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中华水塔”

　　“黄河、长江和澜沧江三条大河每年向下游供水500多亿立方米，是我国淡水资源的主要补给线。三江源的安危事关全流域的安危，全流域的安危就是中华民族的安危。在国家和人类的利益面前，我们选择‘生态立省’，宁可牺牲自己的GDP，也绝不牺牲生态、牺牲环境。”

　　如果没有水，生命从何谈起？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四大超净区之一的青海省三江源，矗立在雄浑壮美的青藏高原，绚丽多姿。她是我国最大的产水区，有着“中华水塔”的美誉，更是影响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高地。这里有大量的雪山冰川、湖泊湿地，孕育了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据统计，长江总水量的2%、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源于此处。

　　但自上世纪70年代起，随着气候变暖，过度放牧等人为活动加剧，曾经美丽富饶的三江源生态遭受破坏：湖泊、湿地面积缩小甚至干涸，泥炭地干燥裸露，沼泽地逐渐消失；草地大规模退化与沙化，优质牧草逐渐被毒、杂草所取代，草地危害动物如鼠类、旱獭乘虚而入，草地载畜量减少，野生动物栖息环境质量减退……江源告急！

　　20世纪末，一批水资源专家与其他科学家，通过对澜沧江等地的综合考察，提出了“开发大西北，保护三江源”的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支持。

　　2001年8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派出专家组赴三江源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依据这次考察的成果，受青海省政府委托，国家林业局规划院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制定了三江源保护区2001—2010年的十年建设总体规划。2003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由国家发改委指导编制的《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同年8月，工程正式启动实施，累计投资75.4亿元。

　　2011年11月16日，国务院第181次常务会议批准实施《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标志着三江源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晓南向本刊记者介绍，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涉及青海省果洛、玉树、黄南、海南四个藏族自治州的16个县，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生态保护项目。

　　截至发稿，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实施已过八年，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工程的实施给三江源地区带来了什么？如今的三江源是一个怎样的模样？9月中旬，本报记者深入三江源地区，翻雪山、趟河流，行程近3000公里，见证了工程实施以来三江源地区所发生的变化。

　　留住隆务河水

　　黄河通过李家峡水库后，右岸有一条宽阔的支流汇入，这条支流叫隆务河。“隆务河”藏语意为“九条溪流汇合的河”。在距西宁约180公里外的黄南藏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同仁县，她由南到北纵贯全境，是这里的母亲河。

　　隆务河水量充沛，但记者在通往同仁县的路上却发现除了河谷里有些草木，山坡上却少有绿色，清碧的河水仿佛“义无反顾”地径直流走了。同仁县林业局局长才巴介绍，同仁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结合地带，境内沟壑纵横，坡陡沟深，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

　　汽车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上攀爬，来到一处“西山生态治理工程项目示意图”前停下。一下车，记者便惊诧于眼前的场景：绿色的暴马丁香、山杏、连翘等与红色的珍珠梅层层叠叠、相互穿插，相互映衬，形成了不同区域景观的镶嵌格局。

　　据才巴介绍，东西两山夹同仁县城位于中间，新世纪之初，同仁率先开始了东西两山的治理。“要在山上进行造林绿化，就得引水上山。之前在山上浇树，都是通过汽车往山上运水，一辆车一天最多可拉运四趟，一次拉运八立方米，浇灌一立方米水的成本高达40元。今年4月，由同仁县政府通过筹措资金实施的西山提水、分水工程正式启用，泵站将隆务河水通过管道提到山顶一座7000立方米的蓄水池里，再通过管网分配枢纽将水分别送到各个林木区”，才巴兴奋地告诉记者，“泵站启用之后，浇灌一立方米水的成本由40元降到了两元，清碧的隆务河水再也不会在同仁眼前白花花的流走了。”

