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 建筑在当地

　　——访英国Office for Architectural Culture建筑文化事务所主持人 符传祯

　　从顽皮画童到建筑青年

　　《设计家》：请谈谈您少年时的成长经历，它对于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职业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符传祯：我生于台湾，长于台湾，少年时受家庭影响非常大，尤其在文化、艺术和教育方面。我小时候很顽皮，不爱学功课，爱画画，两三岁就开始画，每天用掉的A3、A4纸不知有多少。我喜欢画是因为兴趣，当时很多孩子放学后被父母送去上绘画课，我父母也想送我去，我不肯，就没去成。因此我在绘画方面自学比较多，直到我到美国读建筑学硕士才真正接受专业的美术训练。

　　当然，我的兴趣并不只绘画，小时候我也喜欢堆积木、做模型、拆装各种小电子物件。积木可以堆出各种形状，尤其堆小房子，这对我后来选择学建筑可能有些影响。四五年级时我喜欢自己组装收音机、发报机、对讲机等电子产品，焊接电路板都是自己做，遥控器也自己做。中学时我非常迷恋飞机模型、航模，对结构和空间的东西都非常有兴趣。

　　高中生活对我影响很大。高中我就读于台北建国中学，那是全台湾中学生心中第一志愿的学校，学校非常好，每年全台湾所有初三学生一起联考， 考进去的只有0.5%。我那时候觉得学校里各种不同的人和事都给了我很多新感觉和新刺激。当时很多老师是北大等大陆名校来的名师，多数带着我们听不懂的乡音，在学校有一个普遍现象是大家都在玩，不听老师上课，只有到了要考大学的前几个月才开始努力。建中是非常自由的学校，无论在学业还是社团方面，正是这种开放自由的学风才使得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被各种条框压制，这对我后来的创作也有一些启发，我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和注意也是在这里更加被激发。

　　《设计家》：这些兴趣与您选择土木工程作为大学的专业有关吗？

　　符传祯：其实大学四年我主要学习土木工程中的结构，这确实与小时候我对模型、结构和空间的东西感兴趣有关，尤其是高中时期我对飞机和飞行很着迷，就想大学要么读航空工程，要么读结构专业。那时候还没想要学建筑，后来进了台湾成功大学，这个大学的建筑系是全台湾最好的，我读了土木工程专业后慢慢认识了一些建筑系的朋友，开始接触建筑的东西，慢慢地我发觉建筑才是我想学并且适合我的专业，尤其我小时候还喜欢绘画。

　　《设计家》：您是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去美国读建筑硕士吗？

　　符传祯：没有，我大学毕业后当了两年兵，是台湾的义务制兵。我通过抽签被分派到金门的部队。金门生活条件很差，感觉很孤独，没有朋友，我们住那种五六十年代建的钢筋都快锈崩掉的碉堡，我在那里驻扎了两年，只回家了两次。那两年的军事训练很艰苦，后来我发现那两年我成长了很多，也历练了很多，尤其锻炼了我的忍耐力和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当完兵后，我又在成功大学当了一年助教，算是为出国热身，也是准备英语和作品集，之后才去的美国。

　　《设计家》：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大陆有好奇心的？

　　符传祯：对大陆我一直都有强烈的好奇心，我十几岁就经常收听短波收音机，主要收听大陆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苏联的国际广播台，那时候就激发了我对大陆的好奇心。我从小就对历史、文化、人文方面有兴趣，不管中国历史还是外国历史我都有兴趣，在金门服役那两年，距离大陆厦门只有一两公里，我对大陆的好奇心就更强烈了。这跟政治没有关系，只是想了解大陆这边的情况，大陆的文化等。我常常想：大陆这么大，一直延伸到中亚和北亚，这么大的土地上，人一定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种类的文化，这些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什么不同？可那时候自身还没有条件去这些地方，虽然也从书本中吸收了一些东西，但我对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击的兴趣越来越强。

　　在尊重地域文化基础上的建筑文化交流

　　《设计家》：能谈谈您在国外读书时的一些经历吗？

　　符传祯：因为我本科学位是土木工程和结构，在美国读建筑学我要学的东西很多，至少要读三年半，有的人需要的时间更长，所以我压力很大。尤其刚去时，没人讲中文，第一学期我像聋子哑巴一样，很辛苦。好在第二年我就申请到了助理讲师的职位，它是介于助教和讲师之间的职位，也有奖助学金。于是第二年、第三年我必须在没有教授指导的情况下，独立给建筑系的本科生上课，三四十人的班级，压力很大。我主要教建筑建构这门课，它是介于结构学和建筑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我教的这门课学生在设计课上也用得着，所以学生也爱上。这段时间于我是教学相长的过程，我也感觉到向比我们年轻的人学习，激发的思维可能比向年长的、有经验的人学到的更多，因为年轻人思维更活跃。所以后来在实际工作中，我也会给年轻人设计上更多的自由，先要看看他们初步的想法和设计，然后才继续往下走。

