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后来居上是远景,不是现实
- 来源: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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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2-20 13:50
过去的这些年，中国很多企业成长飞快，由此常常产生后来者必居上的幻觉，其实我们还远不具备后来者居上所需要的条件。
不知道是不是大跃进那会儿落下的病根，直到今天我们还是随处可见关于某品牌国货必将超英赶美的乐观预言。这些说法常见的逻辑图式是这样的：人家美国花了一百多年才做到的，我们只花了5年就快赶上人家了，5年走完了人家一百多年才走完的路，按这个速度下去，成为世界第一指日可待。
这个逻辑图式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它不仅来自于宣传领域，也确确实实是很多中国企业家和老百姓内心的一种思维定式。比亚迪掌门人王传福公开宣称2025年要超越丰田，成为汽车业世界第一；TcL的杨兴平说国货手机将超越苹果：2004年朱江洪就说格力将成世界空调业老大；“龙芯之父”胡伟武说他们用5年就达到了奔四的水平，声称“十二五”期间将全面占领主流电脑市场，“十三五”期间辐射出万亿元规模。在香港待了6年，我经常回深圳，都会听见人说，深圳发展快，几年后，必超过香港。
中国企业的起点低，但是发展速度迅猛，能在国际竞争中后来居上，当然是我们最乐于见到的好事。但我总是有一个向后看问题的习惯，发觉这事有点像每隔几年世界足坛都会宣称出来了新马拉多纳，但现在没几个人还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回望一下这几十年的历史，在各种场合，某个企业宣称或者看趋势将超英赶美的故事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出现，但最后都湮灭殆尽，至今我们也没诞生～个世界级的品牌。上海手表、牡丹电视、飞鸽自行车、春兰空调今安在？所有这一切促使我们反思，我们发展很快，但是快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后来者一定会居上么？后来者居上需要什么条件？
后来者可以居上，这是物理常识没错，只要后来者比前面的速度快，而且一直快下去，无疑将完成超越。但问题是我们不能用某一个时段的速度来简单地推测未来一定还会这样。这个道理很简单，就以我炒股为例，在六千多点的大跌之前，按那两年一直猛涨的趋势，我似乎是可以成为富豪的，但后来发生的伤心事大家都知道了。
首先耍弄清楚的是这些年我们的一些企业获得飞速发展的真正原因。在此我用几个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1957年，云南的原始森林里发现了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叫苦聪族，在原始森林里以狩猎为生。被发现后，按政府的说法，这个部落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按照现在的算法，在苦聪族走出原始森林的头几年里，其GDP增长一定是极其吓人的。还有一个例子来自街头的擦鞋大姐，他们一家来自甘肃一个极其贫穷的村庄，家庭年收入过不了千元。现在一家都来大都市做苦力，每年能攒下一万多块回老家。很显然，苦聪族和擦鞋大姐都实现了一个时期飞速的增长，但是如果有人说他们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必将超越城里白领们的收入，恐怕很多人都不会同意这个推理。原因很简单，他们几乎不可能再持续这种高速增长。要真正超越城里白领们的收入，必须在综合素质和竞争力上超过那些白领们，这是必要的前提。
在我看来，这两个例子与中国企业的成长故事有神似之处。谁也不能否认，这些年我们增长快的一部分原因来自改革开放前我们太穷，起点太低。实在很难想象，在美国人登月10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为吃饱肚子发愁。在经过了改革前一段完全不靠谱的日子之后，只要我们抛弃一些极不正常的疯狂理念，让制度和秩序回归到基本的常识层面，就不难获得一个时期快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大大促进了我们的高速增长。从事同样的简单劳动，一个美国工人的工资是中国的20倍还多，开放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相当于将这些工人送到美国打工，这无疑是我们的企业和经济高速增长一大动力。
然而，当我们经历了一段高速的增长，缩小了一些差距之后。就面临着和苦聪族与擦鞋大姐进城生活后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要超越发达国家的企业，必须在整体管理素质上全面超越他们。否则，只能一直从事“擦鞋”的工作，总是得到世界分工体系中别人的牙缝里挤出来的那么一点。
后来者可以居上，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后来者居上是有一定前提的，否则所有后来者都居上了。这一前提就是首先要把最基本的法律与行政层面的制度理顺，继而整个社会和企业运作的素质能稳步提高。中国人往往很迷信单纯发展会自然解决这些问题，似乎只要经济增长了，整个社会和企业运作的素质就会自然提高。在我看来，这是倒果为因。事实也告诉我们，很多的问题并没有随着我们的增长而自然解决。比如，我们的法治环境改善得如何？行政清廉实效怎样？基本的商业契约得到更好的遵守了吗？社会更有诚信了吗？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连最基本的法律与行政层面的制度都没有理顺，还能够获得持续的发展、甚至后来居上？
