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美丽又残酷——巴尔提·卡尔个展“轻罪”

　　理性并非事物唯一的运行逻辑，在其中有混乱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自由。

　　——巴尔提·卡尔

　　生活和居住在印度德里的著名艺术家巴尔提·卡尔（Bharti Kher）的首个亚洲个展并不在印度，而是在中国。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轻罪”（Misdemeanours），是上海外滩美术馆正在为巴尔提·卡尔举办的为期三个月个展的名称。轻罪，意味着小小的颠覆，稍稍偏离正轨。

　　身份与额痣

　　人们感兴趣的往往是她的身份。

　　“我不想被定义，也不想被性别或国籍限定。”巴尔提·卡尔被问到她是否是一个印度艺术家时，她很清晰地回答。“做一个艺术家，就意味着你不想被轻易划分到某一个范畴里去。因为你一直在创造你自己的范畴。他们总想把你放进一个容易辨认的盒子里，但是这样太简单了。多样性才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有趣。”

　　巴尔提·卡尔出生在英国，在英国接受了20多年的教育回到印度。从在英国的移民，成为在印度的“海归”，身份于她始终是一个思考的对象。印度对于巴尔提·卡尔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而丰富的素材库。

　　她发现了“额痣”（bindi）这种传统的符号和材料，并将额痣转化成为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她的标志性的“额痣绘画”就是取材于这种印度女性常用的额上的装饰品。额痣所贴的位置，在印度传统中代表着生命之轮中的“智慧”，额痣常常也象征着“第三只眼”和“被隐藏的智慧”。额痣所具有的象征意味符合巴尔提·卡尔的设想，她要赋予这些沿承着传统意味的物件以新的维度。

　　首先是美学的维度。巴尔提·卡尔将额痣发展成巨大的绘画，在作品《我还能告诉你什么你不知道的？》（2013）中，她将微小的额痣细密地贴在了破碎的镜面上。当观众站在作品前，看到的是自身形象，围绕在了无穷多的额痣中间。破碎的镜面使得镜像具有了更多的折射面，一层一层展开，仿佛世界有无穷多的真相，我们永无知晓的可能。

　　“我对额痣的美学维度不感兴趣，我对额痣可能成为的其他事物有兴趣。”巴尔提·卡尔这样说道。巴尔提·卡尔对额痣的运用是在多个层面上展开的。她有时运用额痣的物质特性，用来制作眼花缭乱的额痣绘画；有时也使用额痣的精神象征，用来隐喻深奥的含义；她有时抽象了额痣，在作品《往中国的西线》（2013）中，额痣成为了一个箭头一个符号，一个失去美学含义的纯粹的指标；有时则放大额痣，比如作品《靶心女王》（2014）悬挂在外滩美术馆建筑北立面，那是16个直径超过4米的色彩各异的大型额痣，形成了18米×18米的方形矩阵。

　　巴尔提·卡尔的额痣绘画具有双重性。“额痣是很漂亮，很具有诱惑性，但是这于我不重要，它们底下的意义才是重要的，它们开始成为了地图，有了形式，像是可以代代相传的秩序。”巴尔提·卡尔对额痣的运用十分果断，有种进出自如的从容。一些从未远离祖国的艺术家往往在使用传统符号时会被当地对传统的定义所局限。而巴尔提·卡尔的西方教育背景让她在使用印度的传统符号和素材时，既可以有距离地理性使用，同时又不丢失这种符号和素材本身具有的文化力量。

　　巴尔提·卡尔使额痣有效地形成了一种新的表面，成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皮肤。在作品《皮肤讲的不是自己的语言》（2006）中，额痣成为了母象的皮肤。对于巴尔提·卡尔来说，皮肤是记忆的同义词，是存在的依据，强烈地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感。额痣形成的皮肤赋予了母象一种抽象和神圣的品质，使得母象超越了具象的存在，成为了美丽和悲剧的化身。大象本身是极富印度特色的符号，这又会让人想到巴尔提·卡尔的身份和文化源头。这种时候，她会微微一笑回答：“一个来自美国的艺术家会一直被问：你是一个美国艺术家吗？不会。可人们却一直在问我。”

　　巴尔提·卡尔的女性意识也是理解她作品的重要入口。巴尔提·卡尔在2004年创作的《混种系列》摄影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巧克力松饼》（2004）中，端着粉红色巧克力松饼的女性长着一张猿猴的脸，左腿是一条马腿，而右脚却穿着漂亮时髦的高跟鞋。很明显这是位现代女性，她必须具有野兽般的生存力和战斗力，才能在家务（巧克力松饼）、职业（高跟鞋）、自我期许（漂亮的发型）中生存下来，而且保持姿态优雅。