　　《设计家》：您读研究生时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符传祯：我在研究生阶段，设计方面没有明确的方向，因为每个方面都必须接触，反而是非设计的研究或课程方面我会有一些选择，当然这些研究与我实际做设计中的思考是有关系的。我从中国传统建筑开始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这些都与建筑息息相关。后来慢慢往西扩大，但还是以中国或东方的传统建筑和哲学为基础，探讨东西方开辟丝绸之路后的文化交流，比如在中古时期，宗教、文化、人文与建筑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建筑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开始更有兴趣了。

　　《设计家》：您的“丝绸之路”旅行是在什么时间段？您有怎样的收获？

　　符传祯：这段旅行发生在我在美国读硕士时。我在美国读书时很喜欢到处走，尤其喜欢去不为人知的地方，在美国第一年暑假的4个月里，我一个人开着车跑遍了美国四十几个州，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庄都去过，也参观了当地的知名建筑。跑完美国，我就想再去中国大陆一次，不仅是中国，还想往西走，于是就开始酝酿这次旅行。第三年的6月，我申请到一个独立论文研究计划，主题就是中国与中亚、西方之间的建筑和文化，并很幸运地拿到了全额补助，于是那一年夏天四个月，我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穿越了绿洲、荒原、沙漠等不同地貌，一直到达中亚一些国家，沿途的历史遗迹、历史建筑我都去看过，每到一个地方受到当地人的帮助也很多。当然也很辛苦，尤其新疆中亚地区有些遗址要开几个小时车才能到达，司机把我送到就走了，没有村落没有住宿，只能睡坑洞里。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待在沙漠或戈壁、深山里的机会很多，我发现了很多历史遗迹和艺术壁画，甚至一千多年前的文物都保存很完整，因为无人知晓。

　　对这些古迹的文字记录、拍照、测绘等工作全部由我一个人完成。因为记录中国与中亚、欧洲之间整个区域的历史、人文建筑的资料不多，所以这些记录都是我辛苦整理的。在中亚几个国家，文化与中国绝对不同，但同样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的元素，也可以找到欧洲的、印度的元素，这便是文化交融了。一两千年来文化的交融是最自然的过程，看到这些遗址和文化我很震撼，觉得那就是我理想中的地方，它让我看到了文化、历史发展的缘由。

　　《设计家》：回顾这段经历，对您后来做建筑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符传祯：影响便是我的目光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至今已经自然而然地交流了两千多年，这个过程中已经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文明，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有交流才有进步，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谁进步更大，都是整个人类的进步，只是时间点不同，然而却都是相互促进着往前推进。中国唐朝是最典型的例子，唐朝很强盛，但也包含了中西亚和欧洲带来的冲击与交流，这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无论东西方，我个人认为应该取长补短，而不是划分东西方，因为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多多少少会受到其他地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多寡而已。所以在什么地方做什么设计最重要的一定是要符合那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尊重那里的人。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是历史文化的始作俑者也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从人的发展能够看到历史文化的轨迹，也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其他文化的影响，同样历史文化也会影响人今后的走向。

　　《设计家》：您对于本土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有怎样的看法？

　　符传祯：不管是哪个地方，首先要尊重本地的地域文化，尊重本地的人。对一般人来说，本地文化仅仅是他们所知的，能够代表他个人的一种地域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西安，它不仅仅是个汉文化的城市，除了汉文化，它还受到回族、波斯、西亚和印度等地文化的影响，这些形成了现在的西安，现在的西安人觉得很正常，认为不管是泡馍还是面条都是我西安人的文化。当然今天的西安大部分是汉人，汉人可能觉得这些都是汉族文化，但其实不是，汉文化中有许多外来文化可能已经在时间的长河里被我们遗忘了。所以我认为做设计要先尊重和探讨当地的人与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当我们希望带入新的思维或新的元素时才有依据，而不是像所谓的国际主义那样，到任何地方都做一样的设计。而且我很鼓励用建筑设计的手法唤起人们对各种外来文化抱持开放的胸襟去吸收而不是一味去排斥。

　　《设计家》：现在看到的那些融合性建筑都是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逐渐形成的，然而中国的现状是有很多外来建筑元素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针对这种现象，您认为怎样在项目中处理地域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关系？

