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姆斯：直面身处的世界

　　近日，美国黑人女摄影师卡丽·梅·维姆斯（Carrie Mae Weems）的回顾展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举行。展览回溯了维姆斯职业生涯三十年以来的主要作品，从早期的纪录片和自传摄影到近些年前沿的当代艺术装置，从最早的关注种族议题，延伸到对性别歧视、阶级冲突等更广泛社会文化议题的关注，维姆斯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过人的勇气，不断冲击着旧秩序和既有认知。

　　维姆斯出生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个中产家庭，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母亲经营一家烤肉店，父亲是教堂的雇工和歌手。16岁那年维姆斯有了她生命里唯一的孩子，那段日子“充满艰难与痛苦”，不知道前路是否有希望，幸运的是她得到了来自大家庭的支持。

　　1972年，维姆斯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积极投身工人运动。早期的政治情操塑造她开始成为一名摄影师。当她得到人生的第一台相机，得以有机会参加在旧金山举办的黑人摄影师年会，结识了如达乌·贝（Dawoud Bey）等优秀的男性黑人摄影师。在那里，她与这群男性摄影师一起工作，发展出自己的“记录摄影”风格——叙述故事。

　　维姆斯早期的摄影作品中有不少是以“家庭”为“记录原型”的。她将镜头转向自己生活的大家庭，试图通过偷拍真实呈现一个普通黑人家庭的生活状态，以此回应1965年发表的莫伊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报告由时任美国国务卿助理、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撰写，它得出一个很有争议性的结论，即黑人核心家庭的缺失（核心家庭即父母都存在的家庭）是其贫穷的根源，也将进一步阻碍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在父亲去世之前，我决定带他去录音室，因为他喜欢唱歌，我想记录他的歌声。然后我想到要做一个口述历史。他开始谈论他在密西西比的生活，曾经工作过的农场。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叙述，但也是一个严肃的故事——工作、劳工、战争、侵略、以及自由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渗透其中”。这些录音经过整理剪辑，加上简短客观的说明文字，最终与偷拍的家庭记录一起，共同组成了维姆斯第一个公开发表的摄影作品——《家庭故事》（Family Pictures and Stories）。在这组作品中，维姆斯并未试图去掩盖这个家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但她为观者提供了一种简单社会统计学所没有的视角，一个更加全面和更容易代入的艺术家视角。

　　像《家庭故事》一样，维姆斯的另一组著名作品《餐桌系列》（Kitchen Table Series）也以代表家庭形象的厨房餐桌为场景，表现一个现代黑人妇女的生活。她的爱情、家庭、失去、蜕变，她的作为母亲的责任、与他人交流的愿望、独自生活的不易与坚持……主角不是别人，正是维姆斯自己。用维姆斯的话说，她希望借由观者熟悉的个体，模糊既定的身份和背景，重建认知——首先进入观者认知判断的身份，是摄影师或艺术家维姆斯，而不是某个“不相干的黑女人”。在这组作品的最后，维姆斯双手支撑在餐桌上，直面镜头的画面恐怕令许多人印象深刻。虽然餐桌系列描绘的是一个黑人女性的经历，但它可能或多或少与每一位女性的生命经验重叠，这恰是超越种族和阶级界限的共鸣之处。

　　当这些作品呈现在众多以拥有“核心家庭”为傲的观者面前，他们经历的是一种颇能引起共鸣的同类经验。这种经验提供了一个通道，超越一般种族主义的目光，让观者带着个体经验而不是社会偏见走进作品，感受作品背后所要传达的价值。

　　口述和文字也是维姆斯重视的个体经验，是她常用的创作手法。表达是一种互动，是需要参与性的活动。作为艺术家，维姆斯创作出结合声音和文字的影像作品，吸引观者更好的进入故事。同时，她亦邀请观者加入口述，以不同语言习惯和词汇风格强化作品的内涵，烙上鲜明的个人经验注脚。