许多人都讲深圳快要超越香港的问题，在我看来这还是比较遥远的事，道理很简单，即使香港的所有业务深圳都能做了，深圳也不是香港的对手。就像一个综合素质更高的人，你不能做的，他能做，你能做的，他做得更好。你做一个产品赚了钱，他跟着做，也能比你做得更好，你能超过他吗？
……
不知道是不是大跃进那会儿落下的病根，直到今天我们还是随处可见关于某品牌国货必将超英赶美的乐观预言。这些说法常见的逻辑图式是这样的：人家美国花了一百多年才做到的，我们只花了5年就快赶上人家了，5年走完了人家一百多年才走完的路，按这个速度下去，成为世界第一指日可待。
这个逻辑图式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它不仅来自于宣传领域，也确确实实是很多中国企业家和老百姓内心的一种思维定式。比亚迪掌门人王传福公开宣称2025年要超越丰田，成为汽车业世界第一；TcL的杨兴平说国货手机将超越苹果：2004年朱江洪就说格力将成世界空调业老大；“龙芯之父”胡伟武说他们用5年就达到了奔四的水平，声称“十二五”期间将全面占领主流电脑市场，“十三五”期间辐射出万亿元规模。在香港待了6年，我经常回深圳，都会听见人说，深圳发展快，几年后，必超过香港。
中国企业的起点低，但是发展速度迅猛，能在国际竞争中后来居上，当然是我们最乐于见到的好事。但我总是有一个向后看问题的习惯，发觉这事有点像每隔几年世界足坛都会宣称出来了新马拉多纳，但现在没几个人还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回望一下这几十年的历史，在各种场合，某个企业宣称或者看趋势将超英赶美的故事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出现，但最后都湮灭殆尽，至今我们也没诞生～个世界级的品牌。上海手表、牡丹电视、飞鸽自行车、春兰空调今安在？所有这一切促使我们反思，我们发展很快，但是快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后来者一定会居上么？后来者居上需要什么条件？
后来者可以居上，这是物理常识没错，只要后来者比前面的速度快，而且一直快下去，无疑将完成超越。但问题是我们不能用某一个时段的速度来简单地推测未来一定还会这样。这个道理很简单，就以我炒股为例，在六千多点的大跌之前，按那两年一直猛涨的趋势，我似乎是可以成为富豪的，但后来发生的伤心事大家都知道了。
首先耍弄清楚的是这些年我们的一些企业获得飞速发展的真正原因。在此我用几个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1957年，云南的原始森林里发现了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叫苦聪族，在原始森林里以狩猎为生。被发现后，按政府的说法，这个部落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按照现在的算法，在苦聪族走出原始森林的头几年里，其GDP增长一定是极其吓人的。还有一个例子来自街头的擦鞋大姐，他们一家来自甘肃一个极其贫穷的村庄，家庭年收入过不了千元。现在一家都来大都市做苦力，每年能攒下一万多块回老家。很显然，苦聪族和擦鞋大姐都实现了一个时期飞速的增长，但是如果有人说他们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必将超越城里白领们的收入，恐怕很多人都不会同意这个推理。原因很简单，他们几乎不可能再持续这种高速增长。要真正超越城里白领们的收入，必须在综合素质和竞争力上超过那些白领们，这是必要的前提。
在我看来，这两个例子与中国企业的成长故事有神似之处。谁也不能否认，这些年我们增长快的一部分原因来自改革开放前我们太穷，起点太低。实在很难想象，在美国人登月10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为吃饱肚子发愁。在经过了改革前一段完全不靠谱的日子之后，只要我们抛弃一些极不正常的疯狂理念，让制度和秩序回归到基本的常识层面，就不难获得一个时期快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大大促进了我们的高速增长。从事同样的简单劳动，一个美国工人的工资是中国的20倍还多，开放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相当于将这些工人送到美国打工，这无疑是我们的企业和经济高速增长一大动力。
然而，当我们经历了一段高速的增长，缩小了一些差距之后。就面临着和苦聪族与擦鞋大姐进城生活后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要超越发达国家的企业，必须在整体管理素质上全面超越他们。否则，只能一直从事“擦鞋”的工作，总是得到世界分工体系中别人的牙缝里挤出来的那么一点。
后来者可以居上，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后来者居上是有一定前提的，否则所有后来者都居上了。这一前提就是首先要把最基本的法律与行政层面的制度理顺，继而整个社会和企业运作的素质能稳步提高。中国人往往很迷信单纯发展会自然解决这些问题，似乎只要经济增长了，整个社会和企业运作的素质就会自然提高。在我看来，这是倒果为因。事实也告诉我们，很多的问题并没有随着我们的增长而自然解决。比如，我们的法治环境改善得如何？行政清廉实效怎样？基本的商业契约得到更好的遵守了吗？社会更有诚信了吗？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连最基本的法律与行政层面的制度都没有理顺，还能够获得持续的发展、甚至后来居上？
许多人都讲深圳快要超越香港的问题，在我看来这还是比较遥远的事，道理很简单，即使香港的所有业务深圳都能做了，深圳也不是香港的对手。就像一个综合素质更高的人，你不能做的，他能做，你能做的，他做得更好。你做一个产品赚了钱，他跟着做，也能比你做得更好，你能超过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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