　　巴尔提·卡尔试图打破性别和物种的界限，创造出了雌雄同体的对象。在雕塑作品《佩戴披风和盾牌的战士》（2008）中，赤身裸体的女战士长出了巨型的犄角。犄角往往在动物界只有雄性动物才能具有。女战士的盾牌是一枚芭蕉叶，她的披风是一块普通的布料，这些极为日常的材料和巨型的神话般的犄角形成了巨大反差。女战士的脆弱和勇敢具有了一种戏剧性的表达。

　　巴尔提·卡尔从不塑造高大全的女神形象，对她而言，脆弱是个重要的维度。“我感受到她们的脆弱。女神的形象对我来说不是关于伟大的概念，而是关于当下活着的状态。”

　　地图和权力

　　地图和标记是理解巴尔提·卡尔作品的另一个重要入口。作品《往中国的西线》中，她运用额痣，在地图上标记着边界线。

　　这些地图是当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勘察航线时所印制。“当时英国人在发现这个世界。当没有任何人在乎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在标记着‘菲律宾这里有个很危险的岛屿’，太平洋上的此处有多少米深度。中国人也航海，但是并不做这样的地图。”巴尔提·卡尔敏感地察觉到了地图即权力，绘制地图隐喻着对世界的掌控。

　　在她的作品《不是所有游荡者都失去方向》（2009-2010）中，她表达了同样的反思。这件作品由一张桌子、一些板凳和七个古董地球仪组成，地球仪缓缓转动着。巴尔提·卡尔对地球仪所代表的旧知识体系充满了质疑，认为这些需要仰视的知识系统建立在毫不牢固的基础上。这些不同的地球仪和板凳，都来自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它们不断地重新定义着我们所在的世界，引领着哥伦布和麦哲伦式的航海探险，也驱动着东印度公司和资本主义的扩张。

　　巴尔提·卡尔作品中的政治维度并不是控诉式的，她的提问方式相对隐晦。“我想说的是：标记时间，标记地点，标记今天我们在这里。”

　　作品《往中国的西线》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投掷到从西方到东方的路线，标记鸦片战争之前英国资本主义的扩张路线：一开始是运输着中国的茶叶去英国，后来运输着鸦片到中国，之后是枪炮和整个资本主义的系统。这些冷静精准的航海图看起来是那么科学那么无害，却预示了之后百年惊心动魄的历史。这些地图被巴尔提·卡尔发现，在中国呈现为艺术品，提醒着我们：一百多年了，不要忘记，权力的变迁由此开始。

　　《靶心女王》（2014）这套作品也并非只有额痣这一个维度，其中也有政治思考。策展人桑蒂尼·宝达（Sandhini Poddar）的作用非常重要，她不断和巴尔提·卡尔进行着对话，激发着巴尔提·卡尔对展览的进一步思考。《靶心女王》是她们对话的结果之一。

　　占满了外滩美术馆一个立面的《靶心女王》有多重含义。这可以视作为一个公共艺术，是巴尔提·卡尔对路过外滩美术馆的路人打个招呼；也可以理解为额痣绘画的运用，额痣成为了建筑的皮肤。

　　巴尔提·卡尔试图用这个作品建立起外滩美术馆的历史和观众之间的联系。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前身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是英国人在上海半殖民时期所建。自然博物馆，和地球仪一样，将知识固定下来，陈列在橱窗里，现代知识系统的威力征服了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可人们没有意识到一点。维多利亚女王是那时的执政者。所以这个作品是个靶子，这样我们可以瞄准她，扣动扳机。”巴尔提·卡尔试图让博物馆的历史再次浮出水面，呈现背后政治、权力和资本的复杂联系。

　　“当时是什么驱动着殖民者？香料、鸦片、毒品。现在并没有太大变化。现在是什么驱动着这些最大的经济体呢？资本、石油、毒品。”巴尔提·卡尔毫不妥协地反思着这个邀请她办展的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多美啊，多么具有诱惑性，但这片土地的人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那时候的世界充满历险，人们随时可能在船上死去。现在的世界依然危险，人们可能在无形的系统中随时陷落。《靶心女王》要对准的，不止是维多利亚女王，是一切被利益驱动的资本和野心，是任何掌握了权力的人们都可能升起的贪念和欲望。“现在中国人在非洲做的，和从前英国人在这里做的，是否有区别呢？人们应当反思自己。”巴尔提·卡尔进一步提出质疑。她用额痣绘画将外滩美术馆的历史编织到了自己作品之中，向人类历史提出了深刻的问题。

　　一如展览的标题“轻罪”，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巴尔提·卡尔的作品令人愉悦的外表，她所提出的问题直击现代历史的残酷本质。美丽和残酷的双重性，极简主义的企图和极度丰富的内容叙述，贯穿着巴尔提·卡尔的作品。巴尔提·卡尔说：“理性并非事物唯一的运行逻辑，在其中有混乱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自由。”

　　文 Article/沈奇岚 Shen Qilan；图 Pictures/上海外滩美术馆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