　　维姆斯在创作中大量运用了这种个体经验与主观视角。多年来她关注的议题如家庭关系、性别和种族歧视、阶级差异等等，无一不是受社会群体主流价值所导向的意识形态话题。多数凌驾于少数，强势凌驾于弱势，群体凌驾于个体。前者常常被群体意识、主流价值营造的有色镜片阻挡了视线，以致看不到后者作为同样独立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也无意于走近、了解镜片之后，后者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其成因。多数人固守在这样的堡垒里，默认所属群体的主流价值，以求独善其身。作为一个艺术家，与其去和堡垒对抗，不如去唤醒个体。群体意识的转变最终也只能来自于个体意识的觉醒。“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当下人际关系的集合，也是整个过去的总结。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个体能改变的非常有限。这是事实。但有改变想法的人集合起来，数量和力量依然可观。如果这个改变是合理的，那么极有可能，历史会在短时间内被改写——尽管许多人不曾想象它真的会发生。”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这段话，无疑是维姆斯创作理念的最佳注解。

　　因此，在尝试了数次个体、家庭题材之后，维姆斯更明确了摄影之于她的意义。1984年她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民间文学。此后她创作了《不是玩笑》（Ain‘t Jokin’， 1987-1988）、《美国图标》（American Icons，1988年-1989年）、《有色人种》（Colored People，1989-1990年）和《2千2百万疲惫而愤怒的人民》（And 22 Million Very Tired and Very Angry People，1989-1990）。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在公开场合明确正式地探讨政治议题。在《不是玩笑》中，维姆斯不与传统的种族观念直接对抗，而是承认种族观念是社会主流文化中的一部分，透过肖像模型和个体经验，让观者打破既有偏见，重新思考种族观念存在的合理性。而在《2千2百万疲惫而愤怒的人民》中，维姆斯以物品取代肖像，以“静物写生”与激烈的作品名称形成鲜明对照。乍看之下毫无关联的打字机、书本、地球仪成为了代表作品真正主角的符号元素。如果说之前的作品在反映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和种族问题的复杂性，这组作品则超越种族的界限，触及整个阶级的苦难。维姆斯的“政治态度”很明确，即打破一切偏见和壁垒，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和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不仅仅是一个反种族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更是一个世界公民。这一超越性别种族阶级的世界观，不只是源自她的黑人出身，更与她行走世界有关。

　　1990年中期，维姆斯来到非洲大陆，探访自己和族人最初的起源之地。在植根于血脉的紧密联结和现世的强烈距离感的共同冲击下，维姆斯创作了一系列非洲主题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当我看到时我哭了》（From Here I Saw What Happened，I Cried，1995-1996）。这组共34幅照片翻拍自瑞士生物学家路易·阿加西（Louis Agassiz）1850年深入美国南部做的黑人生物学研究调查图片。阿加西打算用这些照片作为支持他关于“黑人是劣等种族”理论的图像证据。维姆斯将照片放大，加上红色滤镜翻拍冲洗，并将照片置于打印好文字说明的玻璃框下。

　　“历史上没有任何的声音来干预……而我想唤醒人们对这些照片原本拍摄目的的思考”，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应该从人性和尊严的层面重新审视历史，维姆斯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挑战、对抗和颠覆一切存在的不合理。

　　然而“战斗”是艰难的，不仅仅因为这些议题始终触动着“多数派”、“强势派”的敏感神经和群体利益，也不仅仅因为社会变革需要巨大的动力和长久的酝酿，还因为维姆斯本身的黑人身份。一方面，黑人艺术家被称为代表一个“未被充分代表的非裔美国人经验”，这被殖民眼光双重陷害；但另一方面，接近苦难者更接近真相。黑人艺术家必须和能够建立一种更普遍的联结，超越肤色，从而重新理解种族问题、乃至其他社会议题。

　　近年来屡屡获奖无疑是对这位艺术战士最大的肯定。2013年她被授予麦克阿色基金会奖学金（MacArthur Foundation Fellowship）62.5万美元，以肯定她在艺术创作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卓越贡献。当她得知获奖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伏案大哭了5分钟，然后对自己说，嘿，这意味着你的工作没有白费。随后，擦干眼泪，又去投入工作，傍晚她还要为丈夫准备晚餐，一如往常。

　　对维姆斯的亲人来说，她只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虽然她最早的作品便是以家庭成员为拍摄主角，但他们并没有在房子里挂太多维姆斯的作品，也不认为那些作品有多么值钱。“我们为她骄傲，她勇于尝试、大胆质疑，她不随波逐流。我们爱她，但我们同样爱其他家庭成员。我们是一家人。”

　　“我知道一件事，”维姆斯说，“如果在这世上没有人指引，没有老师，没有向导，没有支持，没有援助，没有爱，你将无所依靠。”

　　文 Article/李维娜 Li Weina；图 Picture/古根海姆博物馆 Guggenheim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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