　　同仁县造林绿化的决心深深感动了隆务寺（安多藏区第三大寺）的僧人。2012年5月，隆务寺寺管会主任华藏率领寺管会成员一行六人带着羊肉、饮料等慰问品到生态建设施工一线，对施工队进行慰问，并感谢党和政府对隆务寺后山生态建设的重视和支持。寺管会成员主动提出，今后将全力配合做好周边群众的协调和管护工作。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原先黄灰一色的东西两山如今已被祁连圆柏、青海云杉、暴马丁香、珍珠梅、榆叶梅、紫丁香等绿色植被覆盖，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放下斧头，拿起铁锹

　　根据英国风险评估公司Maplecroft于2012年公布的全球森林砍伐率排名，中国已经成为森林砍伐率最低的国家。

　　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境内的玛可河林区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森林王国。在长达百公里的玛可河谷南北侧，像哑巴沟这样的沟岔就有18条之多，每条沟的森林都滋养了一条河流，这18条河流汇成的是玛可河——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大渡河的一级支流。从这里，每年要向长江流域输送16.5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占长江源头总径流量的9.3%。

　　玛可河林业局副局长李长明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玛可河林业局以天然林采伐为中心工作，上级部门对玛可河林区有采伐量要求，不可多采，也不能少采，那时候进林场的车都是空车进来，满载木材下去，浩浩荡荡的，现在想想，那场面‘壮观’得让人记忆犹新。”

　　1998年，国家停止天然林资源采伐后，玛可河林区被列入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区。从此，曾经是青海省内最大的森工企业变成了直属于青海省林业厅的护林造林事业单位。“1990年的时候，林场职工工资也就200多元。2006年，林业局变成了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职工收入上去了，身份也稳定了，没有了后顾之忧”，李长明告诉记者。

　　玛可河林区森林资源管护面积达5.284万公顷，为了全面加强资源保护，林业局健全了以森林公安、林政资源管理、基层管护站点紧密配合的横向三级管护体系。但相对于如此广阔的林区面积，管理人手总是极为有限。为此，玛可河林业局除了职工管护人员，还聘请了当地有威望、名誉好的70多位老百姓作为社会管护员，每个月有近2000元的工资。这样既增加了百姓的收入，也慢慢影响了其他老百姓的保护意识。

　　如今，林场职工和附近百姓，放下了斧头油锯，拿起铁锹树苗，开始护林种树。曾经的伐木人变成了如今的护林者，让这片宝贵的天然原始林区得以休养生息，森林覆盖率由此前的52%增加到了58.99%，森林资源由过度消耗向恢复增长转变。

　　与鼠兔争夺草场

　　由于三江源地处“世界屋脊”，地理位置特殊，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在这里必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县草原综合专业队负责人马戈亮告诉记者，在三江源的不少核心生态区域，由于气候变暖等各种因素，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鼠害严重。“据调查，河南县全县草原鼠害发生面积230万亩，占全县可利用草原面积的32%，严重制约着河南县畜牧业经济的发展。”马戈亮介绍起鼠害来显得心急如焚。

　　据记者实地观察，高原鼠兔没有尾巴，习性如鼠，形似兔，体型数倍于平原地区的鼠类，故名“鼠兔”。它们是草原上一种既机灵又狡猾的害鼠，最爱吃优良牧草的芽、叶、茎、花、种籽及根，平均日食鲜草77.3克，当草场上的优良牧草被啃食殆尽成为一片废地时，就迁居他地，重新开辟一块活动场所。因此，高原鼠兔的大量生存繁殖，会直接导致草原退化，也造成地表洞穴纵横，水土流失加剧，裸露的“秃斑地”向荒漠化方向发展。

　　为了有效遏制鼠害蔓延势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从2005年8月至2012年底，分别完成地面鼠害、地下鼠害防治8122万亩和674.45万亩。

