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霾”路径考量环境经济

　　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彻底去除雾霾和PM2.5的代价非常高昂，科学和经济学表明的不确定性也令人无所适从。由此看来，“去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0月，财政部发布消息，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以“以奖代补”方式，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这是继9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之后中国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迈出的又一步伐，凸显了我国治理大气污染的决心。

　　然而，大气环境是公共物品，涉及多学科和社会许多方面，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彻底去除雾霾和PM2.5的代价非常高昂，科学和经济学表明的不确定性也令人无所适从。因此，雾霾和PM2.5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环境组合问题，在防治传统污染的同时，需要采取降低雾霾有害影响的特别行动，这增加了经济发展所面临环境挑战的复杂性。

　　经济发展困扰大气污染治理

　　对中国而言，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当前大气污染排放的重要根源。而城市经济空间组织结构的特征，又决定了经济发展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必然是复杂和多元的。

　　聚集经济的双重作用。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空间聚集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获得聚集经济利益。聚集直接推动总产出的增加，促进物质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的不良外部性结果是城市区域的物质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幅度增加。如果人们适可而止于减少成本的层面上享受节约所带来的聚集性收益和乐趣，相应的污染排放问题就不会越来越严重。然而，现实中人们把这种成本节约异化为生产和消费规模更大扩张的工具，所以城市的污染排放进一步地凸现和加重。

　　产业结构的纠结。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中传统工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以金融、房地产等第三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传统工业呈现陆续迁出城市的趋势。这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应该综合地考量经济发展对整个城市区域污染排放的影响。如果高物质消耗和高排放的传统产业随着产业高级化过程而在空间上转移到城市边缘区或外围区，那么污染排放问题只是空间上发生了转移，并未获得真正解决。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情形就是最好的例证。

　　城市人口增加。城市发展过程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总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意味着人均财富效率的提高，人们获得同样财富所付出的消耗减少。城市的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信息和文化等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相对集中和完善，人们享受同等水平的生活，在城市比农村更节约，这对于环境保护是相对有利的。

　　居民收入提高。城市发展使大批低收入劳动力转变成高收入居民群体，同时市场不断扩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城市成为高消费群体的聚集所在。从消费需求迅速绝对扩大的角度讲，这一进程对减缓污染排放是不利的。

　　城市文明发展与人的整体素质提高。城市居民从事比较先进的产业活动，有较高的生活质量，文明程度和整体素质较高，有利于对环境保护问题达成共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去霾路径的环境经济考量

　　中国的去霾路径与目标必须是均衡的，既不采取极端的方式，也不采取无为的做法。任何设计成功的去霾路线图，都应该是在当前采取行动所付出的成本与在经济和环境上所取得的未来收益之间取得平衡。

　　针对雾霾进行环境经济分析，可以权衡去霾所付出的成本与雾霾所带来的损失。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大气污染减排应该如何在各个产业之间以及各个地区之间进行分配、去霾时间表怎样设计、是否应该通过对相关污染的排放征税来减少排放，等等。

　　对于重点城市如北京和重点地区如京津冀而言，迫切需要的是进行符合实际的雾霾环境经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和完善相关的措施与战略。

　　当前，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正经受着传统环境污染的现实困扰。中国环境报告显示，我国六分之一的主要河流被严重污染，沿海地区的污染情况日益严重，一半城市受到酸雨的侵袭；还有越来越严重的城市垃圾等困扰。我国的环境状况十分严峻，需要在环保与增长等问题上进行更多的权衡。

　　转型绿色低碳经济

　　现阶段，我们至少要站在全领域的角度看待雾霾和去霾。虽然许多新型控制技术和发展措施为降低大气污染提供了既丰富又直接的想象空间，但其最有前途的方向是促进绿色低碳经济的转型，并同步促使经济繁荣稳定地发展。

　　与新增长理论的逻辑相一致，与雾霾相关的技术改进应该具备与投资相互促进的机制，其所形成的绿色低碳经济必须能够实现由经济系统自我推动的增长与繁荣。

　　针对雾霾的绿色低碳经济的主要内涵应该是：发展环境友善的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改善城市能源基础设施；发展绿色低碳的生产、运输和社区等，全面进行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维护稳定的能源供应，发展再生能源；确保每户家庭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能负担合理的能源价格。

　　考验政府管理能力

　　政府必须在应对雾霾行动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部门需要有效整合，综合治理、短长结合，同时其部分行为应该向市场化和社会化转化。

　　雾霾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的配合、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要求各个部门的共识、共治。不仅仅追求政府生态与环境职能部门自身工作的最优，而是追求社会、经济等职能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的最优。

　　妥善解决雾霾困扰，既是环境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要把调整优化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环境生态结合起来，促进改善民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该既有调结构方面的中长期战略，又有将重污染天气纳入地方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限产限排、机动车限行等措施。能否实现“一石几鸟”，把去霾行动化为经济升级的重要抓手，是对政府能力的一大考验。

　　最后，政府的部分行为应该转向市场化和社会化，即增加政府管理系统的非平衡力量。这意味着应该把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看做是环境经济管理的积极参与者，让他们参与去霾的决策、实施和监督的全过程。政府在管理中主要实行监督组织功能，控制和引导序变量，提高效率和形成动态的有序结构。

　　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