　　符传祯：您说得对，一针见血。中国是个很特殊的国家，不仅现在，过去也一样，要么极度封闭保守，要么极度开放，完全忘本，一味追求外来的东西，我觉得这很可惜。我在做建筑设计时，不去强调直接的视觉效果，例如我做一栋楼，我可以做深入些做细致些，不一定要以视觉的形象符号来表达某种概念。表达概念还是要回归到人和人的心灵体验，人在这个地方生活或参观，注重的是心理感受而不是视觉感受，人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他的思维和体验都会影响到心理，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在设计中要考虑的。

　　至于处理两种文化的关系，我建议大家在做任何一个项目时，首先不要去画图，不去看电脑上的东西，而是好好去收集研究各类相关资料，资料收集好不是直接拿来就用，而是先思考，相互讨论，有点像从前学术学者那样的空谈、泛谈，激发每个人对当地文化的深入了解，要试着把自己看做当地人，以同样的思维、同样的行为来做设计，这样的设计才是适合当地人的，而不是一种超人类尺度的完全外来物。历史上存留下来的经典文明，建筑和城市空间都是以人文人本为尺度，来表现不论是功能性或精神或超人本的其他目的。我们不能凡事求高求大，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态度。要在历史长河中建立持续甚至永恒发展，人本尺度和人文心灵才是重要核心。

　　从顶尖公司的高层地标到精品事务所的文化建筑

　　《设计家》：请谈谈您的职业经历。

　　符传祯：我毕业前最后几个月开始找工作，那时候希望找顶尖的事务所，无论大小一定要是顶尖的。我拿到了两个机会，开始在波士顿一个小但很有名气的事务所工作，后来到旧金山进了HOK，后来加入SOM。那时候正好赶上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很多国外建筑师纷纷来到中国，SOM在中国的机会也非常多，我开始关注大陆的建筑和文化方面的信息。

　　《设计家》：能给我们介绍几个您认为有代表性的作品吗？

　　符传祯：作品其中可一提的有北京的国贸三期和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总部。俄罗斯的这个项目给了我很特别的体验，我十几岁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了兴趣，读书时也学习过相关课程，没想到最后会受英国RMJM事务所征召有幸拿到并负责这个项目，它现在已经施工了，会是欧洲最高的楼。为了把这个项目做好，我深入了解了俄罗斯文化和欧洲文化，除此外，还有东方文化。俄罗斯虽然不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区域，但它是东方文化大量交汇之处，因此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能够把东西方文化都融入到项目中。这个项目我还算满意，现在它建起来了，而且基本尊重我当初的设计，我很高兴也很期待它的落成。

　　北京的国贸三期前几年已经开幕了，最终有很多修改，但落成了我依然很高兴，毕竟是中国首都最高建筑。比起做大型高层、超高层商业建筑，我也做文化类建筑，这是因为我本身喜欢文化人文的原因。这几年在中国、俄罗斯和中东等地区，我做文化类建筑的比例越来越高，包括陕西的法门寺二期，它是一个以佛文化和精神为核心的项目，有很多文化类建筑，外来人对这些建筑都很有兴趣。这个项目的挑战性非常大，它完全不能以建筑形式或符号来表现，而是完全以空和虚的设计来引发人对自身的反省，完全是从精神层面出发的项目。做这个项目对我个人的影响不小，整个设计团队只有我一个华人，因此我和我的团队阅读了很多关于佛文化的书籍，在这个项目中我成长了不少。

　　另一个是海南的潭门国际海洋渔业文化中心的规划和设计，这里汇集了很多文化的东西，也有一些商业。潭门不大，但它是个独特的地方，它以著名的、有着悠久历史的渔港为核心，包含了南洋文化、欧洲文化，还有一群需要保护和修缮的古建筑。我们为项目设计了四个展览馆，其中一个既包含新建筑也包含了古建筑，展馆的室外都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不是静态的博物馆，而是活的，因为当地的渔民就生活在里面，就连他们编织的渔网都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另一个叫电子图书馆博物馆，也很特别，融合了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细节才刚刚开始做。目前我也正在进行位于台北的一座极富历史文化高度的图书馆及展览馆国际地标项目的设计，其中和中国近代史，汉学和近代西方思潮关系深厚。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将和各位报告分享。

　　《设计家》：您创业之初有遭遇什么样的困难？早期的项目来源是如何获得的？

　　符传祯：创业之初肯定都会遇到困难，独立门户了，方方面面的经营管理事务我们之前都较少接触，困难不小，压力也不小，又赶上了全球经济危机，就更艰难了。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越危机的时刻越考验人，也越有机会，我就一直秉持这个原则走下去。早期的项目超过半数都是通过竞标拿到的，其余的是别人介绍或慕名而来的。

