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时代追求与文学精神

　　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个女性的出现是浪漫诗人徐志摩生命进程中的必然。三个女性对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但诗人的追求与创作并不仅仅于此。从历史背景的考察、政治思想的碰撞、文化素养的裂变与生存环境的挑战等方面，让我们深度剖析诗人的时代追求与文学精神。

　　人的认知、追求与情感，在社会环境与时代进程中会得到最为丰富的发展。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一个名字倍受瞩目，那就是被称作“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被指认为‘末代’的诗人”徐志摩，他短暂的一生是追求爱、自由和美的一生，其诗歌创作也追求着美的思想内容和美的形式统一，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爱”在徐志摩的理想追求中排在第一位，对浪漫之爱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在追求的过程中他为自己的理想所激荡，为自己的勇气所感动，他把追求对象美化成理想的化身，不受世俗约束，不顾众人非议，虽有恋爱不可得的痛苦，也永不放弃。徐志摩希望用无拘无束之笔创造出美好的形式以自由地表达理想—充满真挚感情的人生与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如果说徐志摩的思想力量全部来自爱来自性灵来自生命，那么他诗人生命中的三位女性：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对他的文学创作乃至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徐志摩在杭州一中读书的时候，被当时金融界和政界的名流张嘉璈看中，张就主动托人向徐申如（徐志摩父亲）求亲，以其妹张幼仪相许。

　　徐家很快答应了这门亲事，送了聘礼。两家的联姻，这对实现徐申如的家庭产业繁荣之梦是一个强有力的依托。是年志摩刚好二十岁，妻子张幼仪刚满十六岁。对于徐志摩来说，他并不了解张幼仪，婚前见面也只有一二次，在二十岁的志摩眼里，张小姐不算很漂亮，但很文静，淡妆浅抹之下，透出青春少女的天然美丽，在亲友的一片赞美声中，他也觉得喜欢上了张小姐。新婚燕尔，自然如胶似漆。妻子对公婆的孝顺，对丈夫的体贴，使志摩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和安逸。婚后不久，志摩就转入上海浸会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前身）继续他的学习生涯。三年之后，长子如孙，次子德生相继出生。

　　一九二零年秋，徐志摩在英国结识了林徽因。她的青春美貌与聪慧大方在徐志摩心中激起阵阵波澜，很快，林小姐的倩影便在徐志摩心中生下了根，再也抹不掉了。他很快对林徽因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和表白。正是这一系列因素的促使了徐志摩婚变。最终徐志摩解除了与张幼仪的婚姻，然而，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态度却并不明朗，这使得他陷入了更大更深的痛苦之中。一种深沉的孤寂紧绕着徐志摩，一晚又一晚，徐志摩出神地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但不幸的是，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态度却依然不明朗。当林徵因从徐志摩的情眼中悄然远逝时，他写下了《希望的埋葬》《情死》等诗篇，表达对生命尽情加以毁灭的疯狂希祈。

