的争吵中，离婚一词不断出现。如果他们像计划的那样离婚，我们俩就可以结婚了。

　　这一次，妈妈用另外的方式回答我。她承认我们都爱对方，我们的关系很好，想法一致，但是存在着一个障碍。我一下想到我妹妹。我们散步时带着她，我们大声地在她摇篮前读书，而且我把我的旧玩具送给了她。当我们仨在城里散步的时候，我们就像真正的一对儿：妈妈和我，加上小宝宝——我们婚姻的果实。妈妈对我解释说，这个问题是个法律问题。法律在要求我去上学的同时，与我的意愿相反，它还禁止一个女儿和她的妈妈结婚。

　　既然法律禁止我们的婚姻，我当时惟一想到的办法就是改变这条法律。接下来我便问妈妈：“怎么才能改变法律？”

　　“那个程序很长，很慢，也很复杂。”

　　“没有其他改变法律的办法了吗？”我问。

　　她回答我说有，另外一种办法叫做革命。

　　我没有问她怎样进行革命，我早注意到了革命需要牺牲许多人，很难达到目的。

　　我记得，那天我整个下午专心致志地思考着妈妈教给我的关于生活的新知识：一切愿望，即便我们认为是最合理和最神圣的愿望，也有可能同法律相左。

　　四

　　多年后，当我回顾这段往事时，我非常感激我的妈妈。她在我成长期间使我确信，面对爱情，相爱的人的性别并不重要，就像相爱者的皮肤颜色、年龄差距、社会地位或籍贯都不重要一样。因此，我继续爱着我的妈妈，尽管我已放弃了与她结婚的计划。

　　在这一生中，我有过许多次充满激情的热恋。经过一段时间后，当我们重新相遇时，甚至无法坐下来一起喝杯咖啡。相反，当我回家看望妈妈时，那份欢乐和温情则一如既往。我们一起喝咖啡，一起欢笑，一起散步，一起阅读和听音乐。并不是我长大到足以与她平起平坐，而是有时我是妈妈，她成了女儿。这就是我们改变人类法律的特殊方式。

　　(李箐摘自《文苑·经典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