　　“目前的鼠害治理主要通过布置有机毒饵和人工捕杀来完成。”马戈亮向记者介绍，由于高原草场地形的特殊性，人工捕杀是防治鼠害的有效手段。

　　郭占发是甘肃临夏老虎山村人，村有110多个专业灭鼠队。近几年来，他所在这支甘肃专业灭鼠队在春秋两季都会来到河南县从事专业灭鼠工作。“每年的灭鼠期主要集中在春天的70多天和秋天的40多天里。今年捕杀一只鼠兔的奖励是5.5元，每天拿着杀死的鼠兔结账算钱。”郭占发告诉记者。

　　据马戈亮介绍，在秋季40天左右的灭鼠期里，一支20多人的灭鼠队可以扑灭5万—7万只高原鼠兔，治理鼠害草场15万—20万亩。

　　“牧民之前深受高原鼠兔之害，但由于不掌握捕鼠技术，只能望着草场上一一个鼠洞无可奈何，对政府推行的鼠害防治项目也是保持观望态度。但随着近年来鼠害防治效果的逐步显现，牧民们的态度开始由保守观望转为积极出钱参与。”马戈亮告诉记者，河南县早已提前完成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中地面鼠害480多万元、地下鼠害260多万元的项目投资计划，目前每年治理鼠害的资金主要由县财政支持100多万（全县财政年收入1000多万元），省里配套资金20多万，牧民根据自家草场面积自筹70多万和干部职工捐款10多万元构成。

　　“现在全县的老百姓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希望三江源二期项目尽快开展实施。在没有项目资金之前，不论想什么办法，也要保证鼠害防治一定不能间断。”马戈亮说。

　　受益于连续多年的草原鼠害防治，河南县的鼠害危害程度已大大降低，植被毒杂草少，牧草长势好，饲养的欧拉型藏羊，由于体型大，产肉率高，已成为闻名省内外的品牌羊。

　　生态立省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从2005年8月正式启动实施至2012年底，组织实施的三大类22个规划项目中，能源建设、森林草原防火、鼠害防治、退耕还林草、沙漠化土地防治、人工增雨、小城镇建设、生态移民等八个工程项目已经全面完成建设任务，共完成退牧还草5671万亩、黑土滩治理338.4万亩、地面鼠害防治8122万亩、封山育林365.1万亩、沙化土地防治66.16万亩、湿地保护108万亩、水土保持440万平方公里、生态移民10733户55773人，解决了13.3万人饮水困难……

　　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晓南告诉记者，目前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趋势已经明显缓解，水源涵养功能初步恢复，向长江、黄河以及澜沧江中下游输出的水资源有所增加，且均为优质水标准。可谓成果丰硕。

　　为了遏制三江源区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作为西部一个欠发达省份的青海，付出了诸多发展机会成本。

　　2006年，青海省政府取消了三江源地区的GDP考核指标，提出“只谈生态保护，不提工业化”的口号，生态保护成为三江源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政绩，同时严格限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矿产资源开发。

　　“黄河、长江和澜沧江三条大河每年向下游供水500多亿立方米，是我国淡水资源的主要补给线。三江源的安危事关全流域的安危，全流域的安危就是中华民族的安危。在国家和人类的利益面前，我们选择‘生态立省’，宁可牺牲自己的GDP，也绝不牺牲生态、牺牲环境。”李晓南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保护草原植被，从2006年起，一种新的生态保护方式——“协议保护”首次被引入三江源区，通过签订相关协议，政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而牧民群众则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体，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退耕还草、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一些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工程，各族群众都积极配合，用宁愿放缓发展速度的决心保卫母亲河，保卫“中华水塔”。

　　2013年是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收尾之年。据了解，《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已由青海省发改委上报国家发改委，等待批复。

　　如何组织实施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这一国家重大工程？如何处理保护生态、改善民生、区域发展这一时代命题？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强调：“要聚全省之力，在更高层次上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工作，实现三江源保护的历史新跨越。”

　　观念创新已成为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的第一牵引力。在李晓南看来，三江源的治理保护只是刚刚开始，法律法规构建、体制机制创新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资金技术等方面仍然压力巨大，守护“中华水塔”，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刊记者董彦 王英军发自青海三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