　　徐志摩对林徽因失望之后，结识了陆小曼，并被她所吸引，不久便又陷于爱河而不能自拔。一时间，陆小曼成为志摩诗情的世界，灵感的发源。《多谢天！》《我有一个恋爱》《鲤跳》《天神似的英雄》……一首首诗歌从他的笔底流出，记录着他们爱的狂喜体验。陆小曼与徐志摩相识那年年届二十二，早已是北京交际场上的名媛。她天生丽质，仪态万方，十七岁时奉父母之命嫁给了比自己大七岁的无锡人王庚，他既习武又能文，二十四岁就担任驻外武官，可谓前程远大。当蜜月的激动渐趋平静后，她渐渐发觉自己并不愉快。命运注定了徐志摩要在追求浪漫之爱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止。结识陆小曼之后，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久已渴求的东西。陷于爱河的一对佳人，一时间是根本听不见来自两人世界之外的声音了。徐志摩想象自己与陆小曼在静穆的乡村里每天相伴读书，为她朗诵自己新就的诗作，傍晚时分，两人相携于乡间的小河边或者山野的溪水旁漫步，看满天七彩的云霞，听一地醉人的音籁，闻遍野流淌的花草馨香……然而，对于浪漫之爱的追求一旦需要现实的兑现，即要与其所爱的女子在现实社会里结合时，真正的冲突便再一次出现了。养尊处优的陆小曼，过去在北京就是出了名会花钱的小姐，婚后，她在物质的欲望有增无减，挥金如土，尽情享受，生活十分慵懒、贪玩，这样的生活对一个敏感的诗人来说，简直是一种堕落。原来那个美丽可心的陆小曼不见了，徐志摩越来越感到失望与难过，憋闷使他变得寡言少语，笔下也更近于枯涩。于是在《眉轩琐语》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爱是建设在忍耐与牺牲上面的。当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情爱沿着洒满鲜花的清澈见底的小溪而步入苦涩悲凉，似乎是情断意绝的危崖境地时，他写了小说《花城》《生活》等诗。相形之下，康桥则从来是他梦魂萦绕的地方，旧地重游，景物依然，人事已非。徐志摩再也觅不回当年那一种狂放的喜悦，只好把这一份深情默默地珍藏。于是，这样的旋律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流出：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时至今日，徐志摩依然被世人认为只是写浪漫情诗的小资情调的诗人，于此，诗人与三个女性的人生纠葛，也往往被停留在情感的层面去诠释，而未能去作深入的探究，以至于疏忽了徐志摩在率真天性驱使下，追求真、爱、自由的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学精神。在徐志摩的思想后面，正是从艺术出发去探求人生与社会真谛，并在社会环境与时代发展中张扬着他的文学追求。他首先不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抒情诗人，而是一个关心政治，积极关注社会改革，并主动投入其中的颇具政治倾向的热血青年，是一个“关怀社会”的诗人。他关怀当时的社会现状，常常以诗去针砭欺压百姓的社会，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他的诗里充盈着人生苦痛不安的主题，并以鞭挞黑暗，歌颂光明，用文学去扩展他无限的人生追求。正由此，徐志摩才会背叛父命，父亲让他到美国学银行学，他自作主张改为学历史学，两年后，又去英国，潜心学习研究罗素和韦尔思的政治思想。以自己的生命实践的投入，去探索人生理想和文学精神。《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夫读书至于怀国难，决然远迈”，是最好的印证。

　　诗人面对现实而使自己的艺术品有了丰富的内在的形式，是在实践主体的高度感受力与批判张力场域下的一种拉强人生为谁生死的维度。徐志摩写于1924年的《谁知道》，显然是诗人以象征的手法，对黑暗的旧社会把人造成如此悲惨结局的一种艺术控诉。诗人将自己融于劳苦大众的恶劣环境中，与诗中鬼气森森的场景产生呼应，用“冲”“蒙”“晃”“缭”“袅”之词去营造的意象，真是一个中国贫民从黑夜里走来，穿过闪有一线光亮的街面，又走向死亡的黑暗。这是一个体印证整体的一种诗意的批判，是指责这个腐朽的旧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进步的一笔，也是诗人政治情结的一种诗意的迸发。

　　当然，徐志摩的诗更多地还在于浪漫地抒情。但透过这浪漫地田园般歌唱，我们又可见出诗人反叛的抗争和人道的精神，而在其中，艺术的政治性介入亦时隐时现，并不时地印证着诗人问政忧民的政治情怀。《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可说有其代表性，诗人一开头就秉笔直书，把批评的矛头直指现实的社会：“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如果我们就诗论事，那就是诗人在发出爱的声音，但这显然是低估了诗人的创作倾向和艺术价值。

　　如果把这首诗放到时代的背景中，那么我们就会幡然悟知，诗人的“恋爱”，乃是相对封建礼教的自由而言，是一种反封建的“五四”精神的体现！诗人虽一生短促，但他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北伐和抗战，时代的涌潮铸就的这颗诗化的灵魂，是昂扬的！所以他会正直地说，“我要一把抓住这时代的脑袋，问他要一点真思想的精神给我看看”（《晨报副刊》）。所以，志摩的诗和他的“新月”虽然不属于该时代的主流文学，但作为构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他们，以新的形式去探究思想的创新，为时代文学谱写了光灿的一笔，这也是我们探究徐志摩的时代追求与文学精神的真谛！

　　文/莫永强