　　《设计家》：您将事务所设在伦敦原因是什么呢？

　　符传祯：主要是因为刚提到的俄罗斯超高层的项目方要求我到伦敦来主持这个项目，而我一直很钦佩英国的文化，有机会就直接去了，后来就长期留下来了。开事务所也是想了好些年，但一直没有成熟的机会和时间。到了伦敦后我在业界的经验也更加成熟，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事也是当时所在公司的伦敦办公室的执行总监兼设计师，2009年我们就合作开了事务所。

　　《设计家》：您的事务所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您现在事务所的模式还是保持教学中那种带有一定研究和探讨性质的方式？

　　符传祯：事务所运营也差不多五年了，我认为我们一直处在成长阶段，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学习，即便我的合伙人他已经60多岁了，依然每天坚持学习。就内部的设计和运作来说，我希望能够有一定的架构和规律，与那些大型的国际事务所或所谓明星事务所相比，我们的压力更大，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多，一步一脚印，胼手胝足是我们团队的原则态度。

　　事务所的工作模式，我希望能继续保持这样的方式，以文化人本为经，并以精致恒久为纬，虽然就建筑设计来说，很多专业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考虑和遵守，并且我们所画的每一条线，所产生的意义和对人的影响都极其关键。不管做什么设计，首先一定要能建造出来，但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探讨和思考的机会。

　　《设计家》：您生活在伦敦这样的欧洲快节奏城市，而很多项目在别国，如何衔接工作与生活？

　　符传祯：工作与生活没有太大区别，工作就是生活，因为伦敦是全欧洲节奏最快的城市，而中国、中东的节奏也很快。我本人做设计的时候要思考很多东西，思考不同的文化，因此就心灵而言是很充实的。

　　《设计家》：您在国内有设立办公室吗？

　　符传祯：我们在国内有代表，或者说代表处，在联系上是以代表的方式接洽业主，或让代表开拓新项目为主。设计方面基本上还是希望能够在伦敦本部做，有必要时项目到了中后期，也会需要当地一两个建筑师直接与甲方合作。

　　《设计家》：您希望将事务所打造成怎样类型的公司？

　　符传祯：我希望公司不要扩充得太大，尽量维持在中小型，15、16到20人就够了，做成精品，求质不求量，因为设计公司人一多想要坚持理念或坚持质量就很难了，我希望不管是做商业类建筑，还是做公共建筑、文化类建筑，都要以人和文化为主。

　　符传祯Charles Phu

　　英国Office for Architectural Culture建筑文化事务所创始人兼设计总监。

　　主持项目有圣彼得堡俄罗斯油气公司总部大楼、新香格里拉酒店、北京国际贸易中心三期、北京Ritz-Carlton酒店等，近年来代表作品包括陕西法门寺世界禅修中心及展览馆、俄罗斯圣彼得堡现代美术馆及歌剧院、中国国际海洋渔业文化中心等。

　　华人建筑师符传祯（Charles Phu）在国际建筑界崭露头角，是因其在大型国际事务所工作时设计的几幢高层地标建筑，但近年来，符传祯更多是以深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建筑进入人们的视线，他说：“这是因为我本身喜欢文化的原因。”

　　符传祯生长于中国台湾，经历了爱画画喜欢三维的不羁成长，到大学时选择土木工程中的结构专业，及至蓦然发现“建筑才是我想学并且适合我的专业”，从此，符传祯一脚踏进了建筑学的大门。符传祯对建筑学的热爱还源于其对东西方文化的浓厚兴趣。在美国哈佛和奥斯丁硕士研究期间，他以中国或东方的传统建筑和哲学为基础，探讨东西方开辟丝绸之路后的文化交流，比如在中古时期，宗教、文化、人文与建筑之间的相互影响。他曾成功地申请到了论文研究经费，历时四个月，万里征程，穿越大漠绿洲，重走了欧亚“丝绸之路”，独立完成了对沿途重要建筑古迹的文字记录、拍照、测绘等工作，同时也对他日后的建筑主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今天中国建筑市场在短期内引入大量外来建筑文化元素的现象，他一方面鼓励用建筑设计和心灵体验的手法唤起人们对各种外来文化抱持开放的胸襟去吸收而不是一味去排斥，因为“东西方文化至今已经自然而然地交流了两千多年，这个过程中已经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文明”，但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是个很特殊的国家，不仅现在，过去也一样，要么极度封闭保守，要么极度开放，完全忘本，一味追求外来的东西，我觉得这很可惜。”因此，他主张，做设计要先尊重和探讨当地的人与文化，以此作为带入新的思维或新的元素的依据。

　　2009年，符传祯开始独立创业，并将事务所设在伦敦。在伦敦这个全欧洲节奏最快的城市，他的工作与生活没有太大区别，工作就是生活。他希望尽量将事务所维持在中小型的精品规模，无论做何种类型的建筑，都要以人和文化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